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财富、權力、美貌甚至情感，一切都是相對的，與一個人的欲望相關。每次你渴望一些你無法得到的東西，你就變得更匮乏一些。
嫉妒是一種古老的社會情緒
“為什麼别人都過得比我好？”這樣一種普遍彌漫于現代人心頭，但又沒有多少人願意承認的社會情緒究竟從何而來？我們内心的失衡與這個高速運轉的時代、與鼓吹以消費交換自尊的消費主義社會、與人人互聯的社交媒體技術之間有什麼樣的關系，以及我們如何才能走出這種交雜着嫉妒、焦慮、憤怒、遺憾與自我懷疑的負面情緒？
其實，技術是我們讨論的重點。我們想知道，社交媒體在這種普遍彌漫的社會情緒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畢竟，時時刻刻與世界保持連接，時時刻刻與人際相連接，外面世界的精彩都在眼前，别人的美好生活都在眼前，是一種我們并不熟悉，也不知道如何去應對的人類情境。
20世紀50年代，美國心理學家利昂·費斯廷格有一個著名的“社會比較理論”。他認為：我們每個人都有評估自己的需求，而我們對自己的評價往往需要建立在與他人比較的基礎之上。
費斯廷格認為，社會比較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向上比較，即與那些比我們好的人相比，這種比較會導緻不安全感與卑微感，挫傷自尊，甚至出現抑郁症狀；另一種是向下比較，即和比自己差的人比較，這種比較相對能讓人們看到自己積極的一面，提升自信。
所以，一個最簡單的解釋是——社交媒體之所以是一個羨慕嫉妒恨的戰場，是因為它很容易引發向上比較。
如我的同事在文中所寫，“手機的方寸之間時時刻刻展現着‘詩與遠方’：A和他新交往的女友正在逛上海迪士尼；B打卡了遠山碧水、斷橋殘雪；C帶着孩子在日本賞櫻花；我還得知D享用過一頓充滿鮮筍蠶豆荠菜香椿的春日午餐，E在學習品味雪茄、茶葉和咖啡，F正癱倒在家裡的沙發上，聽着舒伯特撸貓。還有一衆人在與朋友聚會，有酒有肉；另有一個小群體剛搶完了北京電影節的票，吆喝着‘同去同去’。”
在現實世界裡，你卻在北京的大霧霾天裡蓬頭垢面、百爪撓心地寫一篇題為《為什麼别人都過得比我好？》的文章。你怎麼可能不對命運生出那麼一點怨恨之情呢？
嫉妒是一種古老的社會情緒。隻不過社會一向不大允許我們表達這種情緒，所以每次當嫉妒的情緒在心頭冒泡時，“羞恥感”和“負罪感”也如影随行。但“嫉妒”也許透露了一些關于我們自己的很重要的信息，我們不應該隻是選擇壓抑它，而是了解它背後傳遞的信息到底是什麼？我們到底為什麼會嫉妒？我們在嫉妒什麼？
關于社交媒體焦慮症，國外媒體發明了一個詞叫Fomo（fearofmissingout），指那種總在擔心失去或錯過什麼的焦慮心情，也稱“局外人困境”。
一開始，Fomo似乎隻是特指擔心錯過派對之類的社交場合，但後來範圍漸漸擴大到一種普遍的焦慮感。這種焦慮感指向兩個方向：第一，你總覺得朋友圈裡會有什麼有用的或者好玩的東西出現，不刷就會錯過。第二，你覺得别人似乎抓住了所有的機會，所以，他們玩得比你開心，事業比你成功，人生比你有趣。到最後，你覺得整個時代滾滾向前，唯有你被留在了原地，成了一個可有可無的“局外人”。心理學家認為，嫉妒有兩個源頭，第一是相關性，一個人羨慕或嫉妒的東西通常是對你有個人意義的，就像焦大不會羨慕林妹妹，一位芭蕾舞演員的美妙舞姿也不大可能引發一個律師的嫉妒。但是，在社交媒體上，在焦慮、恐懼、嫉妒等各種負面情緒制造的持續壓力下，你隻想要做更多的事、花更多的錢、獲得更多有趣的體驗——未必因為這些事情對你來說很重要，而隻是它們看起來對别人很重要。
