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新時期的對外開放戰略，将同時在需求端、供給端重塑國際資金環流、商品環流格局。圖為航拍上海黃浦江兩岸。
今年是改革開放四十周年。四十年來，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都得到了穩定和延續，中國也因對外開放而取得了巨大的曆史成就。
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堅持打開國門搞建設。今年4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博鳌亞洲論壇的主旨演講中也再次強調，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隻會越開越大。
不斷提高對外開放水平，不但是國内經濟改革、發展的需要，而且也是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需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新時代背景下的中國特色大國外交，也要求不斷提升對外開放水平，加強與世界經濟發展的包容與互動。
2015年9月，習近平出席第70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時強調，要繼承和弘揚《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構建以合作共赢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去年1月，習近平在聯合國日内瓦總部的演講，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又作了進一步闡釋。其具體理念，與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相融合。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提出和落實，是五大發展理念在國際範圍的一種探索和實踐。而且這一理念的提出，離不開中國在更大程度上的雙向對外開放。作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具體舉措，中國提出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倡議，并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響應。在此基礎上，十九大報告指出，必須統籌國内國際兩個大局，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開放戰略。
新格局呼喚全球發展新動力
從發展中國家、新興經濟體的角度來看，這些國家難以依賴現有發達國家的幫助走上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第一，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發達經濟體正在經曆複蘇，但其正面溢出效應相當有限。例如美國，其實體經濟複蘇狀況雖然較好，但其再工業化、重振制造業、美國優先的戰略，其中也涉及到中端和較低端制造業的回流。美國在奧巴馬時代提出的再工業化戰略，在特朗普時代也得到了延續。再加上近年來，美國頁岩氣革命帶來的能源成本優勢，美國再工業化戰略将對新興經濟體的出口競争力形成一定的替代壓力。同時，日本大力吸引海外日企的資本回流，推動國内“去空心化”過程；歐洲也在積極推動“工業4.0”以及與之相配套的産業政策。國際生産網絡正在經曆着深刻的變化，這可能對後起的發展中國家的趕超戰略形成一定的沖擊和阻礙。
第二，發達國家正緻力于通過多邊或單邊方式，來改變國際貿易體系的現有格局。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發達國家開始重新制定貿易領域的遊戲規則。美國、日本、歐盟等主要發達經濟體均積極參與到TPP（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和TTI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議）這些新型貿易規則的制定當中。這些貿易談判都具有高規格特征，所涉及的領域也不僅僅是傳統的貨物貿易領域，還包含服務貿易和投資，對于一國經濟體的内部運行狀況也多有要求，例如對透明度、競争中性、知識産權、環境保護等規則的要求。這也使得大部分新興市場國家在中短期内難以加入其中，即便加入，也要付出較高代價。主要新興市場國家大多都沒有加入上述新貿易規則的談判。發達國家通過訂立高質量的貿易協定，實質上是盡可能多地提高自身的貿易競争力，而沒有參與新型貿易協定談判的新興市場國家，本國的貿易就将受到負面影響。
雖然，美國已經宣布退出TPP，但是以日本為首的其他成員國仍然在努力促成原有協定的落實。同時，美國正在用單方面貿易政策、雙邊貿易談判來取代WTO的多邊治理體系。在此背景下，國際貿易秩序受到較大不确定性的沖擊，除了中國之外，很多依賴于全球貿易體系的新興經濟體，也同樣有可能受到較大沖擊。
