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企的前途和命運、特别是大型國企的前途和命運，一直是我國改革、開放、發展中的一個核心問題。但是，多年以來，我們對這個問題一直存在疑惑，甚至是錯誤的認識。四十年的實踐表明，大型國企在我國的創新體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們不但能夠創新，而且在創新中具有獨特的優勢。這些實踐有助于我們更加清楚地理解一些重要的理論問題，對國有企業今後的發展，對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也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
大型國企的創新為何不可替代
實踐表明，在航天、航空等國防領域以及國企占絕對優勢的領域（比如油氣開采、電力輸送），大型國企的創新成就是非常顯著的，航天科技、航天科工、中石油、國家電網等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實際上，即使是在競争非常激烈的領域，大型國企的創新成效也是非常顯著的。中建集團、徐工、濰柴、振華港機（振華重工）、大唐電信、青島港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大型國企不但創新成效顯著，在很多情況下還是不可替代的，特别是在以下三種情況下：
第一種情況是由大型國企的行業領先地位決定的。比如高鐵，如果不是“政企不分”的強大的鐵道部，跨國公司是不可能轉讓相關技術、中國企業進而在此基礎上實現“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的。轎車工業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同樣是巨大的市場，結果卻是本土企業被跨國公司各個擊破，龐大的國内市場并沒有帶來本土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的真正提升和民族品牌的建立。
第二種情況是由大型國企的特殊追求所決定的。一個典型例子是大唐電信的TD-SCDMA。作為第三代移動通訊的三大國際标準之一，也是中國電信設備産業邁向國際領先的重要基礎，TD-SCDMA不是由行業中更具影響力、實力更強的華為（民企）、中興（混合所有制）提出的，為什麼？原大唐移動總裁唐如安先生說：TD的産生與發展，不僅有技術的風險、資金的風險、企業的風險，也不僅有産業的風險、政策的風險，而是一個系統性的風險。如何化解這些風險，才是對中國式自主創新的最大挑戰。那麼，大唐為什麼會自願或不自願地承受了這當中的風險呢？這要從大唐的出身說起。當時作為一個有着四十多年曆史的國家級電信科學技術研究院（大唐的前身），它的思維慣性更多的是受曆史角色的影響，并非單純的企業行為。也就是說，它基于行業和國家競争力的考慮居多，對于自己開發标準的産業經濟能力評估偏少，這也注定了日後大唐在TD開發上必然要承受巨大的經濟風險。
第三種情況是大型國企作為擁有巨大内部市場的大企業，可以為自主創新提供堅實的基礎。中石油的GeoEast大型地震資料處理軟件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這一技術創新的背景是：1999年中石油的下屬企業為東方物探公司虧損8.8億元，是中國石油下屬企業中的虧損大戶之一。通過實施國際化戰略，東方公司2002年的國際業務收入首次超過國内業務，并比原計劃提前三年實現扭虧。但是，也是在那一年，跨國公司在技術轉讓上的态度發生了重大變化：不再向東方公司出售有關軟件及其升級版本，并對使用它們的技術提出了非常苛刻的條件。東方公司領導層與有關專家認為，不打破技術封鎖就不可能發展。2003年1月，中國石油投資1.4億元，正式立項研發GeoEast處理解釋一體化軟件。2004年12月31日，具有自主知識産權的GeoEastV1.0處理解釋一體化系統正式發布。GeoEastV1.0的開發成功意味着，在大型地震數據處理軟件方面，中國企業必須依賴進口的局面有望徹底改變，東方公司國際化的最大障礙将被掃除。
