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0年，十六歲的上海女青年周靜芝響應号召，來到皖北農村插隊落戶。
天不亮就下地，幹兩個小時的活，回村裡吃飯。早飯是紅薯粥加紅薯餅；午飯通常在地頭解決，紅薯餅拌辣椒，難得有鹽水煮黃豆；晚飯是紅薯湯加紅薯幹，吃到胃裡直泛酸水。那時朝思暮想的，不過是一碗白米飯，外加一碟鹹菜炒毛豆。
一間漏風的土夯屋子，住着五個來自不同城市的女知青。遇到雨雪天不用出工，大家就躺在鋪上，有一搭沒一搭地聊天兒。
聊天兒的内容通常和吃有關，美其名曰“精神會餐”。
靜芝問蘇州的冬珍：“要是現在能回去，你最想吃什麼？”
冬珍說想吃八寶鴨，衆人來了興緻。冬珍接着說：“一歲大的麻鴨洗剝幹淨，抹上醬油、黃酒、白糖，鴨肚子裡填火腿、冬筍、栗子、雞丁、筍丁、雞胗兒、蓮子、糯米飯，上屜，大火蒸熟。咬上一口，軟糯無比。”
南京的雪梅插嘴：“八寶鴨有啥可吃的，我們南京韓複興的桂花鴨，吃一口，嘴巴能香三天。”
杭州的紅英小聲說：“我想吃東坡肉。”衆人問：“東坡肉是什麼肉？”
紅英說：“買上好的五花肉，最好是五六分肥的，切成方塊……”
大家一起擺手：“咦，不要吃，不要吃，那麼肥，膩都膩死了。”
那是插隊的第一年，城裡來的女生，哪怕數月不進油水，對大肥肉還是有着天然的抗拒。
紅英急了，漲紅了臉說：“一點兒也不膩，真的，不騙你們，你們吃一口就知道了……”
鹽城的來娣說：“我們老家的魚松才好吃呢。最小的帶魚一角五分一斤，上屜蒸熟了，剔除頭尾骨，加一點兒辣椒炒，炒熟後放涼，裝瓶，下飯吃。那個鮮啊，真沒話講。”
大家一起咽口水。
來娣說，她家裡一共有五個弟弟妹妹，爸媽規定每個人每頓飯隻能夾一筷子魚松。吃飯時大家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就怕誰多夾一點點。
來娣問：“靜芝，你最想吃什麼呀？”
靜芝低下頭去。良久，聽見她輕輕地哽咽：“我想家了，我想吃生煎……”
我知道那家生煎店，印象中，是一個小小的、破舊的店面，藏身于喧嚣的菜市場中。無論刮風還是下雨，門前永遠排着長隊。每次母親回上海，總要帶着我去吃一回。剛出鍋的生煎皮色金黃，焦香四溢，輕輕咬一口，滾燙的肉汁便濺了出來。
我見過母親插隊時的照片，瘦得顴骨突出，紮兩個小辮子，穿白襯衫、解放鞋，胸前佩戴着領袖像章，昂首挺胸。
（二）
六九屆初中畢業生“一片紅”，統統下鄉插隊。靜芝的第一志願是去黑龍江呼瑪，隻因為“要去最艱苦的地方”。靜芝的母親心疼她身體弱，偷偷去學校找老師，把志願改成了離上海較近的皖北。
名單公布的那天，靜芝是哭着回家的。同學們說她是“叛徒”“逃兵”。和母親大吵若幹架後，靜芝坐上了開往蚌埠的知青專列。上海站紅旗招展，擠滿了送别的人群。火車開動，哭聲一片。坐十幾個小時的火車到蚌埠，先乘卡車，再換驢車，一路颠簸，來到了這個被稱為“皖北西伯利亞”的地方。
迎接知青們的第一頓晚餐是綠豆籼米飯，硬硬的一坨兒。靜芝吃了一口，紮在喉嚨口，難以下咽。一旁的村民悄悄咽着口水。六八屆的“老知青”趕緊勸：“快吃吧，以後連這個都吃不上了。”
