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美國政府進行換屆，新一屆政府的亞太戰略與政策走向便成為該地區國家關注的重點。當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之後，這種關注度可謂達到了史無前例的程度。原因在于競選期間，特朗普發表過衆多偏離美國曆屆政府長期以來主流政策的言論，動辄引發争議甚至恐慌。整個亞太地區都試圖盡快明确美國新一屆政府的亞太戰略思路，預判其整體政策框架，以便準備各種預案，應對可能的沖擊。
美國亞太戰略的束縛軟肋
特朗普政府提出的“美國優先”口号和“讓美國再次偉大”的目标，對于不同的人而言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解讀。亞太國家一度普遍認為特朗普政府将會放棄奧巴馬政府推行的“亞太再平衡”戰略。
在過去8年時間裡，奧巴馬政府将戰略重點從歐洲和中東地區向亞太地區轉移，在軍事預算受到削減的情況下，調集部署更多的海軍和空軍兵力至西太平洋區域，并主導達成了包括12個成員國在内的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PP），通過大力提升同東盟國家和地區組織的關系，強化美國的外交存在，顯著改善了小布什政府忽視的美國同亞太地區關系。
可以發現，在奧巴馬推行的戰略中，資源投入尤其是軍力的部署盡管被一再強調但并非第一位。在區域經濟一體化和互利合作方面，美國也沒有采取主動大幅讓利的策略。換言之，在安全和經濟上，美國都受限于自身的軍力和财力，無法如冷戰剛結束時通過傾力投入，換取亞太地區國家的絕對支持和信賴。
美國更強調通過建立一種所謂“基于規則的秩序”，來維護其在亞太的主導地位。在外交上，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拉近與同盟和夥伴的關系；在安全上，言語上反複确認對同盟的安全承諾，同時美其名曰宣揚“法治原則”，以所謂“航行自由”行動鞏固其主導的海洋秩序；在經濟上，以新标準自貿協定力推所謂更為“公平”的貿易規則。
但是，選戰期間特朗普團隊展現出的政策取向與奧巴馬截然不同。在安全上，特朗普一再抱怨包括日本和韓國在内的美國軍事同盟，沒有承擔應有的軍事費用，任由這種情況持續下去将會更為嚴重地損害美國利益，美國可能會考慮從相關國家撤出駐軍，由盟國自行負擔更多防衛責任。在經濟上，特朗普對包括TPP在内的多邊協定非常不滿，認為這是美國潛在的災難，将會奪走美國大量就業機會。美國要退出或者重新修訂不利的多邊貿易安排，并更傾向于洽簽雙邊自貿協定，因為美國将會在雙邊談判中處于更為有利的地位。在外交上，特朗普團隊在選戰中幾乎沒有提及東盟，對亞太區域一體化進程也缺少興趣，勢必顯著降低在新政府外交議程中的優先級。
要想厘清特朗普政府戰略調整的邏輯，必須摸清此種調整的根源所在，那便是美國在軍力和财政上面臨的嚴格約束。在特朗普看來，美國如今面臨的威脅和挑戰是異常嚴峻的，但是自身的軍力提升無法匹配威脅的加劇程度。
以海上艦艇為例，目前美國的艦船總數量為274艘，特朗普稱這是近百年以來最小的美國艦隊群。他希望美國的艦船規模擴張至350艘，即增加76艘各式艦隻。預計在未來的30年中僅造船費用就需耗資超過1650億美元，這還不算配備戰鬥人員、維修保養以及運行執勤等龐大數額的費用，而目前美軍全年的總預算水平也才隻有6200億美元。
更重要的是，按照2011年民主和共和兩黨達成的預算控制法案，直至2021年軍事預算都面臨着嚴格上限的束縛，這意味着如果此法案不被廢除或者停止執行，美軍預算就無法增加，不得不動用其他部分的軍費用于支持海軍，而無論空軍、陸軍還是海軍陸戰隊都面臨着各自的裝備補充與更新換代的巨大壓力。
與此同時，美國聯邦政府的總财政預算壓力空前。2017年4月，特朗普将迎來政府臨時預算案到期的考驗，要想在如今兩黨嚴重對立的情況下達成一項預算協議難度可想而知。2017年夏天，美國還将再次面臨債務違約的風險，已經達20萬億美元之巨的政府債務上限面臨再次提升的窘境。
