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式革命從世界觀開始
現代西方管理學說将要走過一甲子的發展曆程。1959年，由卡内基基金會和福特基金資助，兩份關于美國商業管理教育狀況的調查報告出爐（Gordon&Howell報告，Pierson報告）。報告批評商業管理教育沒有理論，隻能算是職業技能培訓。發表後，商學院痛定思痛，以經濟學、心理學和社會學為楷模，大力發展管理學說。
60年過去，管理學說大發展又走向另一個極端：許多嚴格規範的理論缺乏實踐價值。2007年，《管理季刊》（AMJ）發表一系列50年回顧文章，反思“浮士德現象”（R.Agarwal&G.Hoetker語，比喻過分強調理論規範，犧牲實用價值）。麥納（JohnMiner）等橫跨20年的研究也指出管理學說的局限性：确定性有限（Validity），可靠性有限（Reliability）和應用效果有限（Usefulness）。其它系列反思文章也出現在《管理研究》（JMS）等重要管理學期刊上。它們得出類似結論：在迅速發展過程中，管理學說的局限性也越來越明顯。它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1）趨于嚴格規範化的方法論往往以犧牲理論的實用性為代價。2）目前，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有格式化八股文的趨勢。研究過分偏重因果關系的規律。
本文從一個完全不同的角度來看待現代管理學說的局限性。遵循庫恩的範式思想，我們認為嚴格規範化的方法論是有局限性的，但那是一種“深刻的局限性”。它促進管理學精細化分類和專業化分工。另外，方法論層次的反思不會引發理論大變化。如庫恩對科學曆史的總結，範式革命需要發生在世界觀的改變上，然後它才會對概念、方法、證據重新整理，并帶來理論更替。現代管理學說革命也如此。因此，我們建議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觀。從“場有論”的角度，我們說明，沒有實體，沒有主客觀，隻有一元的場有活動。企業和産品都是場有活動作用産生的信号與能量凝聚現象。
以“場有論”觀，一些因果律無法涵蓋的管理現象也能夠得到系統一緻的解釋。我們發現，商業組織不同于機械系統和有機系統，更加具有“意願系統”特征。意願系統現象早已被讨論，但無法在因果律指導下管理。當我們引入“場有論”後，意願系統的概念和方法與之對應一緻。它幫助我們更好地解釋從亞馬遜（Amazon）到樂視等一系列新鮮的管理現象。
本文思考方法承繼庫恩（ThomasS.Kuhn）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闡述的範式思想：範式有自我強化的内在設定。範式革命要從世界觀改變開始。我們研究發現，東方的“場有”世界觀與西方的意願系統論相結合，它可以解釋和預測新興的商業現象。
深刻的“局限性”
什麼是理論？它是一套概念，用以解釋現象之間的關系，達到自我理解的效果，進而促進相互之間說服溝通，并可以預計現象未來變化的走向。因此，它有解釋、理解、溝通、預測四項功能。
以上述功能為标準，《易經》有時被認為最早的管理思想。系統理論家邱吉曼（C.WestChurchman）就是這樣認為的。按照他的解釋，六十四卦代表典型的決策情境，乾坤八卦體現系統起、承、轉、合的變化過程。每一卦的六爻包含了決策過程中事态、時态、情态之間動态組合。它們共同構成三百八十四種大概率可能性。至于被當作迷信的占蔔，邱吉曼認為它也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因為人不能控制占蔔草棍倒下的方向，這引入了“随機性”。這樣，占蔔者就不能囿于一套說法，而要創造性地尋求不同的系統解釋。
