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過對社會質量相關理論和社會信任相關研究的回顧，基于中國社會科學院CSS2015年的調查數據，利用ologit模型，從戶口、受教育程度以及收入三個角度來分析其對社會信任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戶口是農村居民的社會信任要明顯高于城市居民；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其社會信任水平越低；收入越高的人，其社會信任水平同樣越低。
關鍵詞
社會質量；社會信任；教育；戶口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也開始從農業中國向城市中國的轉型，和諧社會的構建需要對原有的社會規範和制度重新調整。特别是在進入2010年之後，諸如“扶不扶”等社會事件的曝光，極大刺激了人民群衆對整體社會信任的擔憂和焦慮，如何提升社會信任的水平，成了政府和人民共同關注的問題。社會質量作為一種評價美好社會的價值體系越來越被國内學者的關注和重視，而社會信任作為社會質量的重要部分，相關研究也日益受到重視和關注。
文獻回顧
（一）社會質量
根據歐洲學者的界定，“社會質量是指民衆在提升他們的福祉和個人潛能的條件下，能夠參與社區的社會、經濟與文化生活的程度”。社會質量内涵包括:社會經濟安全、社會凝聚、社會融合、社會賦權四個方面。國内學者關于社會質量也做了不少相關研究。
有學者認為中國建設和諧社會，可以從社會質量理論中吸取養分，将有助于解決中國目前面臨的各種社會問題。（林卡、高紅，2010）另有學者認為社會質量概念的提出，實現了社會發展研究的一次範式轉變。（張海東，2010）叢玉飛發現中國社會治理從社會管理向社會治理轉變的發展軌迹，存在兩種價值理念的轉向:一是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的關系從失重向平衡轉換;二是社會管理導向從重視生活質量向關注社會質量轉換。（叢玉飛，2015）作為一種美好社會的評價體系，社會質量本身就是評判社會治理好壞的一面鏡子，在社會治理過程中參考社會質量的相關理論在當今中國社會的發展中不可或缺。
（二）社會信任
西方學者對信任進行了大量的研究與探讨。齊美爾認為信任是“社會最主要的凝聚力之一。”福山認為：“信任是在一個社團之中成員彼此誠實合作行為的期待，基礎是社團成員擁有的規範，以及個體隸屬于那個團體的角色”。
社會信任則是指社會生活和交往，體現在制度或組織的社會信任，或是對于陌生人的信任，個人之間的信任也就是社會信任。有學者認為轉型期社會信任模式分為傳統的人際信任模式和普遍的制度型社會信任模式，但随着社會發展的需要，普遍的制度型社會信任模式的欠缺會影響社會凝聚的發展，要發揮社會團體組織的中介作用。（石海波、郭明，2015）朱虹發現現階段的中國社會信任處于低水平。居民對政府信任程度最高,對符号與專家系統信任程度最低;人際信任在中國社會依然以關系為紐帶。（朱虹，2011）胡榮的研究發現中國農民的社會信任是按照血緣關系的親疏依次遞減，性别、文化程度等因素都對其社會信任有影響，社會交往也影響着農村居民間的社會信任。（胡榮，2005）作為國内較早用量化方法來研究農村社會信任的文章，創新性極大，在一定程度上為我們展示中國農村社會信任的特征和影響因素。
研究假設
通過對上述文獻的梳理，我們發現研究社會質量時，戶口、教育和收入對社會信任具有顯著影響，故做出以下三個假設：
（一）受教育水平越高，其社會信任水平越高；
（二）收入越高，其社會信任水平越高；
（三）戶口是農村的人，其社會信任水平要高于戶口為非農的人。
研究數據和分析方法
本文的數據來自2015年中國社會綜合調查（CSS），共有樣本10243個，本研究中因變量社會信任的數據選自調查問卷中的對親人、朋友、鄰居、同事、警察、法官、黨政機關幹部、商人、教師、醫生以及陌生人這11個維度的新變量社會信任，而自變量則涵蓋受訪者的性别、年齡、教育程度、信仰、收入以及戶口，并運用STATA統計軟件的ologit模型對以社會信任為因變量，以戶口、教育程度和收入為自變量進行分析。
數據分析
本研究将受訪者對親人、朋友、鄰居等11維度的信任合成一個名為的新變量——社會信任，并将其作為因變量；将受訪者的戶口、受教育程度及收入作為自變量，性别、年齡、民族、政治面貌、宗教信仰作為控制變量。在進行回歸分析的之前，把收入取了其自身的對數，同時對民族、戶口、政治面貌、信仰以及性别定類變量做了二分變量處理，也對變量社會信任和年齡進行分層。（詳見表1）
表2是分别以戶口、教育程度和收入為自變量，以社會信任為因變量，剩餘變量為控制變量的三個模型。在Model1中，以戶口為自變量的模型中，來自農村戶口的人其社會信任越高，因為處于熟人社會的農民社會信任度更高；而在性别方面，男性的社會信任明顯的低于女性，這和男女本身所處的社會角色和社會分工密切相關；在年齡方面，年齡越大其社會信任越高，這涉及人生閱曆和經驗，剩餘的控制變量和社會信任之間的關系不顯著性；在Model2中，是以教育為自變量的模型中，我們發現性别在此的影響和模型1一樣是負向的，原因和模型1的解釋相同；在Model2中，教育對社會信任的影響是負向的，即學曆越高其社會信任水平越低，因為受教育程度越高，其社會期望也越高，但具體的影響機制，還需後續研究的推進。此外還發現，漢族的社會信任要低于非漢族，現有的數據
尚不能解釋結果，剩餘的控制變量與社會信任的關系不顯著；在Model3中，我們以收入為自變量，發現年齡越大社會信任水平越高，而收入越高其社會信任水平越低，這個從我國近幾年中産階層普遍焦慮可以得到印證。值得我們關注的是，漢族的社會信任明顯低于非漢族，相關的研究可以進一步跟進，而剩餘的控制變量和社會信任之間的關系不顯著。
結論
基于對社會質量相關文獻和對社會信任相關概念的研究和回顧，筆者在社會質量視角之下，通過量化的方式對社會信任進行研究，對數據的定量回歸分析，在印證前人研究發現的基礎上，發現了一些異常的數據結果，主要是男性的社會信任低于女性，這與我們的常識有落差；而同非漢族相比，漢族的社會信任度更低，這一問題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
處在轉型時期的中國，同時也處在新一次科技革命的風口浪尖，舊有社會紐帶解體引發社會碎片化仍然在影響着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社會質量作為一種美好的社會的價值評價體系，在此時引入中國，無疑會對中國社會整體的社會進步和人民福祉的提升有着理論和現實借鑒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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