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這一非法無效的國際仲裁已淪為美日等域外國家與中國進行戰略博弈的工具，這也恰恰印證了中國拒絕這一非法仲裁的合理性。文｜董春嶺
2016年7月16日，來自英國各地的華人華僑在倫敦舉行示威遊行，嚴正抗議菲律賓南海仲裁案仲裁庭的非法裁決
2016年7月12日，由菲律賓前政府單方面發起的“南海仲裁案”做出所謂的“仲裁結果”，不僅聲稱中國的“九段線”不合法，而且聲稱包括太平島在内的南沙群島全部海上地物都不是島嶼—事實上，它将菲律賓所提出的15項訴求幾乎照單全收，而對中國在南海的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近乎全盤否定。中國方面堅持“不接受、不參與、不承認、不執行”的既定方針，否認仲裁的法律效力。國際社會早前雖然已經預計到仲裁結果會存在偏見，但這一非法仲裁庭所謂的“最終裁決”偏見之深、政治色彩之強令人大跌眼鏡，讓所有了解事實真相的國家看清了這一所謂國際仲裁的本來面目，令國際法的權威性和公信力再一次大打折扣。“仲裁結果”出爐後，聯合國官方微博第一時間發表聲明澄清，常設仲裁法院與聯合國沒有任何關系；國際法院同時發表聲明指出，國際法院作為完全不同的另一機構，自始至終沒有參與所謂的南海仲裁。這些機構明确地與非法設立的仲裁庭劃清了界線，而世界上隻有為數不多的幾個國家一廂情願地宣稱這個結果“有法律約束力”。事實上，這一非法無效的國際仲裁已淪為美日等域外國家與中國進行戰略博弈的工具，這也恰恰印證了中國拒絕這一非法仲裁的合理性。中國拒絕仲裁是捍衛國際法的表現2013年1月22日，菲律賓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以下簡稱《公約》）附件七和第287條，單方面向國際海洋法法庭提起強制仲裁程序。菲方的訴訟請求雖經過了刻意的包裝，但其實質仍是領土和海域劃界争議，這并不屬于《公約》的管轄範疇，而中國依據《公約》第298條規定，早在2006年就提交了“在海域劃界問題上不接受強制争端解決程序”的聲明，菲律賓要求國際仲裁，在程序上并不合法，中國的拒絕不僅是《公約》所賦予的權利，也是在自覺履行維護《公約》精神的義務。反觀國際仲裁庭，其在明知沒有管轄權的情況下強行受理了菲律賓的請求，将“主權和領土争端”與“海洋權利争端”混合起來打包“仲裁”，這是一種危險的越權行為，傷害的不僅僅是仲裁庭的合法性，更直接影響到《公約》的權威性，其随意擴權的消極影響将在未來一段時間逐漸顯現出來。雖然《公約》沒有相應的管轄權，但中菲之間的海洋劃界問題和領土争議并非“無法可依”。兩國從1995年到2011年間達成了多個共識文件，均明确了這些争議問題應通過友好協商談判解決。中國與東盟十國簽署的《南海各方行為宣言》（以下簡稱《宣言》）第四條中也明确規定了“有關領土争議和海洋管轄權争議由當事方直接通過談判和協商解決”。菲律賓提出的強制仲裁程序，不僅違背了兩國間的外交承諾，也不符合《宣言》條款，中國的拒絕意在捍衛上述文件的精神。《聯合國憲章》、《國際法原則宣言》等國際文件均把談判作為和平解決國際争端的首要方式。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中國已經與14個陸地鄰國中的12個解決了邊界問題，占中國陸地邊界的90%；中國還和越南劃定了兩國在北部灣上的海上界線。這些都是通過雙邊談判妥善解決的，這種方式不僅充分尊重雙方意願、務實高效，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睦鄰友好、互諒互讓的國家間關系。而根據曆史經驗，非當事國對他國主權之争的涉足往往會導緻問題複雜化，不被當事國接受的國際調停不僅無助于熱點問題的處理，反而會激化當事國之間的矛盾。中國堅持通過協商談判解決争端，是對國際法和國際關系基本準則的捍衛和堅守。
三沙市在南海9個島礁分别舉行國慶升旗儀式