精通《易經》文本的術士可以用它“附會”解釋一切現象。不過，泛泛而論的代價是喪失“深刻”的力量。做為理論，《易經》優點包括1）系統一緻性；2）觀象取義；3）容納動态變化；4）全息解釋；5）概念簡潔；6）形象分類；7）模棱兩可的文本；8）适用于廣泛的人文現象。另一方面，它的缺點包括1）缺乏理論邊界；2）沒有針對具體範疇的清晰概念；3）不用假設語言；4）無法證僞；5）很難發展專業細化的知識；6）往往淪于重複的自圓其說；7）不利于知識的分類和差異化發展；8）沒有衍生出多元的思維方法。
《易經》的缺點正好對應現代管理學說的規範性優點。它具體表現在下面幾個方面：1）邏輯規範：運用歸納和演繹的邏輯；2）研究方法規範：定性和定量分析；3）概念規範：定義、前提、适用範圍、邊界條件；4）标準規範：嚴謹性（符合專業認可的方法）、可靠性（能重複證明）、相關性（有應用價值）；5）研究設計規範：命題、假設、概念構造、概念度量、統計方法的約定；6）表達規範：文獻、理論、命題假設、研究方法、發現與結果、未來深化研究建議。
上述的種種規範必然帶來限制條件，派生出局限性。選擇了一套規範，也就意味着放棄其它的認知角度和方法。可是，在庫恩看來，規範科學（NormalScience）自我設定的限制條件也是促進一種範式内生發展的力量。我們同意庫恩的觀點，并稱之為“深刻的局限性”。過去60年西方管理學說茂盛成長得益于規範化的範式思維和因為限制條件多而激發的嚴謹性。
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庫恩說明，科學理論曆史是一個“範式”自我維護、修補、并不斷自圓其說的過程。“範式”代表一套科學活動規範，包括概念、理論、應用、方法、表達格式和溝通語言。當遇到新證據和新理論挑戰時，科學家首先試圖通過修補理論的内涵和外延來鞏固範式，直至新證據和理論帶來世界觀的改變。維護範式是科學理論活動的定勢。隻有在世界觀也被改變後，新範式才能開始。因此，範式有内生的規範化力量。庫恩認為，規範化帶來的“局限性”是理論知識茂盛發展的重要前提條件：“範式像盒子一樣把理論活動裝限起來。這種相對刻闆的限制不會鼓勵科學家去發明新奇的理論，但會促使他們把精力放在對現有理論的細節化、精密化、深度專業化上。”（1962：24）
“反者，道之動也！”範式思維的規範化力量制造了限制效果。而限制性規範又引導學者内向發展理論的精細化知識、專業化分工和認知工具。西方管理學說60年大發展也得益于範式的思維特征。因此，我們應該以正面的态度歡迎理論規範化的價值。與之相伴随的限制效果是一種有益的、符合範式思維規律的、深刻的局限性。
科學理論的範式特征在管理學說上的表現可以用五個階段來顯示。如圖1，管理學說往往走過下面的“五解”：1）解析。例如，管理學依據新古典經濟學，發展出“理性決策”（RationalDecision）的範式，用它解析管理現象。2）解決。例如，運用“理性決策”分析方法去指導實踐，解決問題。60年代，理性決策分析方法被大公司廣泛運用。3）解散。根據庫恩對科學曆史的觀察，科學家往往不理會範式以外的證據，常把不能解析的現象做“偏差”處理。管理學者也一樣。對“偏差”現象，他們常刻意忽視。例如，決策中的情感因素和非理性因素長期被忽視。4）解釋。對于反複出現的，無法用既定理論去分析的異常管理現象，學者往往用“随境”（Contingent）方法去設立新的邊界限制條件，以維護既定理論基本點。例如，“有限理性”、“滿足原則”、“準理性”、“交易成本經濟化”等學說試圖修改邊界條件，維護既定的理性主義。5）解放。當一系列随境解釋無法繼續成立時，異常現象刺激新視角，啟發新的世界觀。新世界觀開啟又一輪規範化的研究。例如，卡尼曼（DanielKahneman）“風險偏好與啟發式決策”理論開啟“非理性”的新視角。在它之後，長期被忽視的情感因素研究進入決策理論的範式。
