近幾十年來，産權逐漸清晰，但從公司這個角度來說，中國是先有公司，後有《公司法》，這也是當時我們創業最困難的地方。所謂的“84派”企業家和“92派”企業家，區别也在這裡。
“84派”是在80年代沒有産權概念的制度環境下創業的，以事業為導向，企業家個人需要做出很大的犧牲。
而“92派”企業家的創業環境相對要好很多。1993年國家頒布了《公司法》，從那以後，在中國“什麼叫公司”這件事情才有了法律上的框架。
沒有《公司法》以前怎麼控制公司？當時海南的情況就特别亂。管理一家企業基本上就靠兩個人，一個是兄弟，一個是女朋友：兄弟管公司，女朋友管章子。逃跑的時候，基本上你自己和這兩個人一跑，這個公司就散了。
這不是天方夜譚，曾經就有一個這樣跑掉的人回來找我。他當時帶着女朋友、卷着錢跑到了南美，最後給公安局發回來一個傳真，說他在南美出了車禍，橫死街頭。
這個兄弟去年回來了。回來以後，匿名發了一條短信給我：“哥們，我還活着”。當時我就覺得這條短信很突兀，怎麼說“還活着”？難道是曾經死了的人？我一打電話，果然是這個人，說他回來了，得見一下。
我們約在一個不太明亮的地方見面。他很坦率，帶了公安局的人過來。見了以後，他拿出身份證和一本護照，對我說：“大哥，兄弟我現在沒問題了，公安在這兒作證，大哥可以放心談事。”當時海南就是這樣，沒有《公司法》，大部分都是按照江湖規矩辦事，所以比起很多企業家，我有更重的江湖習氣。
《公司法》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直到《公司法》出現以後，我們才開始慢慢了解怎麼管理公司的組織形态，開始設立董事會和法人。
1991年創辦公司的時候，我們平均年齡25.6歲，我是24歲。我們自認為是“暴發戶”。“暴發”以後，哥們幾個決定送我去美國長見識，還說要多帶點錢，别讓人家看不起我們，就給了我4萬美金。
1994年，我去了美國。到了當地，發現現金用起來不方便，就把錢存在一個朋友的信用卡裡，一通亂刷，以至于銀行認為那個朋友消費得太不正常，可能是準備自殺，不斷打電話給他。
那個朋友當時正在美國鼓搗一家公司，我通過他認識了和他一起創業的夥伴，談得很歡，就決定一起創立一家新公司。我大概投了30萬美金，公司交給他們管理。這也是我第一次知道“現代公司”這個概念。
回國後，這家新公司接到一些項目，忙活了一通就說要上市融資，股份要賣18.5美元/股。我原來的幾個哥們覺得融資這回事太難理解：按我們的“土說法”，我投錢再少是金子，最後長最大都是靠原來那點兒金子，不能說個兒長大了，我投的金子就變成不值錢的土了，股份都握在别人手裡。
美國回來的那幾個合夥人就說，“你們在這兒這麼土，新的投資人會不樂意投資。”他們的意思是，希望我們退出。
高級投資人入股後，更不希望我們幾個土鼈在公司攪和，就給了我們一個不錯的價格，我們當時覺得挺劃算，就主動退出了公司。後來，這家公司成了留學生回國創業、上市的招牌公司，現在粗略估算一下，我們的損失大概是1億美金。
所以，“92派”和“海歸”的差别就在這兒。我們“92派”當時不懂市盈率、PE、估值、團隊，1997年“海歸”回來以後，對我們産生了很大的沖擊，企業制度也有了很大進步，也終于讓我們知道現代企業制度、市場和公司的關系。這是關于企業的一條發展線。
另外一條發展線，是企業家群體的變化。從1984年到現在，這些年輕的企業家，實際上是中國社會主流人群當中分離出來的一部分人群去創業，取代了之前社會邊緣人口做生意的現象，這是一個轉折。
現在的年輕人是非常棒的一批人，他們使市場經濟變成了現代市場經濟，服務業、律師、投行都裹進來，市場變得非常有活力，造就了BAT這些大企業。
在回顧的過程中我們發現：改革才是最重要的。改革的目的，是建立有法治基礎的市場經濟體系，隻有在這樣的體制中，才有最優秀的企業家跳出來。就像開奧運會一樣，訂立的規則要非常清楚，沒有人敢挑戰，這樣的奧運會才是好的奧運會。沒有清晰的規則，事情都是村裡狗蛋兒和二嘎子說了算，哪怕是狗蛋兒他媽、他爸，再牛也不一定能做出成績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