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内部的财政保守勢力（如白宮預算局局長馬爾瓦尼），都反對單方面增加軍費的提議。前者要求同時對非軍事預算松綁，後者則嚴格削減軍事和非軍事預算。在這種情況下，特朗普提出的顯著擴張美軍軍力的宏大構想，面臨着“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困境。當地時間2017年2月3日，韓國首爾，美國防長馬蒂斯與韓國國防部長官韓民求會晤。雙方讨論韓美合作應對朝鮮問題。雙方表示将如期推進在駐韓美軍部署“薩德”反導系統進程前不久，共和黨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麥凱恩提出方案，2018年安排軍事預算6400億美元，同時預留600億美元的戰争經費，總規模達到7000億美元。在未來的5年時間裡，相較于現有水平增加軍費4300億美元，至2022年時軍費可達到8000億美元的規模。在這一方案下，海軍艦船可增加59艘，海軍陸戰隊可增兵3000-20萬人，陸軍可增兵8000人。海軍陸戰隊和空軍還可各新購置20架和73架新式的F-35戰鬥機。
這樣的軍費增加方案，使美國的财政預算分配更捉襟見肘，姑且不論特朗普政府同國會将會達成怎樣的協議實現這一點，至少美國不願再将有限的資金更多地投入到保護盟友的安全中。要求盟友提高軍費分擔比例，可以有效緩解美軍的預算壓力，用于購置更多裝備。換言之，美國試圖通過減少對軍事同盟的投入，騰挪資源用于自身軍力強化，由盟友自行承擔相應的差額和分散安全壓力。
同盟互動強化美新政府與亞太聯系
由于預期美國在軍事安全投入、經貿合作讓利、外交議程排序等方面更優先考慮自身的利益，相對忽視亞太各國的關切，美國在亞太的領導力和地位都面臨着顯著被削弱的風險，同時亞太國家也面臨着在全新的地緣政治環境中重新作出戰略抉擇的難題。
在諸多亞太國家中，美國的軍事同盟國最為焦慮，因其長期以來的外交與安全基石正出現動搖。從政府過渡期開始，以日本和韓國為代表的軍事盟友成為與美國新執政當局互動最為密切的亞太國家。
原本預判民主黨候選人希拉裡·克林頓會勝選的日本政府，在特朗普獲勝後立即調整了策略，在美國政府過渡期就罕見地與特朗普進行了會晤，并在其上任前接連訪問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澳大利亞和越南等國，試圖重申奧巴馬政府确立的所謂“法治為基礎的地區秩序”，同時在TPP協議問題上征求相關方的意見，試圖說服特朗普不要退出該協定，繼續掌握多邊自貿安排的主動權。
在這些訪問行程中，南海問題成為安倍每到訪一地必然提及的話題，可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由于越南将舉辦2017年秋季的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APEC），日本也希望能夠借此機會，使特朗普政府在南海問題上繼續秉持奧巴馬政府的立場。
然而，當特朗普開始執政以後，外交議程的安排卻令日本政府感到失落。同特朗普最早通話的亞太國家領導人是印度尼西亞總統佐科，最先到訪美國的外國領導人是英國首相特蕾莎·梅，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排在印度總理莫迪之後，在特朗普上任滿一周時才實現雙方通話，而訪美安排則被延後至2017年2月上旬。這也使日本政府内部憂心忡忡，擔心特朗普在同安倍會晤時向日本施加巨大的壓力。日本共同社引用日本政府人士的話稱：“特朗普将所有可能的課題作為讨價還價的材料，這種‘交易外交’對日美安保體制帶來的影響将難以估量。”
日本的擔憂首當其沖來自于防衛軍費的負擔。美國對北約同盟國的要求是，軍費支出占國内生産總值（GDP）的比例達到2%，而日本長年以來這一比例不足1%。1976年，日本三木武夫内閣通過決議，确立了軍費占國民生産總值（GNP）比例不超過1%的限定。20世紀80年代末，中曾根康弘内閣曾一度廢除這一限定，從1987至1989年連續3年比例超過1%。進入90年代以後，以GDP替換GNP進行統計，但是除了2010年該比例為1.008%以外，均沒突破限定。安倍第二次執政以來，連續5年軍費增長，目前規模達到5萬億日元（人民币約3000億元），但依然控制在1%以内。面臨美國的壓力，日本國内有人建議将軍費與GDP之比上調至1.2%。