中國拒絕仲裁旨在維護地區和平發展大局過去幾十年來，在“擱置争議、共同開發”等原則的指導下，南海局勢保持了總體穩定。地區國家着眼于務實合作，中國與東盟國家建立起牢固的互信與友誼，區域經濟快速發展，地區一體化進展順利，東亞地區成為世界和平、穩定和繁榮的象征，成為2008年金融危機後“一枝獨秀”的世界經濟引擎。不難發現，“淡化分歧、尋求合作、相互尊重、互諒互讓、互利共赢”的精神一直是南海問題的“定海神針”，而“南海仲裁案”的提出從根本上背離了這種原則和精神，進一步加劇了南海緊張局勢，其至少在三個層面上影響到了地區繁榮穩定，危害了地區安全：其一，“仲裁案”将領土主權争議凸顯出來，壓縮了彼此的外交回旋餘地，使雙方陷入“互不妥協、相互對抗”的怪圈。對任何國家和政府而言，主權和領土問題都是“神聖、不容侵犯的、沒有絲毫妥協退讓的餘地”。如果非要把南海仲裁比作一個“試金石”的話，其測試出的最大結果是：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國捍衛領土主權的能力和決心。菲律賓所導演的這場仲裁鬧劇使雙方陷入了一個類似于“膽小鬼博弈”的外交僵局之中。這種僵局不僅破壞了兩國政府間的基本信任、惡化了雙邊關系氛圍，還激發了兩國民衆間的對立與對抗情緒，對兩國關系造成了深遠的消極影響。其二，“仲裁案”将地區安全問題凸顯出來，影響了區域經濟合作氛圍，破壞了東盟内部團結，幹擾了地區一體化進程。冷戰結束後，東亞經濟一體化快速推進，區域國家聚焦于發展和合作，一定程度上彌補和淡化了地區安全問題，然而，南海問題的快速升溫打亂了這一進程。“南海仲裁案”使雙邊問題逐漸區域化、國際化，安全問題開始成為地區合作和區域一體化的重要障礙，東盟國家被迫“選邊站隊”，其内部團結正被這種安全困局撕裂。而一旦菲律賓創造的這個“惡例”得逞，被其他地區國家效仿，雙邊安全困境将“由點到面”傳導到整個區域層面，危險顯而易見。其三，“仲裁案”成為美國“亞太再平衡”加以利用的戰略工具，為域外大國進一步介入南海問題提供了便利。南海本不存在航行自由問題，域外國家美國卻以此為借口強行介入和熱炒南海問題，地區局勢的緊張不僅使美國“回歸亞太”異常順利，也使美國的軍火制造商“坐收漁利”。此次“仲裁案”的背後，美國作為“幕後推手”可謂不遺餘力。根據美國政府的表态和戰略界的反應來看，這一非法“仲裁的結果”不僅成為美國增強在南海軍事存在的借口，還成為其炒作“中國威脅”、強化對華“戰略圍堵”的重要由頭。“仲裁案”無疑增強了中美兩國之間的戰略疑慮，加劇了中美亞太博弈的烈度，亞太地區的安全風險也在不斷增大。
加拿大外交部東亞局前局長侯秉東說：“我希望南海和平，加拿大也希望南海和平。”
中國拒絕仲裁旨在捍衛國際秩序中國拒絕仲裁體現了對“主權原則”的捍衛和堅守。任何經曆過殖民或半殖民的國家都深知國家主權的重要性，近代飽受苦難的中華民族對外來幹涉和強權政治始終保持着警惕和戒心。二戰結束後，國家主權原則作為國際關系的最核心原則被寫入聯合國憲章，成為國際法和戰後國際秩序的基石。一直以來，中國恪守着國家主權原則，不幹涉他國内政，獨立自主地開展外交活動，成為踐行主權國家理念的典範。然而，在世界其他地區，對主權原則的漠視導緻戰後世界秩序的根基正在瓦解。在基辛格先生的新著《世界秩序》中，這位年逾九旬的戰略家滿懷擔憂地寫道：“構成當前世界秩序的基本原則（主權原則）受到了來自四面八方的挑戰，歐洲正超越主權概念，與它當初構建的國家體系漸行漸遠，中東伊斯蘭極端主義者抛棄這一原則，追求基于原教旨主義的全球革命，造成了社會的分裂和國家的解體，而美國則搖擺不定，在尊重國家主權與奉行幹涉主義之間徘徊。”從這一視角來看，“中國崛起挑戰當前的國際秩序”的說法站不住腳，對主權原則的堅守使崛起的中國成為捍衛戰後國際秩序的穩定力量。不同國家對“仲裁案”的不同态度主要是秩序觀念差異使然。中國對南海諸島的主權是戰後國際秩序的一部分。中國人民最早發現和經營南海諸島，中國政府最早并持續和平有效地對南海諸島實施主權管轄。二戰期間，日本曾非法竊取南海諸島，二戰後期的《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确立戰後秩序的文件均明确要求将日本侵占的中國領土歸還中國。戰後，中國收複了西沙群島和南海諸島，中國的軍政人員正是乘坐美國提供的軍艦分赴西沙和南沙群島舉行接收儀式的。戰後相當長的時間裡，美國一直承認并實際上尊重中國對南沙群島的主權，當前美方在南海問題上的相關立場實際上出現了倒退，這是對自己參與構建的戰後國際秩序的否定，而中國對非法仲裁的拒絕及對國家主權權益的堅守正是捍衛戰後國際秩序的具體體現。董春嶺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