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組合依然是阻礙複蘇的主要因素，各經濟體還是太過于強調量化寬松這種非傳統的貨币政策
□史蒂芬·羅奇（StephenS.Roach）
近期中國和世界經濟
在2007-2008年的經濟危機結束後，全球經濟又持續了六年半的不均衡發展，而且可能會持續到20162017年。在那個時期，全球GDP增速也可能保持在3.25%-3.75%的範圍——隻比2012-2015年明顯低于預期的3.3%略高。這場特殊的危機破壞了發達國家的需求，其餘波到現在依然揮之不去，對出口導向型發展中經濟體産生了嚴重的負面影響，使其國内需求缺乏活力；如若不然，正常的發展還可能彌補這方面的不均衡。
全球要打破這種貧血式的增長渠道并不容易。雖然在發達世界中，美國經濟表現要好于其他國家，但美國消費者依然處于資産負債表衰退的困境中，備受高負債和低儲蓄的雙重壓力。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消費出現自然性的複蘇是極不可能的。同時，歐洲和日本在發生危機之後，正在與疲軟增長作鬥争，不太可能出現任何有意義的反彈。
那麼，是什麼在阻礙現在經濟的複蘇？我認為，政策組合依然是阻礙複蘇的主要因素，各經濟體還是太過于強調量化寬松這種非傳統的貨币政策。全球量化寬松潮不僅沒能有效拉動發達國家的需求，而且向金融市場注入了過量的流動資産，引發新的資産風險和信貸泡沫的危機。如果這些措施過度，就會引發另一場金融危機。而且，發達國家如此依賴于這種金融工程，避開了支撐複蘇所需要的繁重的結構性轉變。從20世紀30年代的流動性陷阱中學到的教訓時刻提醒我們：貨币當局基本上是在“推一根繩子”。你把力氣用在一個不可能被推動的繩子上面，用多大的力氣也是不可能成功的，因為選錯了對象就如同選錯了前進的方向，隻會越走離目标越遠。要使發達國家再次運轉起來，需要一個有意義的财政動力，而這對于一個陷入緊縮政治經濟學泥潭的世界而言則不太可能。
随着中國經濟從以制造業為主導的投資和出口轉向以服務業為主導的私人消費，由于很多論據充分的原因，譬如宏觀失衡、資源過度消耗、環境退化和污染，以及收入不平等不斷加劇等，使得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按購買力平價指數計算是第一大經濟體）确實無法再像1980-2010年間那樣保持10%的超高速增長軌迹。從持續了近30年10%的增長趨勢調低到目前7%左右的GDP增速，很可能更加接近中國經濟再平衡的“新常态”。中國設定未來五年GDP的增長目标為6.5%左右，維持這一速度，中國就能實現2020年比2010年人均收入翻一番的承諾。
雖然這個速度仍使中國成為世界上最有力的增長引擎，但這種從“舊常态”到“新常态”的差距将給那些指望中國永遠保持10%增長的國家帶來問題。資源型經濟體，如澳大利亞、俄羅斯、巴西和加拿大，在這方面尤其如此。随着中國經濟的重新平衡，向以服務業為主導的低資源密集型經濟發展，它們可能會繼續遭遇困難。日本、韓國、台灣等許多依賴中國外需刺激其經濟發展的出口導向型東亞經濟體也可能發生同樣情況。中國現在關注高附加值制造業，将供應鍊傾斜回本國制造商。對于那些缺乏本土需求的國家而言，這會給它們帶來問題。
但對世界而言，重要的是中國消費者帶來的不斷提升的強大增長動力，這很可能是21世紀全球經濟在需求方面最重要的發展。中國将繼續在再平衡的道路上取得良好進展，因而，我仍然相信，到2025年，中國經濟的消費占比會從目前的38%增長到55%-60%。對于一個明顯陷于總需求疲軟軌迹的世界而言，這可以說是最好的消息了。
中國經濟正在推進結構性轉變，從資本集中型的制造業向勞動密集型的服務業轉變。2013年，中國的服務部門首次取代制造業和建築業成為最大的經濟部門。這一差距還在不斷擴大，且今後幾年還将繼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