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記者孫超
2016年8月23日上午，習近平主席在青海省海東市互助土族自治縣五十鎮班彥村村民呂有金家察看《扶貧手冊》，了解扶貧措施落實情況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增長一直備受矚目，其中最值得關注的成就之一就是國家的扶貧工作。據世界銀行統計，中國極度貧窮人口的數量從1987年的8.36億減至2010年的1.56億。中國的貧困統計數字顯示，截至到2014年年底，隻有7000多萬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這一世界性的成就是如何實現的呢？為此，本刊記者專訪了國務院參事、國務院扶貧辦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扶貧辦友成企業家扶貧基金會常務副理事長湯敏。湯敏詳細介紹了中國扶貧的成就、創新和亟待解決的問題。
扶貧的成就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别是改革開放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扶貧開發工作，全國人民矢志不渝、接力奮鬥，開創出具有中國特色的扶貧模式，創造了人類減貧史上的中國奇迹。
1986年，國務院貧困地區經濟開發領導小組（以下簡稱“領導小組”）成立，中國式扶貧—“有組織、有計劃、大規模的農村扶貧開發活動”拉開序幕。
湯敏介紹說，當年5月14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田紀雲主持了第一次領導小組全體會議。根據會議紀要，當時全國農村人均年純收入在200元以下的約有1.02億人，占農村總人口的12.2%，“部分農民的溫飽問題尚未完全解決”。
1986年，依據農村人均年收入和縣級單位的财政狀況，國定貧困縣标準第一次劃出：1985年人均純收入低于150元的縣和年人均純收入低于200元的少數民族自治縣，對民主革命時期做出過重大貢獻的老區縣放寬到300元。
湯敏說，1993年領導小組更名為“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其設在農牧漁業部（現農業部）的辦公室亦更名為“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同年，農村個人和家庭依靠其收入不能維持其基本的生存需要的絕對貧困人口減少到8000萬人。
1994年，著名的《國家八七扶貧攻堅計劃》出台，開篇第一句出自1992年鄧小平南巡時的論斷：“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
“‘八七’的含義是在20世紀的最後7年，集中力量基本解決全國農村8000萬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湯敏解釋說。
1996年，第一次高規格的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重申：“今後5年扶貧任務不管多麼艱巨，時間多麼緊迫，也要下決心打赢這場攻堅戰，啃下這塊硬骨頭，到本世紀末基本解決貧困人口溫飽問題的目标絕不能動搖。”
湯敏強調，别的國家為了解決農村貧困問題，給農民補貼，但是今年吃飽了，明年又有問題了。而中國轉換思路，讓農民進城務工，結果讓大部分農民脫了貧。城市化是一個重要推力。為了謀生，大量的農村人口湧入城市。中國經濟一直在發展，不斷制造就業崗位，以及鼓勵大衆創業創新，所以扶貧工作有巨大成就。
據統計，1993至2000年，中國農村貧困人口從8000萬下降到3200萬，年均下降速度比改革開放以來的平均減貧速度高3.6個百分點。
進入新世紀第二個十年，《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提出，到2020年要穩定實現扶貧對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
2011年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宣布，将農民人均純收入2300元作為新的國家扶貧标準。這一标準比2009年提高了92%，對應的扶貧對象規模到2011年底約為1.28億人。