綜上所述，規範化的局限性有鞏固範式、豐富理論的功效，不可全面否定。同時，突破局限性的道路也很曲折，因為“解散”和“解釋”活動始終存在，幫助維護範式的穩定性。庫恩強調（1962：146）：範式革命隻有在世界觀改變後才發生。世界觀改變後，新的範式才開始整理早就出現的證據，開始又一個規範化限制的過程。這就是範式理論局限性的悖論。
局限性悖論在管理學說的因果律研究中特别明顯。受實體論世界觀影響，西方學者注重研究管理現象背後自變量和因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特别是與組織财務表現之間的關系。即使引入非線性因果關系和多變量研究，因果關系模式的局限性還是非常明顯。學者指出，管理現象離不開豐富的社會互動，除了因果關系，管理現象中還有1）否定之否定的“辯證關系”；2）看似矛盾對立卻共存的“悖論關系”；3）沒有強關聯性，卻在同一時空發生的“共現”關系；4）有閉環反饋效果的、互為因果的“學習關系”；5）無法事先預想的、極端不确定的随機關系。
這六種關系在有強烈的意願特征的商業組織中普遍存在。但是，沒有引入一個新的世界觀之前，對因果範式的諸多批判仍停留在修補性解釋層次。在下文中，我們首先說明因果律不能滿意地解析意願系統的活動。然後，我們以“場有論”世界觀替代“實體論”，說明“意願場有論”能更好解釋管理新現象。最後，我們總結意願場有論對現代管理學說的意義。
商業組織是意願系統
邱吉曼（C.WestChurchman）和阿科夫（RussellAckoff）用意願系統（PurposefulSystem）解釋能動的社會組織。當管理複雜的意願系統時，因果律的局限性就特别明顯。
如圖2，辨别機械、有機和意願系統的方式有下面三項：
系統目的（Objective）和目标（Goal）的特征。對機械系統，例如手表，它沒有目的，隻有“準時運行”的目标，而且在設計制造完成後，就已經内置。手表沒有目的，它可以是計時裝置，也可以是禮品，随主人而定。有機系統有目的，也有目标。不過，目的單一，例如花草動物的目的就是“活下去”。為了單一目的，有機系統的目标可以調整改變。例如，為求生存，熊可以找野果，或捕食小動物，甚至冬眠。意願系統是人的社會組織系統。社會組織的人可以随着意願變化而改變系統的目标和目的。例如，走戈壁是威脅生命的活動。如今，它成為EMBA學生宣揚生命力的活動。手段和目的/目标之間的關系特征。機械系統實現目标的手段單一，一旦設定，不能改變。有機系統實現目标/目的的手段多樣，但在進化中被固化，不會在系統生命期内創造新手段。意願系統有學習和創造的能力，可以不斷制造新手段，改造舊方法，甚至改變目的和手段之間的關系。例如，有人用自我犧牲的方式表達信仰和信念。對生命而言，本來生存是目的。現在為了一個新目的（表達信念），不生存（自我犧牲）成為手段。
信息的來源和使用特征。對機械系統，如手表計時方法，信息是外部輸入并内置不變的。對有機系統，信息是内外對應的。例如，動物與食物源之間刺激和反應關系。對意願系統，一切信息加工（處理、提純、溝通）的過程也就是信号生産和消費的過程。信号是包含意圖的信息。例如，狼煙烽火是敵人進犯的信号。情人節玫瑰是愛的信号。對于社會組織，“信号能力”集中體現了意願系統實現目的/目标的能力、創造手段方法的能力和資源管理能力。它代表一種利用信息溝通意願的能力。它能改變資源的性質和數量。