村北河灘邊有一片沙地，種不了糧食，隻能種西瓜。村裡有個老鳏夫，幹不了太重的體力活，專門負責種瓜，大家叫他“瓜把式”。夏天，西瓜熟了，兩分錢一斤，可以從工分裡扣。這是難得的可以敞開吃的日子。那些天，從老人到小孩，個個肚子滾圓。瓜不扛餓，一天要吃上好幾個，人們仿佛要把一年的甜全裝進肚子裡。
女知青們搭班看瓜，沒有工分，但瓜可以随便吃。大熱天，在沙地上搭一個涼棚，擺兩把竹椅，女知青砸開一個瓜，隻咬瓤心那一塊，嘟囔一聲：“不甜。”瓜把式劈手奪過，甩得老遠，說：“再挑！”扔瓜不算浪費，那時村裡不通公路，瓜運不出去，來不及吃的都爛在地裡了。
吃飽了，瓜把式在肚子上搭把蒲扇，卧倒在竹椅上，酣然睡去。
靜芝在上海時學過一點兒素描，便拿出紙筆，畫下瓜把式的睡相。畫畢，張貼在瓜棚外，路人見了都笑。瓜把式醒來，見大家紛紛掩口而走，心中疑惑。等發現了原委，氣急敗壞，跳着腳罵了一通。罵完了，自己歪着頭端詳作品，不好意思地笑了：“這兔崽子，畫得還蠻像咧。”
（三）
皖北紅薯多，紅薯幹三分錢一斤，做成粉條則賣五毛錢一斤，是絕對的奢侈品。那時，靜芝一天的工分才八分八厘七。
粉條一般在冬季農閑時做，一來做粉條需要大量的勞動力，二來做好的粉條要凍了才能吃。村裡有個河南來的粉匠，人稱“粉把式”，負責全程指揮。
紅薯切片曬幹，大磨碾碎，小篩子篩過，大鍋裡煮成糊糊狀，倒入漏勺壓。幾個精壯小夥子一齊發力，糊糊便從漏眼裡齊刷刷地往下掉，落入滾水鍋中成形後，迅速撈出，挂在竹竿上，晾成半透明狀，粉條就做好了。條件好一點兒的人家，會請粉把式特别做一點兒綠豆粉條，跟豬肉、白菜擱在一鍋裡煮，晶瑩剔透，入口爽滑，是過年才能吃到的大餐。
我記得母親從來對市場上賣的粉條不屑一顧，她半是驕傲半是遺憾地對我說：“可惜了，你是沒吃過我們隊做的粉條。”
有一次，靜芝和生産隊隊長張見本去公社開會。開會的規矩是自帶幹糧，統一交到公社食堂，黃豆、綠豆、粉條、豆腐、玉米面……都可以，公社按一定的分量向每個人收取。
兩個人去倉庫領了一斤黃豆。快到公社時，張見本有了主意，他對靜芝說：“小周啊，咱們今天不吃食堂了，俺帶你吃點兒好的。”
那時黃豆是硬通貨，一斤可以換三斤豆腐。張見本跑了幾個攤子，拿黃豆換來一斤豆腐、四兩粉條，外加一把蔥。又找了個認識的人家，把豆腐和粉條一鍋煮了，撒上鹽和蔥花，滴幾滴麻油，熱騰騰，香噴噴。
很多年後，靜芝還記得那碗豆腐粉條的味道。
（四）
快到年底了，靜芝要回上海探親。大隊會計算盤一打，刨去飯錢，靜芝一年總共掙了十塊錢，可隊裡連這十塊錢都發不下來。張隊長過意不去，給知青們湊了些黃豆、綠豆、花生、瓜子、粉條，還有極其珍貴的芝麻油。在城市，這些都是憑票定量供應的。靜芝還偷偷找村民買了些雞蛋，用鋸末墊着，包在衣服裡，捆得嚴嚴實實。一輛驢車，載着大包小包，送姑娘們去火車站。
坐了一夜的火車，抵達上海北站。靜芝下了車，提着行李，東張西望。突然，行李被一把搶去：“阿姐，我來。”回頭一看，是兩個弟弟燦爛的笑臉。他倆天不亮就在車站等了。“阿姐，這麼重，帶什麼好吃的啦？”“阿姐，姆媽一早去買了帶魚，晚上有口福了。”“阿姐，我學徒工轉正了，過兩天請你們去‘梅龍鎮’撮一頓。”“阿姐，‘梅龍鎮’不劃算，阿拉多去吃幾頓生煎……”
靜芝和小弟坐公交車回去，大弟怕雞蛋擠壞了，執意要步行回家。