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國遭到技術封鎖的例子比比皆是，最近中興通訊的例子更是令人深思。在很多情況下，比如技術開發的不确定性非常高、風險非常大、投入非常多，試圖主要依賴實力尚弱的企業、特别是民企來取得重大技術突破是非常不現實的。華為雖好，但是隻是特例，并且是逐步發展起來的，企業發展早期也難以有大的作為。
大型國企卓越的創新實踐與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流行的國有企業不創新、國有企業創新效率低的看法形成鮮明對比。那麼，究竟應該相信誰？既然實踐的結果清清楚楚，事實遠勝于雄辯，答案就非常顯而易見了。
實際上，從理論的角度看，從大企業與小企業、特别是新建企業的區别看，大型國企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根據著名學者錢德勒（Chandler）先生的研究，先行者優勢非常強大，先行者建立的進入壁壘非常之高，以至于在上世紀20年代以後，隻有兩家新建企業進入美國化學工業前50名，沒有一家新建企業進入世界制藥工業前30名。錢德勒先生還發現，1998年20家大型企業就占了全球所有企業R&D投入的20%；300家大型企業就占了60%。中國大型國企成功的創新實踐為大企業在創新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提供了新的依據。
大型國企為什麼要創新
一個非常樸素的問題是：大型國企為什麼要創新？這個樸素的問題之所以成為問題，就是多年以來，很多人對國有企業抱有深深的懷疑态度，或者說深深的偏見。這個問題實際上可以換個角度來問：如果國有企業不創新，能否生存下去？
實踐表明，國有企業創新的原因很簡單，國有企業也需要生存，也需要發展。具體而言，從我們的研究看，大型國企選擇創新有四個基本因素：它們有成為世界一流企業的戰略意圖，政府和社會對它們有很高的期待，來自市場競争壓力（比如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應對競争對手），技術引進面臨的困難。
大型國企普遍具有高遠的目标，希望成為世界一流企業。比如中石油，是我國最大的油氣生産企業，在上世紀90年代初就确立了能夠與跨國公司同台競争的目标，現在的目标則是成為世界領先的能源和油氣公司。國家電網的目标是建設“一強三優”的現代公司（電網堅強、資産優良、服務優質、業績優秀）；國家電網還希望以自己全球領先的特高壓技術成為全球能源互聯網的領頭羊。徐工是一個地方國企，但是目标也很宏偉：通過突破“三高一大”（高端、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大噸位）使企業的工程機械主導産品技術跻身世界先進水平。
大型國企的創新動力還來自于政府和社會很高的期待。比如電信服務業的三大運營商，這幾年國家的一個要求是“提速降費”。這個要求對個人消費者和企業消費者都是好事。但是，平心而論，既要提速又要降費，企業的利潤如何保證？沒有利潤如何生存、如何創新？實際上，中國聯通已經沒有多少盈利了。這幾年，三大運營商拼了命在實現國家的要求，拼了命在進行各種各樣的創新。
市場競争的壓力，無論是來自于本土企業的壓力還是來自于跨國公司的壓力，是大型國企創新的另一個動力。還是以徐工為例，行業内的競争對手林立，既有本土企業如三一集團、中聯重科、雷沃重工、廣西柳工、北方重工、山推等，也有跨國公司如卡特皮勒、小松、日立、利勃海爾、沃爾沃、鬥山、約翰迪爾等。在這樣的行業裡，生存已經不易，實現工程機械主導産品技術跻身世界先進水平的目标就更難。
大型國企的第四個創新動力是技術引進的困難。前面提到的中石油下屬企業東方公司是非常好的例子：自己不開發GeoEast處理解釋一體化軟件,企業發展的主動權就不掌握在自己的手裡，就會被跨國公司卡死。
大型國企創新的實踐有助于我們深化對企業創新動力、特别是國企創新動力的理論認識。伯利（Berle）和米恩斯（Means）的研究表明，現代經濟的一個基本趨勢是大企業的出現和發展以及與此相聯系的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必然帶來委托代理問題，而解決這個問題存在兩種不同的思路：
第一種思路認為，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必然導緻經營者缺乏使所有者利益最大化的動力，解決的辦法是讓經營者成為股東；第二種思路認為，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是一種必然趨勢，以所有權為核心解決不了企業發展動力的問題。