對于日美經貿關系，日本政府的憂慮更甚。長期以來，美國對于同日本的汽車、農産品等貿易的不平衡非常不滿，更對日元彙率不時施加壓力。以汽車貿易為例，2016年日本對美國汽車出口超過175萬輛，從美國進口卻不足2萬輛。日本車企在小型車方面進一步實現了當地生産，而在高檔車方面則對美出口增加，總出口額達到了4.4萬億日元（約2670億元人民币），這一規模是1995年美日汽車貿易摩擦加劇時的2倍，而日元彙率的波動在其中同樣發揮了影響。
對此，日本高層不得不反複向美國發出信号，強調日本對于美國經濟的積極貢獻。例如，官房長官菅義偉表示，日本企業在美國投資超過4100億美元，創造了超過90萬個工作崗位。為了讓特朗普政府能夠确認對美日同盟的堅定承諾，避免同盟空洞化，安倍政府還精心籌劃了一份“經濟大禮包”，助推特朗普的經濟政策。
根據日本媒體的介紹，安倍提出的日美經濟合作倡議可以分為五個部分：在美國國内建設全球最為先進的基礎設施；在全球開拓基礎設施建設的需求；共同開發機器人和人工智能領域；在網絡安全和太空探索方面合作；在與防務相關的對外經濟合作中創造就業。根據這項綜合性倡議，日本将在未來10年内，通過調集養老金和外彙儲備，向美國的基礎設施建設領域投資約1500億美元，創造70萬個就業機會。日本希望參與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德克薩斯州的高鐵項目，還希望同美國共同開發民航客機，擴大美國對亞洲的液化天然氣出口。日本政府的這一舉措，很可能成為一種模闆，成為美國未來同亞太國家談判的要價基礎，因此值得重視和研究。
從2017年2月初開始，美國同日本和韓國之間開展了頻繁的互動。首先，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将上任後的首次出訪選定了東亞的兩個盟國，日本媒體透露此次訪問并非日方邀請，而是馬蒂斯主動要求。馬蒂斯代表特朗普，向韓日傳遞了一個明确的信息：特朗普非常重視亞太地區，在其外交議程中具有優先級，美國堅定履行對兩個同盟的支持和承諾。可以說，馬蒂斯的到訪給了韓日一顆定心丸。值得一提的是，安倍同馬蒂斯的會晤長達50分鐘，遠超一般的禮節性會見，而馬蒂斯則贊揚日本的軍費負擔是美國同盟國中的典範，在整個訪問中都沒有主動提及要求日本增加軍費負擔的話題。根據日本防衛省的數據，2015年日本承擔的軍費支出為1910億日元（人民币約120億元），美國承擔300億日元，日方負擔比例達到86.4%。
其次，美國同日本和韓國就朝鮮發射彈道導彈開展了一系列的合作。在朝鮮領導人于新年賀詞中宣布即将進行洲際彈道導彈試驗之後，美國從夏威夷緊急将海基X波段雷達調往西太平洋海域用以監測朝鮮。朝鮮外交部美洲局副局長崔光日，2017年1月25日在平壤接受美國NBC廣播電台采訪時表示，朝鮮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都能試射洲際彈道導彈。如果美國持續舉行韓美聯合軍演，朝鮮也将繼續加強核威懾力和先發制人的攻擊能力。2月7日，美國和日本在夏威夷進行了一次彈道導彈攔截試驗。
2月12日，朝鮮發射了一枚“北極星二型”中遠程彈道導彈，飛行高度約為500公裡，從朝鮮平安北道芳岘附近發射，墜入距離朝鮮東岸約350公裡的日本海中，但未落在日本專屬經濟區内。随後，美日韓高層通過電話進行了密切的聯系，美國向日本和韓國确認了應對朝鮮核導威脅的堅定态度，三國還推動安理會采取行動，對朝鮮發射導彈的行為進行譴責。美韓确認2017年将加大力度實施代号為“關鍵決心”和“鹞鷹”的聯合演習，向朝鮮施加更大的壓力。
當地時間2017年2月10日，美國華盛頓，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到訪白宮，與美國總統特朗普會晤再有，日本首相安倍攜多位重要閣僚共同訪問美國，試圖同特朗普團隊建立起個人信賴關系。對于安倍本人來說，這是其半年時間裡第四次訪問美國。日本媒體報道：應美方的要求，日本副首相麻生太郎随同安倍一同訪美，将負責與美方就兩國間的經貿合作進行會談。這樣一個不尋常的舉動，折射出美國方面在雙邊經濟協定上的迫切訴求。
2月10日，安倍同特朗普在華盛頓進行了會談，随後兩人共同乘飛機前往佛羅裡達州的總統官邸繼續會談，并進行了一場長達5小時的“高爾夫外交”。雙方達成協議，将由日方的麻生副首相和美方的彭斯副總統領銜，進行雙邊之間包括外長、财長、防長、商務部長在内的綜合性跨部門對話，就美日之間的經濟談判确立框架，嘗試解決包括汽車、農産品在内的貿易争端和彙率問題，同時協商雙邊自由貿易協定。與此同時，日本表示仍不放棄亞太區域性的多邊貿易協定。
