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為什麼需要G20，G20為什麼需要中國
進入新世紀以來，國際體系正在發生曆史性的轉折，這個轉折體現在全球治理方面：由過去西方來治理世界，向東西方共同治理世界轉變。東西方共同治理的特征就是中國力量的提升，因為中國實力的增強，特别是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它對國際體系和世界格局的演變所産生影響。目前西方發達國家，例如G7，占世界經濟G20總量的比例也在不斷下降，目前隻有40%多，所以，世界需要一個更加平衡的、反映國際政治經濟力量變化的全球治理的平台。
2008年金融危機是由美國的次貸危機泡沫破滅引發的，這裡就暴露了一個長期被掩蓋的問題：美國和西方提倡主導的經濟性自由主義理論和所謂的“華盛頓共識”都被曆史證明不太管用，而且禍害不少國家。各國都在思考一個問題：世界經濟的國際合作究竟要走什麼樣的道路？
2008年的時候，西方國家面臨危機後，它就想到需要一個平台來磋商，來回擊或者遏制金融危機的蔓延，跟中國磋商的時候想到了G20，因為G20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力量相對平衡，而且經濟金融領域原來就存在财政部長和央行行長磋商機制，沒有西方那套理論的曆史包袱。
G20要成為協調全球經濟事務的首要平台及東西方共同治理的新的國際模式，包含兩方面：一方面，G20是西方工業革命幾百年以來第一個由美國為主的西方發達國家或者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發展中國家可以平等磋商、共同協調全球經濟治理的國際機制。另一方面，G20既是一個應急機制，同時又是一個長期性的全球治理的機制現在需要轉型，因為國際秩序也在轉型。
全球的主要大國和主要經濟體在G20内部的互動，G20在國際政治經濟中地位的上升，兩者疊加，影響新的世界經濟和秩序的形成，因此，世界需要G20。
2008年把西方賴以支撐的理論打破了，而中國改革開放幾十年以來在國内治理的成功經驗，它的發展模式和制度保證，對世界各國來說，特别是對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來說是很有吸引力的，是一個可供選擇的新的發展模式和發展道路。特别是中國最近提出來的新的發展理念：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更加凸顯了中國在這方面的智慧。
在G20的華盛頓、倫敦和匹茲堡三次峰會上，中國在應對金融危機時發揮了關鍵性作用。華盛頓峰會于2008年11月中旬召開，11月初，中國通過率先推出4萬億人民币的财政刺激措施，帶動G20成員先後都推出了一系列的财政刺激措施，提振了市場的情形，遏制了金融危機的蔓延。
2009年4月初的倫敦峰會上的主要問題是：IMF的錢太少了，當時大概還有三千多億美元的基金。G20成員包括英國和美國等都想擴大，當時的目标是增加到五千億美元。但當時都沒有錢，于是首先想到中國，所以英國就讓中國帶頭。從世界經濟的角度出發，從中國跟世界的關系出發，從中國的擔當出發，承諾我們出資500億美元，占總目标的十分之一，中國帶頭後，在倫敦峰會上很快就形成了1.1萬億美元的救助盤，又一次穩定了世界經濟的信心。
G20當前需要克服的三個問題
首先是協調的問題，其次是執行力的問題，最後是領導能力的問題。因為我們自己當主席了，所以要對G20有一個深入的了解。從國際背景上來說，G20的轉型和改革全球治理的體系，都涉及國際制度性的改革。全球化或者全球化利益的分配格局要改變，就要動很多國家的奶酪，這是很困難的。G20之所以存在執行能力、協調能力和領導能力方面的缺陷，有三個根本原因。
第一，全球經濟治理本身存在嚴重的缺陷。這個缺陷包含兩點：治理的赤字和碎片化。全球治理的碎片化和全球治理的缺乏，與經濟全球化及各國經濟相互依存不斷擴大是一個根本性的矛盾，一方面經濟相互依存，另一方面全球治理又存在嚴重缺陷。
第二，全球治理主導權的失衡。因為西方過去長期在全球治理方面保持着話語權、決策權、議題設置和規則制定的優勢，發展中國家一直以來是一個弱勢。過去都是G7在把持，到2003年開始才出現所謂的G8+5，加了五個發展中國家，但并沒有真正參與到全球經濟治理的核心決策裡面。當全球經濟力量和政治力量發生改變的時候，全球治理的主導權如何分配是一個大問題。西方當然不太願意讓渡主導權，這個很難。
第三，随着貧富差距擴大，全球化的負面效應積累。許多國家，特别是一些主要國家，反全球化的思潮、民粹主義的思想在上升。例如美國大選，英國脫歐，歐盟現在遭受一系列的危機，全球化現在遭受反全球化力量的沖擊也很大，而且這些力量不僅僅是思潮問題，已經體現在各國的左右翼政黨方面，一定會對這些國家的政治生态和社會秩序有影響。