在第二種思路中，錢德勒教授認為，企業發展的動力主要來源于三個方面。（1）競争的壓力。市場競争導緻優勝劣汰，這無論對于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企業還是對于二者合一的企業，都是一樣的。（2）企業經營者的追求。職業經理人，即使不是所有者，也可以有很高的追求。這就是管理學所推崇的“戰略意圖”的作用。（3）社會規範（法律、習俗）的制約。企業的治理，包括董事會、經理層的行為方式，需要合乎社會規範的要求。因此，即使在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情況下，董事、經理人員也不能肆意妄為。
關于組織（企業）領導者的很多研究也支持第二種思路。在這一類研究中，塞爾茲尼克（Selznic）教授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在他看來，一個企業的領導者具有多種職能，需要領導企業實現多個目标，特别是需要提出、維護企業的核心價值。為此，企業的領導者不但需要有責任心，還需要有創造力。另外，塞爾茲尼克認為，需要認識到企業内部動力問題的複雜性，不同人、不同崗位、不同部門、單位，由于不同的價值觀、不同的經曆、不同的利益，動力也會存在差異。領導者的責任之一，就是能夠既找到主要矛盾，又能平衡各方面的訴求。
關于人的需求的理論研究也支持第二種思路。這一類的研究認為，對動力問題的探讨，需要考慮人的需求的各個層次，從低到高，因而X理論、Y理論、Z理論，都有其合理之處。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馬斯洛（Maslow）晚期的研究表明，他越來越看重最高層次的需求的意義。所謂最高層次的需求，指的是超出了人們熟悉的、他在早期的研究中提出的人的自我實現的需求（selfactualizing）,是對超越自我的需求。
我國大型國企的實踐表明，第二種思路有其合理性。這一結論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不通過私有化，大型國企可以搞好。實際上，在中國的民營企業中，創新動力也不純粹來自于私有制。在這一點上，任正非先生的“我們向美國人民學習什麼”一文值得關注。在這篇文章中，任先生的核心觀點，我們認為是“不少科研人員有自我超越的需求”。
下面的幾段話摘自任先生的這篇文章：
我說過貝爾實驗室的科學家，他們的忘我奮鬥精神是令人佩服的。我以前看過一部諾貝爾科學家領獎的故事片，陳述他們象科學瘋子一樣，到處“胡說八道”，忙忙碌碌，走到哪兒就畫到哪兒，并不考慮襯衣上不能寫公式，不能作實驗記錄。美國由于私人風險投資基金的推動，使得一批一批的志士，如癡如狂地去追求成功，那種奮鬥不止的精神，并非我們共産黨人才有。我們先不說我們是為了社會的公平，他們是追求個人利益。從純奮鬥精神來講，美國也有焦裕祿、孔繁森。
多年來我接觸相當多的美國科技人員，由于一種機制的推動，非常多的人都十分敬業，苦苦的追求着成功，這是一種普遍的現象，而非個例。比爾·蓋茨初期沒有電視機，而是由他父親幫他看新聞而後告訴他，有些人不理解，因此也不會理解中國的許多科技工作者在那麼低的收入中的忘我奮鬥與犧牲精神。理解不了兩彈一星是怎麼做出來的，理解不了袁隆平為什麼還那麼農民。大慶鐵人王啟明不就是這麼一個苦苦探索二、三十年，研究分層注水、壓裂，使大慶穩産高産成為世界奇迹的嗎？
拼命奮鬥是美國科技界普遍的現象，特别是成功者與高層管理者。是由數百萬奮鬥者推動的技術進步，管理進步，服務網絡的優良服務，而取得的。這種例子是很多的。
…………
如果以狹隘的金錢觀來認識資本主義世界的一些奮鬥者，就理解不了比爾·蓋茨每天還工作14、15小時的不間歇的努力。不帶有陳見去認識競争對手，認真向他們學習好的東西，才有希望追趕上他們。
我們國家不乏有許多如兩彈元勳鄧稼先那樣優秀的艱苦奮鬥者，隻要我們一代一代的優秀青年繼承他們的傳統，發揚他們的精神，承先啟後，繼往開來，中國是有希望的。
大型國企有什麼獨特的創新優勢
大型國企的創新實踐表明，它們不但有動力創新，而且擁有獨特的創新優勢。大型國企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它們的産業鍊條比較長，同時擁有巨大的企業内部市場，為企業創新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具體而言，我們把大型國企的創新優勢總結為三條：創新資源的投入能力，科研成果的轉化和應用能力，以及内外部創新資源的整合能力。