在安全上，美日雙方在朝核、釣魚島、南海、反恐、加強軍備、普天間基地搬遷等問題上達成了多重共識，基本上延續了奧巴馬時期的美國政策立場，重新确認了既有的承諾與協定。但需要強調的是，美日兩國的聯合聲明中首次書面明文寫入釣魚島适用于《日美安保條約》第五條，這被安倍視為一項重要的訪問成果，而且美國鼓勵日本繼續在亞太地區的經濟和安全問題上，扮演更為積極的角色。特朗普還接受安倍的邀請，将在2017年年内訪問日本，而副總統彭斯則會先行訪日，為在日本的首腦會談做預熱準備。
最後，在德國波恩舉行的二十國集團非正式外長會和在慕尼黑舉行的年度性安全會議，給了美國同亞太各盟國在多邊進行全面接觸的機會。美國副總統彭斯、國務卿蒂勒森、國防部長馬蒂斯等重要内閣成員同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等國的相關官員開展了密切的互動，在相互通話的基礎上進一步通過會面來強化外交團隊之間的聯系。
美國新亞太戰略的設計與疑點
經過不斷的觀察，可以逐漸厘清特朗普亞太戰略的邏輯。在全球範圍内，美國将繼續推行一種所謂“兩翼齊飛”的軍事同盟戰略。這裡的“兩翼”，分别是指美國在大西洋彼岸的軍事同盟英國和在太平洋彼岸的軍事同盟日本。
針對亞太地區尤其是東亞，美國的同盟戰略将是改良版的“輻軸體系”。美國在其中處于核心位置，包括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在内的軍事同盟國和印度等重要的夥伴國，同美國之間的雙邊關系構成一條條輻射狀的輪條。另外，各同盟國和夥伴國之間通過加強互動，形成緊密聯系。稱之為改良版，是因為日本在其中發揮更為重要的作用，甚至成為“影子軸心”，在美國缺位或者無法更多投入外交精力和軍事資源的情況下，由日本串聯起整個美國的亞太同盟與夥伴體系。
在這種新的均衡條件下，美國試圖以盡可能強有力的軍事存在，依托同盟與雙邊自貿協定，維持在亞太地區的傳統地位，更好維護自身利益。對于亞太地區的安全矛盾和熱點争議，特朗普政府會大力奉行“實力求和平”政策，更為重視軍事能力的建設和部署，以達到戰略威懾的效果，但不會濫用武力，不會執行過往新保守主義慣用的窮兵黩武路線。
作為精明的商人，特朗普和他的精英團隊習慣用“交易邏輯”看待各種利益矛盾。在同大國的戰略互動之中，妥善管控分歧、保持靈活克制，在具有共同利益的領域推進互利合作，以實現“讓美國再次偉大”的目标，對特朗普而言是更為理性的選擇。如若相反，任何一場新的地區較大規模戰争，都将會極大地消耗美國本已有限的财力資源，而特朗普試圖推行的稅制改革、基礎設施建設等優先内政目标的實現将更為渺茫。
然而，必須指明的是，任何一項綜合性的長期戰略都必須保持清晰明确、穩定一緻。上任一個月左右，特朗普就推翻了在選戰之中的多項言論，重新确認了對亞太同盟的支持，并表态欲強化在該地區的存在。亞太國家對于美國新政府的政策轉變會更加猶豫，不确定其政策内涵，更無法确定其政策是長期有效，還是隻針對近期局勢變化的策略性應對。
相較于奧巴馬，特朗普目前的亞太戰略構想，是一種在“收”和“張”之間尚存在不确定性的雛形。無論是在朝鮮核導問題，還是在東海釣魚島問題，抑或是南海島礁争端，特朗普都重申了前任奧巴馬政府的政策，甚至使用了“100%站在同盟身邊”這樣的字眼。這種戰略“張力”需要更大的資源投入和更積極主動的作為，對同盟采取保護的同時，看重長遠戰略利益而不看重短期相對獲益。但是特朗普政府在這方面卻具有截然相反的逐利趨向，給外界以戰略“收縮”的觀感，也因為如此，日本利用這一模糊空間極大增強了在本地區的外交活躍性，試圖扮演更積極的角色以維護美國主導下的地區秩序。
但即便是日本決策層内部，也會對這種結構的日美關系和地區地緣态勢存在顧慮。如果缺乏美國強有力的領導，日本的亡羊補牢之舉能持續多久不得而知。況且日本自身的實力同樣有限，同樣會感到力不從心，屆時當日美都無力在前排主導局勢而試圖退到後排，美國的亞太同盟體系将會出現失控的遊離，選擇跟随美日的亞太國家将會紛紛重新作出抉擇。
總之，美國新政府上任時間不久，面臨着内政和外交的諸多挑戰，決策團隊還在不斷捏合成型的過程之中。如何應對在亞太地區的戰略信譽危機，是美國新執政團隊的亞太戰略必須驅散的戰略疑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