G20很難協調，現在G20實際上有30多個國家參與。據統計，從中國接任主席國到9月4日、5日開會，中國組、協調人和專業領域要開60多次會議，這還不算雙邊國家協調，60多次會議協調成本很高，也很難。
協調G20和聯合國系統的關系，還有G20和外圍組織的關系。T20就是20國智庫，現在有婦女、勞工、青年、商業等，參加的成員多樣，利益訴求也趨于多元化，好處就是增強了G20的合法性，提高了G20在法理上的地位。但是因為比較廣泛，要協調起來确實很難。
另外一個協調難是因為現在G20涉及的領域太廣了。例如現在涉及到發展問題，包括國際政治經濟的方方面面，貿易投資，财政貨币政策，經濟結構改革等都有所涉及。但是我們現在做的是工作組是自己分别開的，很難把它集合起來形成統一的政策建議。
執行能力難，執行能力不足，在應對危機的頭兩年，因為大家都感到這個世界要垮台了，經濟體系和貨币體系都要垮台，所以同舟共濟，G20的決定都能夠執行，号召力很強。但後來危機慢慢消退以後，問題就顯現出來了：沒有執行力。因為G20本身隻是一個論壇，論壇就是領導人做一個很好的聲明，有一個很好的領導人宣言，但是落實比較難，沒有秘書處，也沒有聯合國規定的執行的權利。
領導能力的不足表現在G20現在内部的分化。G20内部現在有三個小的組合，不算團體。一是G7，二是金磚國家，剩下來那些中等國家說，我們也得組合一下，由五個國家出面，叫MITKA，由墨西哥、印度尼西亞、土耳其、韓國和澳大利亞組成，他們自稱為中等強國。變成三個組合了，即使組合起來，在G20内部也很難協調，所以領導能力自身也有問題。現在地緣政治的矛盾在加深，大國合作的意識在減弱，競争的意識在加強。國際經濟的合作基礎是大國的共識，大國的合作，沒有這兩點基礎，談不上其它方面的合作。
中國如何實現對G20的貢獻
中國已經進入世界體系的核心，今年又主辦峰會，世界對中國的峰會有三個期待：
第一，期待中國能夠推動G20帶領世界經濟走出長期低迷的困境。現在世界經濟形勢越來越嚴峻，世界銀行和貨币基金組織都不斷地降低今年的經濟增長預期。目前處于長期低迷，期待中國除了搞好自己的經濟以外，能夠給大家出主意。
第二，在G20轉型方面有實質性的行動。讓它真正成為全球治理的首要平台，而且有比較強的決策和咨詢能力。
第三，希望G20能夠繼續推動全球治理的改革。習近平主席強調，我們要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為中國發展和世界和平創造有利條件。
對中國來說，今年主辦峰會，能不能從目前已有的思想方案着手，發揮我們應該發揮的領導作用。例如，我們首先要着眼于這個峰會的主題，就是世界經濟的強勁、包容和可持續發展等，就是如何促進世界經濟的增長，這方面的首要問題是主要經濟體的宏觀經濟政策和金融政策間的協調。現在主要經濟體的經濟政策和貨币政策其實是互相踩腳，G20能不能解決協調問題？能不能讓财政部長和央行行長機制真正發揮作用，起到協調監督的作用？主要經濟體在制定本國的經濟金融政策的時候，要考慮它的溢出效應。在具體政策方面，要重視就業和增長的關系，特别是青年的就業，增長、就業和發展是相輔相成的，其核心是經濟增長，關鍵是就業，最終目标是實現發展。2015年聯合國制訂了可持續發展的目标到2030年要完成，因此，賦予G20一個任務：G20要帶頭制定核心的、高标準的、國别的方案，中國已經在做了，G20成員在這方面要帶頭。
G20在轉型方面還要腳踏實地，我們可以推動G20做的：一是要設立一個秘書處；二是要縮小議題的範圍，聚焦議題範圍；三是要提高工作組研究小組的效率和相互協調的問題；四是要加強領導核心，現在有三駕馬車的機制，一些學者提出來要成立五駕，要有一個常設的、核心的機制。
應該專門有一個危機應對小組，不影響G20的主要工作和方向。我們過去有體會，經常會出現因突發事件被綁架，本來議程設計得好好的，突然有一個事件或恐怖襲擊，分散了注意力，結果亟待讨論的問題都沒有讨論。
中國确實要身體力行地推動全球治理改革。首先，要把IMF的貨币基金改革進一步深化。特别提款權的使用範圍可以擴大，成為真正國際上流通的儲備貨币。其次，建立大宗商品價格穩定的機制。大宗商品價格的波動對很多國家，特别是依賴資源出口的發達國家沖擊很大，對世界經濟沖擊也很大，從長遠來看，對世界經濟是不利的。
最後，克服全球治理碎片化。把現在已有的自貿區的協定和各種各樣的區域合作協議适當地整合。
當今世界上有450多個自貿區的協定，美國在推動TPP和TTIP，東盟、中國和其他國家則在推動RCEP，全球化的時代還是要有一些全球都能接受的規則。
今年G20有一個特别重要的問題就是發展意識，因為這個世界存在的根本問題是：有一些國家已經發達了，有很多國家還沒發達，或者還處在工業化的初期，經濟沒有發展。聯合國已經把這個問題提到一個很高的高度，中國是一個倡導全球化利益的國家，如果沒有發展中國家整體的發展，世界經濟的發展不可持續，全球治理也會是空談，所以我們要聚焦，要花多力氣來解決發展問題。（本刊實習記者張宇佳報道若藍攝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