強調信号能力的意願系統不能隻用因果關系去解析，因為1）目的和目标不僅多元，而且變化；2）實現手段在不斷創新；3）手段與目的之間可以互換；4）資源/能量形式都不是單獨存在，都附有表達意願信号的功能。而且，資源形式既是信号的媒介，也是信号的一部分，不适合做自變量和因變量的分離；5）信号可以是悖論的、辯證的、共時的、學習的，甚至随機的。
美聯署前主席格林斯潘在國會作證時說道：“假如您認為您完全理解了我（關于市場）的講話，您一定是聽錯了”。在有限的資源條件下，格林斯潘必須通過發送微妙的信号來調動市場意願。微妙在于允許“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意願系統和“信号能力”理論沒有得到有效傳播，因為“範式更替需要配套的世界觀”（庫恩）。盡管布迪厄（PierreBourdieu），勒溫（KurtLewin），弗裡格斯坦和麥克亞當（NeilFligstein,DougMcAdam）提出的“場”概念比較适合解釋意願系統的能動性，但他們沒有講透。其中，西方實體論的世界觀是重大障礙。在前人“場”概念基礎上，我們引入哲學家唐力權的“場有論”。它為意願系統管理提供了配套的東方世界觀。
場有論、信号能力、空間時間化
場有論不僅認同“信号能力”的重要性，而且認為任何空間存在（企業和産品）都是發送信号的媒介。糟糕的是，在西方主客觀實體論思想下，具體空間形式占據商業理論的中心地位。企業的精力花費在産品定位和市場份額等空間概念上，而不能接受商業做為一種時間曆程的存在。倒是那些搞産品版本化和疊代創新的企業更加能接受商業存在的時間曆程規律。例如小米，他們強調産品的疊代創新。他們的實踐是一種樸素的場有論。版本化和疊代與場有論的“空間時間化”（曆程化）概念完全一緻。
樸素有時候也是片面的代名詞。場有論同時強調“空間時間化”和“時間空間化”兩種場的活動作用。而先行的企業缺乏理論總結指導，片面執行一個方面，忽視另外一個方面。下文先概述場有論的世界觀，然後說明它對商業管理相關影響，并總結意願場有論的要義。
做為“場的活動作用”的場有世界觀
首先，場有論沒有實體的概念。“一切現實都是關系”（布迪厄），“一切均衡隻是準均衡”（勒溫），“一切事物都在成、住、壞、空的流轉曆程中”（懷特海）。所以，場有論的世界觀是一元的：一切都是活動作用和曆程。實體是“實相”。資源/能量（以下簡稱能量）在形式上疊加，信号在特定時空彙聚，于是産生實相效果。它不久就被替代。
現代電子産品和網絡産品是場有實相最直白的例子。從BB機到智能手機，從雅虎到谷歌，一切依場而生，因場而滅。
能量疊加為凝，信号彙合為聚。到了下一個時空，因為活動作用，信号和能量的凝聚又産生不同的實相。所以，實相存在于活動作用中。活動作用的綜合形成場效應。存在（有）也就是場效應的實相表現，是場有。（唐力權）
像光的波粒二相性一樣，沒有遇到信号和能量凝聚機會之前，“場有”處于活動作用中。當機會出現時，凝聚效果就以實相表現出來。以人的感知習慣，凝聚效果往往先表現為“震顫事件”。馬斯克就是制造商業“震顫事件”的高手。
唐力權認為，在場有的活動作用過程中，信号和能量不斷有機會凝聚，不斷以不同實相的形式展現。如果信号内容越來越深刻，與能量結合的形式越來越生動，信号的影響力就越來越大。有影響力的信号代表“權”。如果能量疊加的累積效果越來越大，它的“能”級别越高，它與信号之間就有加權效果。二者組成不可分割的“權與能”。它隻能在活動作用的曆程中不斷展示。“權能”既可以升華，也可能走向寂滅，這就是它的造化（去創造或被化解）。如此，場有的“權能”活動作用世界觀和意願系統強調的信号能力達成一緻的解釋。“實相”的企業和産品其實是權能（信号和能量）在場的活動過程中的凝聚效果。企業要不斷自我否定（體現辯證關系）才能提升價值信号的深刻程度和調動資源的能力。做為時間空間化的具體産品要兼顧空間時間化（曆程化）的要求（形成悖論關系）。以産品為媒介的信号能力同時體現在具體化和曆程化兩個方面（保持共時關系）。