嫉妒的另一個源頭是“相似性”，即你與你的比較對象之間是否有相似之處。一個被我們嫉妒的人，一定是在某種程度上與我們有可比之處。比如，同樣以寫作為生，但我不會嫉妒海明威。當我們嫉妒某人時，我們可以想象自己在他的位置上。所以，我們最不能忍受的，往往是我們與之最為相似之人的成功。“隻有當我們所擁有的，與兒時的朋友、現在的同事、我們看作朋友的人，以及在公衆領域與我們身份相當的人一樣多，甚至還要略多一點時，我們才會覺得自己是幸運的。”
社交媒體加劇了社會比較
我的朋友P，他從小鄉村到大城市打拼，好不容易在大城市掙得一席立足之地。有一次，他無意間與一個小學同桌在網上重逢，從此得以每天在朋友圈裡“觀看”她的日常生活。他們以前一起坐在小鄉村破敗的教室裡讀書，如今這位小學同學嫁到了瑞典。她的房子就在一片大湖邊，後面是一座大森林。她幾乎每天都在朋友圈裡曬自己的生活，春天去看花、夏天去釣魚、秋天去森林采蘑菇、冬天去滑雪……有一天，P終于受不了了，默默拉黑了他的小學同學，也不再看任何朋友圈。
在社交媒體時代，我們要比較的對象，不再僅僅是現實世界裡知根知底的熟人，也不僅是廣告裡某個完美的陌生人，還包括越來越多這種“貌似完美的普通人”，尤其可怕的就是老同學、舊同事、前男友、前女友。過去，在人生分道揚镳之後，你可能永遠也不會知道他們生活的細節，但現在，隻要他仍在你的朋友圈裡，你就能看到他們美好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在吉光片羽的一瞥之中想象那些自己錯過的機會、未曾實現的心願、未能擁有的人生。
如果“希望超過自己的鄰居”是我們的天性，社交媒體無疑将這場競争導向了更慘烈、更膚淺、更盲目、更漫無邊際的方向。但是，其中有多少真實，又有多少幻想？
人生而痛苦，這是一個簡單而明顯的事實。所有的人類，隻要不是早夭，都會感覺到來自身體上的和精神上的痛苦。我們都會感覺到悲傷、失落、焦慮、害怕和迷惘。我們都曾有過尴尬、屈辱或者羞恥的感覺。人人都有難以言說的傷痛秘密。但在社交媒體上，為什麼這些痛苦都是隐形的？為什麼當我們談論糟糕的或者倒黴的事情時，一定要經過一番反諷的濾鏡過濾，表現得舉重若輕、若無其事？那些悲傷、挫折、自我懷疑甚至創傷性的經驗，為什麼你會覺得有一隻看不見的手，阻止你在朋友圈裡分享？為什麼在朋友圈裡，舉目所見，全是一個個光鮮的、近乎完美的人生？
社交媒體的虛拟全景式監獄
在一篇《社交媒體與福柯》的文章中，悉尼大學的哲學教授蒂姆·雷納詳細分析了如何用福柯的理論來分析社交媒體對我們心理層面的影響。
福柯曾經以英國哲學家邊沁設計的“全景監獄”模型論述時刻被觀看的狀态，如何影響人類的心理狀态。“全景監獄”的設計很簡單：四周被分成許多小囚室的環形建築，中心是一座瞭望塔。監視者隻需要站在瞭望塔上“觀看”，便可以監視囚犯的一舉一動。但囚犯自己卻無法看到塔内的情形，因此也無法确認自己是否正在被觀看。從18世紀以來，這種模型被廣泛應用在各種建築之中，包括監獄、學校、醫院、工廠、都市空間等。
