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産能，似乎正在各地掀起一陣“狂飙”。根據國家提出的去産能目标，煤炭、鋼鐵行業在未來3—5年内将分别壓縮産能5億噸左右和1億—1.5億噸。但是媒體梳理各地去産能目标卻發現，僅河北一個省壓減的鋼鐵産能即達1億噸，晉、陝、蒙三大煤炭主産區要化解的煤炭産能已接近4.8億噸，如果再加上其他省份，地方壓減力度将遠遠超過國家預期。
如此力度，不免讓人有些錯愕。坦率地說，當前各地去産能“沖動”，隐約讓人感覺到一級一級“層層加碼”的習慣做法。平心而論，這種擔憂不無道理。
但是，考慮到去産能是當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能否取得實質性推進的重中之重，我們認為有必要對各地去産能熱情予以更多肯定。
首先，各地去産能熱情高漲，從一個側面說明了地方政府已經認識到，在國家去産能的大背景以及大勢所趨之下，過剩産能實際已成為地方經濟的一個沉重包袱，而不再是維持地方GDP的利器。
其次，為了支持地方去産能，中央财政安排了1000億元的專項獎勵補貼資金。即便地方去産能“沖動”某種程度上是出于這1000億元資金的誘惑，卻也說明以經濟杠杆去産能發揮了效用。
基于以上兩點，我們認為去産能很有可能在短期内取得明顯成效。果真如此的話，無疑将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騰挪出巨大空間。
中國巨大過剩産能的形成，除了周期性因素外，最本質的原因其實就是行政幹預所緻。在此背景下，盡管以行政力量強力去産能也會引起一定争議，但關鍵時刻有形之手确實必須有所作為。隻有快刀斷亂麻，方能理清頭緒輕裝上陣。必須認識到，去産能本身即是要素錯配的糾偏和重新配置。隻有首先堅決去産能，方能倒逼老産業改造升級、新産業破繭萌發，方能在結構性改革方面創造空間和提供激勵。
當然，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一種制度體制性變革，不可能短期内畢其功于一役。因此在分清輕重緩急堅決去産能的同時，還要及時審視和調整去産能的手段與措施，以使其更加符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本意。
本期封面專題，我們着眼去産能聚焦“結構改革”。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的《“質量追趕型”中速增長期的機遇與挑戰》一文認為，當前中國的中速增長期依然是追趕期，但更多的卻從以往的數量追趕逐漸過渡到質量追趕。而供給側改革，就是為中國經濟進入這一新階段創造必要的制度和政策環境。
從制度和政策環境的角度，正在全面鋪開的“營改增”無疑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舉措。賈康、梁季的《營改增的全方位效能》一文，從結構性減稅、促進中國經濟和産業的細分與升級等方面，對這一重要改革措施進行了深入、全面的分析。
李佐軍的《改善供給管理：“去産能”與“補短闆”》一文則提出了一個很有啟發的問題。他認為，供給側改革是改革制度，改革制度需要一個過程，而當下面臨迫切的是供給管理問題，即對供給側問題進行管理。因此在推進供給側改革的同時，還要做好供給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