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梁紅在《2018年的中國經濟》一文中展望了中國經濟未來走向，預計2018年和2019年的實際GDP增速分别為6.8%和6.7%。在貨币政策方面，由于2017年底以來去杠杆政策力度加大，金融條件收緊的節奏與力度超出此前預期，預計今年下半年貨币政策将邊際調整，回歸真正意義上“穩健中性”的取向。在财政政策方面，考慮到财政赤字有望逐步擴張，專項債和地方債的發行可能會加速，下半年财政政策可能會更加寬松。
沈聯濤、肖耿在《穩發展、防風險》一文中強調，中國金融領域存在期限錯配、權益錯配和收益率錯配等結構性失衡問題，并且疊加其他國家商業周期等宏觀經濟風險。而減輕風險的唯一途徑，就是采取強有力、持續且全面的改革戰略，進一步形成全面分擔和管理風險的機制，建立起平衡、堅韌、穩固的實體和金融體系。
本期“改革開放40周年”專欄聚焦中國對外開放政策。世界貿易組織前總幹事拉米在接受本刊專訪時表示，自2001年正式加入WTO以來，中國基本兌現了入世承諾。全球化的紅利并未消減，中國的最優方案仍是保持市場、科學技術、社會的開放。當前歐美國家對中國的争議主要集中在補貼、政府采購、國有企業、強制技術轉讓等問題上，但這也表明中國仍有巨大的開放和改革潛力。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在《從商人到企業家有多遠》一文中認為，中國企業家普遍缺乏“企業家精神”。在下一步改革中，中國應該在文化層面和制度層面激發企業家精神。
随着全球貿易保護主義行為不斷升級，加強合作成為管理全球多重風險的必要條件。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保羅·克魯格曼在《英國脫歐與特朗普貿易戰》一文中比較了二者的福利損失。估算結果顯示，貿易戰會帶來巨大的破壞，但總體成本可能會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小——大約是美國GDP的2%-3%；而英國脫歐帶來的損失也高達英國GDP的2%左右。
人工智能等技術給就業帶來了巨大挑戰。全球人工智能及認知科學專家皮埃羅·斯加魯菲在接受《中國經濟報告》專訪時表示，當前人工智能仍處于“石器時代”，人們更應該擔心生物技術的發展，而不是人工智能。
吳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