湯敏說，盡管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均GDP進入中等偏高收入國家行列，但由于發展不平衡，全國貧困人口規模仍然很大，貧困問題仍然存在。但是中國政府十分關心人民的福祉，2015年末，《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打赢脫貧攻堅戰的決定》正式發布。文件對未來5年脫貧攻堅工作作出全面部署，并要求各級黨委政府層層簽訂脫貧攻堅責任書，立下“軍令狀”。2015年底召開的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對扶貧開發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脫貧攻堅已經到了啃硬骨頭、攻堅拔寨的沖刺階段，必須以更大的決心、更明确的思路、更精準的舉措、超常規的力度，衆志成城實現脫貧攻堅目标，決不能落下一個貧困地區、一個貧困群衆。”中國政府正在以高度的政治感、使命感和責任感，把扶貧開發工作提升至治國理政新高度，廣泛凝聚社會各界力量，推進實施精準扶貧方略，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奠定堅實基礎。
“互聯網+扶貧”
現階段，中國正推進實施精準扶貧十大工程。精準扶貧十大工程分别為：幹部駐村幫扶、職業教育培訓、扶貧小額信貸、易地扶貧搬遷、電商扶貧、旅遊扶貧、光伏扶貧、構樹扶貧、緻富帶頭人創業培訓、龍頭企業帶動。這其中既包括幹部駐村幫扶、職業教育培訓等“傳統項目”，也包括電商扶貧、光伏扶貧、構樹扶貧等新手段新方法。
近年來，中國電子商務發展突飛猛進，信息網絡技術和電子商務為扶貧開發工作帶來新的機遇。湯敏認為，如今電子商務興起，好處确實多多。對農民來說，一是可以砍掉農産品的中間商，在不增加城市居民負擔的情況下，可以成倍地增加農民收入；再有，對于城市消費者而言，好的電商能讓他們有更多的消費選擇，解決他們對食品安全的擔心，甚至可以進入私人定制式的個性化消費時代。不過，他也承認，要實現這些優勢，需要政府、農民、電商、物流和消費者之間的緊密合作。
“‘互聯網＋電子商務’為扶貧開發開辟了新路徑，是經濟欠發達地區實現彎道超車的有效途徑，但電商扶貧的成功還需要社會各界的配合，需要教育、科技、市場等其他扶貧手段來解決生産問題，扶貧是全社會的責任，每個人都可以，也應該盡一份力量。”
另外，“‘互聯網+教育’，就有可能解決貧困不傳代，貧困家庭的下一代不貧困的問題。”湯敏說，他訪問了幾個扶貧點，高興地看到精準扶貧工作已經在基層大規模地開展起來了，教育扶貧也成為了精準扶貧中的一項重要内容。各地政府都拿出了大量資源來加強教育精準扶貧的力度。然而，美中不足的是，目前這些政策措施還是集中在讓貧困家庭子女“有學上”，即拿出大量資源補貼貧困家庭子女上學，如上高中、上職校免費，上大學給予助學補助等等。當然，這些都是非常必要的。
“但是，僅有這些還不夠。現在核心是軟件、是教師的問題。因為如果沒有好教師，即使有了硬件我們也很難提高教學質量，很難讓農村的學生，包括城市薄弱學校的學生能夠和好學校的學生在同一條起跑線上。而優秀師資匮乏是農村學校面臨的一大難題。”
從2013年起，湯敏所在的友成基金會，就與北京人大附中合作，把中國水平最高的學校課程，用互聯網直接送到了貧困地區的鄉村學校中，這個項目稱之為“雙師教學”。湯敏介紹，“雙師教學”中的“雙師”，是指每個鄉村試點班有兩個教師一起開展教學活動，一個是人大附中的老師，負責遠程網絡主講，一個是項目學校的老師，通過與遠程網絡主講教師合作，複講複練、答疑等。自2013年秋季啟動，經過近3年的試點，該項目已經覆蓋國家級貧困縣的100餘所鄉村學校。據多方位的調研檢測顯示，不但試點學校學生學業水平顯著提高，試點班教師更在這個過程中成為最直接的受益者。這些鄉村教師跟着全國最優秀的教師學習教學方法、教材處理、課堂掌控與授課技巧等，通過講課示範、天天培訓，幾個學年下來，老師的進步非常大。
湯敏建議，把“雙師教學”模式列入國家的鄉村教師培訓計劃。先從試點做起。各省都找出一批優秀教師，把他們的課全程錄下來。全國範圍内也可以組織一些這樣的課，在農村學校中開展多層次、多學科、多方式的試點。
“到2020年在中國全部消滅絕對貧困現象，是黨與政府的莊嚴承諾，也是農村扶貧戰線的巨大挑戰。防止貧困代際相傳，教育部門責無旁貸。”湯敏說，我們應該采取一切行之有效的措施，提高鄉村學生學習效果，提高鄉村教師教學水平，讓貧困家庭的下一代走出貧困。湖南漣源首家電子商務扶貧服務站成立，為當地減貧帶來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