首先，大型國企在創新資源上的能力和優勢是非常明顯的。僅以央企為例，這些企業的國家級研發機構、重點實驗室都占全國總量的50%左右，研發人員、工程院院士均占全國的20%以上，研發經費投入占全國的近30%；在專利申請中，發明專利的比重超過53%，遠遠高于全國35%的平均水平。
其次，大型國企在科研成果的轉化和應用方面也具有優勢。以中石化為例，從1991年起建立了“十條龍”科技攻關制度，對帶有共性、關鍵性和對公司發展具有戰略意義的重大科技開發項目，堅持實行“十條龍”攻關，即把公司内部的科研、設計、設備制造、工程建設、生産和銷售等各方面的力量組織起來進行聯合攻關。攻關中，研究開發是基礎，工程設計是橋梁，生産單位是依托，通過明确依托建設項目和首次工業應用的單位，所有各方緊密配合，各有側重，各負其責，共同推進，确保自主開發的技術以最快的速度實現工業轉化，一旦工業化成功迅速大力推廣。通過實施“十條龍”科技攻關，中石化已經形成了一批擁有自主知識産權的支撐主業的核心技術，取得了顯著的經濟和社會效益。
第三，大型國企在内外部創新資源的整合方面也具有優勢。中石油的下屬企業長慶油田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以油氣當量計算，長慶油田已經是我國最大的油氣田，成功實現了“建設西部大慶”的戰略目标。在這個過程中，長慶油田在引進吸收消化再創新、集成創新、自主創新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績。一個重要原因是，長慶油田始終掌握着油氣資源，掌握着主動權，可以真正按照“以我為主、橫向聯合”的思路，搭建兼容并蓄、自主開放的完整科研體系和平台。
具體而言，一是整合集成供應商。比如，PDC鑽頭是成熟技術，但是應用于蘇裡格氣田，需要做一系列的适應性調整或者創新：（1）基于砂岩特性的個性化設計：漸開式布牙，在鑽頭外椎體部位的祝切削齒後面增加輔助硬質合金齒，減少震動，減小主切削齒的崩裂；（2）通過大量現場試驗，對廠家推薦的PDC鑽頭機械參數進行優選；（3）選擇與PDC鑽頭相适應的鑽具配合。長慶油田借助其在産業鍊上的優越的地位，實現了PDC鑽頭技術的适應性調整和集成。
二是整合集成高校與科研院所。全面開展國内外科技交流與合作，與中國石油勘探開發研究院及中國石油大學、西南石油大學、西安石油大學、西安交通大學、西北大學等國内高校建立長期合作關系，聯合攻關科研課題，參與各類石油科技論壇，形成開放式的科研合作格局，提升了油田公司在低滲透領域的核心競争力和影響力。
三是整合集成國外企業。在長北、蘇南天然氣合作開發項目運行中，注重學習借鑒殼牌公司、道達爾公司以及國内外承包商的先進理念和開發工藝，使得一批先進實用的工藝技術在油田公司得到集成和應用。即使是在關鍵技術攻關方面，之所以能夠整合力量，比如與斯倫貝謝公司進行緻密油氣開發技術合作，也是因為長慶油田始終掌握着油氣資源。
從理論的角度看，大型國企在實踐中表現出來的創新優勢對我國的創新具有重要意義。比如，我國企業在技術創新中面臨的一個巨大挑戰是“後來者劣勢”。也就是說，因為我國是發展中國家，即使我們的企業開發出了世界一流的技術和産品，相比于跨國公司，也更容易受到懷疑，因而在技術和産品的産業化過程中困難重重。正因為如此，克服“後來者劣勢”就成為發展中國家技術創新的一個巨大挑戰。如何應對這一挑戰？我國大型國企的實踐表明，可以充分發揮大型國企内部市場巨大的優勢，首先在大型國企内部使用自己開發的技術和産品，并在這一過程中進一步驗證、完善、提高新技術、新産品，為走向外部市場（國内、國外）打下堅實的基礎。
大型國企的創新實踐是卓有成效的，也是豐富多彩的，在本文中我們隻選擇了三個側面：大型國企在國家創新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大型國企創新的動力，大型國企創新的優勢。即使這三個方面的創新實踐，也足以促使我們深刻反思，從理論上深化我們對大企業創新規律的認識，深化對大型國企創新規律的認識。希望這樣的反思和理論認識能夠對下一步的國企改革和發展産生積極的影響。
本文責任編輯：劉永選
高旭東：清華大學技術創新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