在此背景下，中國的新一輪對外開放，可能為其他新興經濟體的可持續發展提供重要的曆史機遇。這至少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首先，在需求端，中國國内市場的對外開放、内部消費需求的挖掘，将為新興經濟體提供更大的最終品銷售市場，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發達國家經濟重塑貿易規則、去全球化帶來的沖擊。其次，在供給端，中國通過推動“一帶一路”倡議，“走出去”的對外直接投資蓬勃發展，尤其是對其他新興經濟體的直接投資迅速上升，也将從供給端改善其他新興經濟體的增長潛力。
具體從需求端來看，中國提出“積極擴大進口”的政策導向，并且強調“我們要以更大力度的市場開放，促進産業升級和貿易平衡發展，為消費者提供更多選擇。”作為全球規模最為龐大的市場之一，中國市場在需求端的對外開放，将給予全球生産網絡以巨大的機會，尤其是廣大新興經濟體将從中獲益。
中國因素助推新興經濟體發展
同時，中國因素也将推動新興經濟體的供給能力建設、提高其潛在經濟增速。第一，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規模在迅速上升。2012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流量創下曆史新高，達到772億美元，排名世界第三。之後在2016年達到世界第二。2017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達到1200億美元，較2016年的峰值有所下降，但仍然處于上升趨勢的通道當中。2017年，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合作穩步推進，共對“一帶一路”沿線的59個國家有新增投資，合計143.6億美元，占同期總額的12%，比上年增加3.5個百分點。随着2018年4月國際發展合作署的挂牌成立，中國與新興經濟體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濟合作關系，必将得到更為快速的發展。
第二，新興經濟體的開發建設存在巨大資金需求。以交通基礎設施投資為例，新興經濟體的需求普遍旺盛。據測算，2016年至2030年期間，“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交通基建融資需求将達到2.9萬億美元（2015年美元不變價）。從空間角度來看測算結果，“一帶一路”的六大國際經濟合作走廊，其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的融資需求分别為：中巴經濟走廊250億美元，中蒙俄經濟走廊990億美元，中國－中南半島1640億美元，孟中印緬經濟走廊1950億美元，新亞歐大陸橋7470億美元，中國－中亞－西亞走廊7920億美元。“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交通基建融資需求，呈現出以“中國－中亞－西亞”“新亞歐大陸橋”兩大走廊為主的格局。但是另一方面，新興經濟體進行開發建設的資金需求，還遠未獲得滿足。已有的區域機制安排，甚至包括世界銀行等國際多邊機制安排，都遠遠無法滿足新興經濟體日益上升的融資需求。
第三，在中國國内産業結構升級的過程中，傳統産能的出路也包括“轉移一部分”的渠道。與此同時，推動企業走出去的措施也在陸續出台。這些措施，都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其他新興經濟體更加緊密地聯系了起來。此外，随着中國的工業園區模式、經濟特區模式等發展模式的輸出，尤其是中國在資金、技術、人才等方面對新興經濟體國家基礎設施工程的協力開發建設，都将有利于其他新興經濟體改善經濟的供給能力。
中國在新時期的對外開放戰略，将同時在需求端、供給端重塑國際資金環流、商品環流格局；而這種新的環流格局，恰恰是符合廣大新興經濟體國家利益的。
一方面，中國國内積累了大量儲蓄，在供給端通過直接投資，可以改善推動其他新興經濟體的能力建設、改善其經濟增速、增強其供給能力。這方面也要求擴大對外開放、更多推動對外直接投資、加強國際雙邊和多邊經濟合作。而且，中國不僅僅要對發達國家實施開放戰略，同時也要更加重視對新興經濟體、發展中國家實施開放戰略。另一方面，中國國内市場前景廣闊，能夠成為新興市場外需的重要來源，為其他新興經濟體提供新的大市場機會。這也要求中國着力推進國内的結構改革，縮小收入差距、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減少國内市場分割和地方保護主義、進一步開放進口貿易。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與此同時，中國經濟也面臨着更多的新挑戰和新矛盾。在此背景下，中國不但需要通過全面對外開放推動國内經濟體制改革，而且也需要通過不斷提升對外開放水平，來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深化國内經濟體制改革、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内容，中國需要在上述兩者之間找到深度的戰略契合點。而這個契合點，正是不斷地提升對外開放水平。通過堅定地、持續地提高對外開放水平，我們可以為國内、國際經濟政策提供統一的戰略框架。
2.9萬億據測算，2016年至2030年期間，“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交通基建融資需求将達到2.9萬億美元（2015年美元不變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