福柯認為，這是一種特殊的權力化的空間構形，“每個人在這種目光的壓力之下，都會逐漸自覺地變成自己的監視者，這樣就可以實現自我監禁。這個辦法真是妙極了：權力可以如水銀瀉地般地得到具體而微的實施，而又隻需花費最小的代價。”
蒂姆·雷納認為，從這個角度來看，雖然是虛拟的，但社交媒體也制造了一種高效的全景式監獄效應——不僅是因為我們的言論和行為時刻被社交媒體公司監控、記錄，以生成他們的市場分析或廣告利潤（大部分時候我們無視這樣的數據收割），真正影響我們行為的，是我們與之分享的那些人。
“社交媒體的虛拟全景式監獄裡沒有囚徒與看守。我們每個人既是囚徒，也是看守，在分享内容的同時，隐蔽地觀看和評判彼此。”
除非是匿名分享，我們分享的每一段文字，每一張圖片，每一個視頻，每一篇文章，都刻着存在主義式的标記——“這是我發的，是我的作品之一，通過它你可以理解我。”
我把自己的一張肖像畫發到朋友圈，希望别人看到這張照片，領略到背後透露的我的忙亂人生中難得的一點從容與詩意；
你在朋友圈曬孩子的照片，希望别人看到，你繁衍了後代，養育了一個健康可愛的孩子；
這些未必是謊言、炫耀或者自我中心主義，而隻是在生命中找到一些特别的瞬間，為之賦予形式和意義，是一種創造的形式。
當我們得到回應的時候，我們感到興奮。這種興奮也并不可恥，它是一種隐秘的願望的達成：原來我們内在的孤獨可以被刺破，我們的煩惱與喜悅可以被理解，我們希望向世界傳遞的信息可以被接收到，至少被部分人。
但是，創造與虛拟的界限在哪裡？自愛與自戀的邊界在哪裡？從哪裡開始，我們的表演開始與真實的自我脫節？又從哪裡開始，理想的自我取代了真實的自我？我們真正想要的，不再是被理解，而是按我們希望被理解的樣子被理解？
關于這個問題，雪莉·特克爾在《群體性孤獨》裡這樣寫道，“在推特或者臉書上，你努力表達某些關于你自己的真實的東西，但因為你同時也在為别人的消費而創作，所以你發現自己越來越多地在想象和對你的觀衆表演。在你本該展示真實自我的瞬間，變成了表演。你的心理變成了表演。”
無論财富、權力、美貌甚至情感，一切都是相對的，與一個人的欲望相關。每次你渴望一些你無法得到的東西，你就變得更匮乏一些。既然我們如此需要在與他人的對比中确認自己的價值，那麼，關于世界的問題，最終都會變成自我的問題。在對别人的嫉妒中，真正引發的是對自我的深切懷疑。
由此，我們大概可以看清楚，Fomo其實是兩種情緒的結合，是在關于外部世界的焦慮中包裹着一層關于内在自我的恐懼。表面看上去，它是關于錯過享受人生各種快樂的可能性，但更重要的是，它是關于錯過了那個我本來可以成為的人。我沒有成為那個想象中最好版本的自己。
年輕的時候，你覺得人生像草原一樣開放，可以信步漫遊，成為任何你想成為的人。但如今你回顧自己的一生，那些大大小小所有曾經做過的選擇，在當時看來都那麼正确，甚至不可避免，如今回想起來，卻是一個一個的無可救藥地縮小了人生的可能性。現在你30歲了，或者40歲了，或者50歲了，某天早上醒來，你發現自己不是那個你想成為的人。
于是，你努力在社交網絡上虛構一個理想的自我，一個足以令人羨慕的人生樣本。但這種表演導緻一種雙重的惡性循環，第一，是對自我的深切懷疑；第二，造成了他人的Fomo。其結果，也是Fomo現象中最詭異的一點，你既沒法實現别人的理想投射，也無法實現自己的理想投射。
（來源：《三聯生活周刊》，郵發代号：8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