概而言之，企業是場的權能活動作用現象。産品是場活動的信号和能量凝聚的暫時實相。兩者都是場效應，不是實體存在。另外，商業活動中，人的意願依場活動中的信号變化而改變。那些有高超信号能力的企業家善于把企業和産品化為傳達信号的媒介。他們的高超信号能力直接有助于企業組織調用資源。這些企業家成功地收獲意願場有中的權能效益。馬斯克就是這類企業家中的佼佼者。
馬斯克是意願場有的管理大師。無論産業鍊的場中，還是社會輿論的場，或者政商關系的場中，馬斯克都遊刃有餘地利用他的信号能力，調動别人無法事先想象的資源。圖3僅顯示他的特斯拉産品走過的“空間時間化”曆程。從實體論的角度看，特斯拉是失敗的産品，因為每個階段的價值承諾（數量、設計、質量）都沒有兌現。從意願場有的角度看，特斯拉、SpaceX和太陽城是利用場效應的典範。馬斯克管理的重心在于保持一個權能不斷凝聚的意願場有。每個時期的産品不過為企業權能開顯的實相。它們不斷被替代，持續升華到下一個權能境界，以另一種實相出現。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當一種産品的權能開始衰竭的時候，馬斯克善于用另一類産品的轟動表現（震顫事件）再次喚起社會意願，保持在場有之中信号和能量的凝聚能力。2017年，在發射超重型航天火箭之前，他認真地表示，要麼這是一個失敗的大煙花，要麼是向星際移民邁出的第一步。無論成敗，他都是英雄，都能發射令人心旌搖搖的強烈信号。在人們普遍诟病樂視的時候，我們看到其中的先進因素。從“意願場有”的角度看，樂視把産品當作發送商業模式信号的媒介。每過一段時間，樂視就推出具有轟動效果的計劃，從影視、超級電視、體育、到超級手機和超級電動車（見圖4）。它的系列計劃确實有梳理意願的效果，否則就不會有那麼多資深企業家參與其中。在“空間時間化”的維度，樂視策略暗合意願場有的規律，有極高的先進性。但是，在“時間空間化”的維度，樂視從計劃到計劃。每一代産品都是未完成時态。這就極大地削弱了樂視在商業和社會“場”之中的權能地位，使之無法獲得實相凝聚效果。最終走向潰散和寂滅。失敗的樂視從反面說明意願場有的效應。
成立20年沒有過利潤，隔三差五搞個轟動收購計劃。亞馬遜看似為美國的樂視，卻有着境界的區别。二者區别首先在于“時間空間化”的産品上。亞馬遜每一次推出的新計劃都有具體的、完成的、實相的産品形式。其次在于信号的一緻性和精湛水平。亞馬遜的每一個商業“震顫事件”（網店，線下，娛樂，醫療，超市）都圍繞着“基于大數據的網絡平台經濟”（見圖5A、B）。所以，它每一次權能開顯都是去捕捉升華的商業境界中新機遇。盡管它至今未創造利潤，投資人買的是它強烈的信号能力和新境界中的實相開顯能力。與之相比，沃爾瑪仍然停留在“實體論”的範式階段。這就是兩種世界觀，兩種理論範式能夠産生的差别。
空間時間化（曆程化）、時間空間化（具體化）、信号能力，這三個維度描繪出做為信号媒介的企業在意願場有中的分布。圖6中，蘋果在這三個方面都表現突出。不過，囿于移動手機實相已經很久的蘋果會不會像沃爾瑪一樣走向寂滅？值得觀察。意願場有理論不僅可以比較大公司的權能差别，例如淘寶和京東是不一樣的企業，它也能折射出中小企業的潛能。例如，備受質疑的斐訊路由器零價格購買模式。斐訊的策略包含意願場有的種子。它已經顯示具體化和曆程化的能力。它的瓶頸在如何提升信号能力，如何像亞馬遜那樣不斷升華到新的商業境界。
意願場有論要義：做為信号媒介的企業和産品