當晚，小小的屋子裡熱氣騰騰，蒸鍋裡擱着帶魚，鐵鍋裡炒着花生、瓜子，靜芝的母親做了蛋餃肉皮湯，父親特意開了一瓶酒，一家人歡聲笑語。觥籌交錯間，靜芝掉下眼淚來。一年的辛苦别離，不就是為了這一天嗎？小弟夾給她一個蛋餃：“阿姐，趁熱吃。”
此刻已是萬家燈火，流離了一年的人們，終于坐到飯桌前，吃上了一頓團圓飯。
食物，是家長裡短的溫暖，是艱難人生的補償。滾滾紅塵，芸芸衆生，沒有比食物更能安慰人的了。
（五）
村裡的老地主，山窮水盡了，一家家去敲門、借錢、借肉票，能借多少是多少。揣着錢和肉票，老地主去集市上買了半斤五花肉。據說，老地主回村的時候，全村的狗都圍着他轉。
關上房門，一條條切下肥肉，熬成豬油。剩下的肉切成薄片，用豬油煎，煎到兩面金黃時，撒上粗鹽。肉吱吱地響，用筷子夾一片，送到嘴裡慢慢嚼。
五歲的小孫女坐在小闆凳上，咽着口水，眼巴巴地望着他。家裡好幾個月沒見過油葷了。
老地主把半斤五花肉吃完，半口也沒給孫女留。他抹抹嘴，把孫女攆了出去，再次緊閉房門，用一根褲帶了結了自己。
一直難以忘記這個故事。在生命的最後一刻，老地主在想什麼呢？強烈的味覺、嗅覺刺激，飽腹感帶來的充實，是否動搖過他赴死的決心。食物是這人間最後的慰藉，食物也把他逼上了絕路—買肉欠下的債，猴年馬月才能還清？他早就盤算好了，鄉鄰仁厚，他死了，絕不會為難他的後人，這筆債就算跟着他一起入了土。
好嘛，時辰尚早，慢慢地嚼。
（六）
六十八歲的老生産隊長張見本坐在門檻上喝着紅薯粥，他低着頭，捧着偌大的碗，把紅薯一塊塊扒拉進嘴裡。
我叫了聲張隊長，他放下碗，吃驚地看着我。
“張隊長，從前這兒來過一個叫周靜芝的知青嗎？”
“有過，有過。你是？”
“我是靜芝的兒子。”
“我的個娘嘞。”
我告訴他，我來蚌埠出差，發現離母親當年插隊的地方不太遠，便一路尋到了這裡。張見本唏噓不已，三十多年了，我是頭一個回到村裡的知青後代。
老隊長放下碗，領我去看母親她們住過的土屋，那裡現在已是一片廢墟；又指給我看她們走過的路，犁過的田。他對每個路過的老人吼：“看看，靜芝的兒子。”老人們張大了嘴。一位大娘攥着我的手不放，眼淚都快掉下來了。
我問老隊長，村裡還做不做粉條。
“早不做啦。現在方便，哪天想吃了，就去村口的超市買點兒。就是那個味……唉，沒滋味。”
“還種西瓜嗎？”“那都是啥時候的事情了。瓜把式一走，再沒人願意種。麻煩，還不賺錢。”
他好像想起了什麼，笑眯眯地問：“你媽媽現在還愛吃生煎嗎？”
我詫異：“你也知道生煎？”
他大笑起來：“誰不知道那個一提生煎就想家哭鼻子的女娃子。我們問她生煎是啥，她說就是把肉包子放在鍋裡煎……”
我沒有告訴他，母親當年心心念念的那家生煎店，後來開了許多分店，成了著名的連鎖品牌，卻不再是從前的味道。
食物的香氣裡有一條通往過去的路，當食物消失，記憶也就不複存在了。一代人老去，他們曾經迷戀過、惦記過的滋味也随即被遺忘。
臨走時，張見本非要送我一壺芝麻油。“拿着。”他說，“是自家的小磨推出來的，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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