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國家統計局初步核算，2016年一季度國内生産總值為158,526億元人民币，同比增長6.7%。這是中國經濟自2009年一季度以來的最低增速，并延續了逐步放緩的趨勢。
從市場的反應來看，經濟企穩趨勢進一步明确。由于中國政府已将2016年全年的經濟增長目标下調至6.5%-7%之間，市場預期早已有所降低，因此6.7%的增速符合甚至略好于預期。
房地産和基建投資的回升是帶動一季度經濟改善的主因。一季度，固定資産投資85,843億元人民币，同比增長10.7%。從三大分項來看，固定資産投資的回暖核心源于房地産和基建投資的超預期回升。房地産投資累計增長6.2%，房屋新開工面積增長19.2%；基建投資累計增長19.3%，創下十個月來新高。
經濟企穩在價格上也得到了印證。一季度GDP平減指數同比增速由負轉正至0.5%，CPI同比增速2.1%、PPI同比增速-4.8%，均較去年四季度回升。此外，行業層面的數據也印證了經濟企穩的走勢，近期的原材料價格、設備開工率、全社會貨運量以及工業用電量等走勢等均給出了較為一緻的積極信号。
從中長期來看，市場則普遍認為，這波經濟改善是短周期性的，中長期仍然不改L型的基本趨勢。短期經濟轉暖的根本原因，還是依賴于政府主導的大量投資，而不是市場自發擴張，其背後的支撐因素是金融系統的信貸寬松。顯然，這還是在傳統模式下由政府驅動“買來的增長”，而不是周期性複蘇，房地産和基建投資很難持續高速增長，信貸主動或被動的收縮可能會打斷這樣的複蘇進程。
無論是着眼于周期性複蘇還是長期增長，關鍵都在于結構改革的實質性進展。當前中國經濟并未徹底擺脫諸多結構性問題的羁絆：既有東南沿海的發達，也有部分東北和西部地區的塌陷；既有一些新興産業的火熱，也有傳統産業的步履蹒跚；既有每年超過千萬的新增就業，也有去産能帶來的數百萬結構性失業大軍。
經濟轉型之下，中國經濟面臨着艱難的調整。但是，對于結構性改革和穩增長的關系，市場仍存在較大分歧。分歧的核心就在于：在結構日益失衡、經濟風險加大、社會矛盾凸顯、結構調整可能對經濟産生負面沖擊的背景下，中國可以忍受何種程度的低增長。如果結構性改革将會導緻經濟斷崖式下跌，超過了可以忍受的範圍，那麼就需要從需求側促增長，讓經濟先走出衰退；反之，就不需要刺激總需求穩增長，而應該先行解決泡沫和債務問題，通過優化經濟結構推動增長。
需要強調的是，目前必須在兩種經濟增長中盡快作出抉擇：一是使用反周期政策促進短期經濟增長；二是通過深化結構性改革和市場化改革促進長期經濟增長。短期增長就像一個窄小的鐵籠，将強烈約束經濟政策的方向和具體實施。如果要力保經濟增速不跌破底線目标，中國力托經濟的政策必然會不斷加碼。但根據過往經驗，通過強刺激措施支持短期經濟增長的方式又必然會進一步加劇長期經濟失衡，尤其是當這種情況造成國企主導的投資快速增長，卻不能産生價值增值、效率提高或技術進步方面的效益，這對長期經濟增長将是一個不利的信号。
不同于發達國家相同發展階段的情形，對于目前階段人均收入隻有8000美元左右的中國來說，較低的經濟增長背後将意味着很多問題，如大量失業、惡性通脹、民生改革停滞、社會不穩定等等。但也不能因為長期習慣于高增長就忘卻其弊端，否則無異于飲鸩止渴。
未來5年，我們基于7%左右的潛在增長率做出判斷，即使平均增速維持在5%左右的水平，依然可以在社會比較穩定的情況下進行結構性改革。從貨币和财政政策的空間看，除非發生大比例銀行擠兌或者開放資本賬戶以後資金快速流出這類極端事件，否則經濟出現斷崖式下跌的概率極低，因此根本不必因擔心其消極影響而等到經濟“好轉”後再進行結構性改革。而且，鑒于中國目前的人均GDP水平、技術差距以及低效扭曲的體制機制，如果各種市場化和結構性改革能有效執行和推進，将可以為增長提供内在動力，成為穩增長的重要保障。
在經濟新常态下，面對衆多結構性難題和複雜經濟環境的挑戰，需要實施更有力度、效率更高的貨币和财政政策。貨币政策不能太過于寬松，以免造成市場缺乏調整的壓力和緊迫感，甚至給彙率穩定帶來較大壓力。财政政策應避免政府拔苗助長、盲目擴大投資。此外，還需充分發揮改革的倒逼機制，如調整地方各級政府的考核目标，引導、激勵它們追求更加着眼中長期的、更有質量的經濟增長。
（本刊編輯吳思執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