理論是一套概念體系。聯系商業管理，意願場有理論包括五個方面的概念關系。
第一、商業管理的本質是場有。它體現為生生不息的活動作用，以及代表信号能量凝聚現象的“權能”。企業和産品都是表達權能的媒介。
第二、企業與利益相關者之間相互制約、相互定義、相互成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系為之“涵”。“我表達你，你表達我”的關系為之“攝”（唐力權的定義）。相互涵攝關系包含在企業的權能中。
第三、一個具體化的産品是權能活動的“時間空間化”。它發生在信号能量凝聚的機會點上。猶如光的波粒二相性，各方關注和參與集中在一個機會點上，産品的實相便呈現出來。虛機是數不清的潛在機會。抓住其中一個，便是具體化的了斷。它代表權能在一個特定機會點凝聚。因此，企業不必挂念一個過氣的産品，不必懊悔一個消逝的機會。
第四、單個産品實相是權能活動“時間空間化”的表現。重要的是，系列産品才體現“空間時間化”的曆程屬性。産品必須系列推出，生生不已，否則它所代表的權能就走向寂滅。它可以升華，也能夠走向寂滅。這就是企業和産品的造化曆程。
第五、做為一種場有生命現象，企業不可能維持在同一個場有層次上。它要麼走向寂滅，要麼升華。管理活動就是不斷推動企業向更高的境界升華。境界首先體現在企業的信号能力上。有精湛信号能力的企業也必然有調動資源的尖端能力。所以，境界也是企業的權能層次。企業通過産品開顯的基本境界包括産業的、社會的、和政治的。境界開顯如杜甫的詩言：“江山多變态，一上一日新”。
結論：意願場有論的實踐意義
勒溫說：沒有什麼學說比一個好理論更有實踐意義的了。"nothingisaspracticalasagoodtheory"(1945:129)。意願場有論是一個有實踐意義的好理論。
首先，我們把意願系統中複雜的六種現象關系簡化到兩個維度上：信号能力和資源調動能力。與傳統的資源理論相比，我們更強調信号能力的優先性，說明二者之間是相互依附但主次分明的“權能”。權能是一切管理的核心。
其次，我們說明沒有主客觀分割的實體，隻有權能活動作用在“空間時間化”和“時間空間化”兩個維度上的場有實相。因此，我們把一個具體産品和一系列産品之間的關系講清楚了。有時是辯證，即用新的否定舊的。有時是悖論，即新舊同時空存在。有時為共時，即互不幹擾的存在。有時是學習，即相互影響并提高的存在。有時是随機，即偶然因素促成新産品。
第三，意願場有論的信号能力比核心競争能力更有解放思想的效果。當我們把企業和産品簡化到信号媒介層次後，企業創新需要關注的問題更加集中。即：我們的價值信号是什麼？我們的活動作用是否有利于信号的生成和傳播？我們的信号質量階段性提升和增益的策略是什麼？它在資源調動上面顯示出應該有的“權能效益”了嗎？
第四，“境界開顯”的概念比企業成長和管理變革的概念更生動和精準。它提示，權能活動不能僅僅限于時間空間化和空間時間化。它必須思考下一個實相開顯的境界是什麼。每上一個境界，企業都将會收獲更高層次的意願資源。
愛因斯坦說：解決問題的方案隻可能在發現問題的上一個層次上實現。現代管理學說在實體論層次上發現的問題也隻可能在意願場有的層次上找到解決方案。本文僅僅是尋找解決方案的一塊路标石。
本文責任編輯：劉永選
鮑勇劍：加拿大萊橋大學迪隆商學院終身教授袁文龍：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學阿斯皮爾商學院創業學講席副教授
管理活動就是不斷推動企業向更高的境界升華。境界首先體現在企業的信号能力上。有精湛信号能力的企業也必然有調動資源的尖端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