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本刊特約記者
編者按：當前，中日關系雖呈現改善勢頭，但這一勢頭仍較脆弱。以曾我祐次為會長的“日中友好21之會”的有識之士，每年定期組織植樹團訪問中國，堅持不懈地緻力于中日友好交流，為鞏固中日關系改善發展勢頭做出了積極貢獻。在2015年第八、九期内容中，我們分享了植樹團成員親身參與中日友好交流的佳話。本期，我們主要圍繞曆史認識問題及中日關系問題書面采訪了“日中友好21之會”會長曾我祐次及植樹團重要成員。
“日中友好21之會”會長曾我祐次談對戰後70周年“安倍談話”及日本新安保法案的看法
記者：2015年8月14日，安倍發表首相談話。在您看來，“安倍談話”同“村山談話”、“小泉談話”有何不同？其中反映的曆史觀有何特點？
曾我：“安倍談話”較“村山談話”、“小泉談話”出現大幅倒退。原因有三：一是篇幅過于冗長，混淆視聽，迷惑性強。二是談話是安倍在各方壓力下的妥協産物，但其錯誤史觀從根本上并無任何改變。三是言行不一，一方面表示不會行使任何武力或進行武力威脅，一方面通過旨在解禁集體自衛權的新安保法案。
從本質上講，安倍的曆史觀和司馬遼太郎[1]相似，都認為西方各國在對世界開展殖民統治期間，日本卻在明治維新後順利推進近代化，不僅捍衛了日本的獨立自主，日俄戰争的勝利更是日本近代化的“成果體現”。
司馬主張兩階段論，認為日本實現近代化和“國民國家”化是成功的，但之後日本卻向歐美西方國家看齊，走上強軍和領土擴張道路，成為一戰後國際新秩序的挑戰者，最終導緻失敗。
同時，司馬史觀并沒有把日本殖民統治的曆史納入視野當中，在其《坂上之雲》中就未出現日本殖民統治台灣和朝鮮的内容。安倍談話也強調“與殖民統治訣别”，卻沒有指明殖民統治的主體是誰。二者的共同之處就在于模糊了日本是加害者這一事實。
司馬史觀的特征是，贊同“國民國家”的架構及其價值觀，并通過描述日本快速成為國民國家的過程及20世紀60、70年代對經濟繁榮的追求，為戰後日本發展指明了方向。他在20世紀80年代的作品又進一步指出，日本要在全球化大潮中超越“國民國家”，融入國際社會。但是，安倍談話中完全沒有涉及這方面的内容，他隻是看到了司馬史觀的一個側面，并斷章取義加以簡單利用。
2011年“3·11地震”引發福島核電站洩漏事故後，日本本應制定繁榮經濟的新目标，20世紀60年代的司馬理念也本應就此終結。但安倍談話所追求的卻是重建“國民國家”，通過包括擴大軍備等在内的“安倍經濟學”振興經濟，這是決定性的錯誤。
安倍談話中說：“日俄戰争賦予了深受殖民壓迫的廣大亞洲、美洲人民勇氣。”從韓國曆史來看，這句話讓人無法接受，十分荒謬。日俄戰争是圍繞朝鮮半島和“滿洲”統治權的鬥争，日本打敗了俄國。日本1905年通過第二次《日韓協約》獲取韓國外交權，1910年對韓國開始了殖民統治。韓國國民大學教授李元德評論稱，“從朝鮮半島來看，日俄戰争是悲劇的開始”。
信州大學教授久保亨說：“亞洲小國日本在日俄戰争中打敗了大國俄國，的确給印度、越南的民族運動帶來很大影響。但若就此評價日俄戰争，未免過于以日本為中心。”要想客觀還原曆史，必須克服以日本為中心的内向型史觀，重塑與亞洲鄰國共享的具有廣闊視野的曆史觀。在日中韓關系不睦的今天，學習曆史顯得更加重要，也是戰後70周年留給整個日本社會的一個重要課題。
記者：“安倍談話”發表後，日本通過了新安保法案，您對此怎麼看？
曾我：安倍内閣提出的安保法案部分修正案和《國際和平支援法案》是違憲的“戰争法案”。國會審議如此這般動搖正統性的法案實屬異常。這個錯誤的開端始于2014年7月1日通過的允許行使集體自衛權的内閣決議。該決議的根據是1972年發表的政府見解，基本結構如下：
1、憲法第9條并未禁止為保全我國生存采取必要的自衛措施。
2、但該措施應限定在最小必要限度内。
3、因此行使集體自衛權以阻止他國武力攻擊是不被允許的。
日本曆代内閣都基于上述考慮作出了以下說明：日本在國際法上擁有集體自衛權，但憲法規定不能行使集體自衛權，如要行使必須修憲。但安倍内閣的決議僅保留了1、2兩項，而把第3項修改為“可行使最小必要限度的集體自衛權”。前提一緻，但結論卻大相徑庭。政府就其理由辯稱“安保環境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但環境變了就能颠倒黑白嗎？在此内閣決議基礎上，新安保法案模糊了是否違憲的疑點，居然還得到了立法機構的批準。
該結果将導緻未來的自衛隊活動與以往大相徑庭。此後，日本自衛隊可加入美國等對他國的攻擊，為其補給彈藥、給戰機加油等，這完全就是軍事作戰的後勤部。在和平憲法第9條約束下，日本一直堅持“專守防衛”原則，和平國家形象也已被國際社會接受。但新安保法案公然破壞“專守防衛”原則，世界對日本的印象将會完全改變。
安倍若認為其舉措對保障國民安全是必要的，就必須提議修改憲法第9條，并按照憲法第96條程序執行，最終通過國民投票獲得認可。任何逃避法定程序的做法都明顯有違立憲主義精神。安倍政權依靠自民、公明兩黨多數席位強行表決，即使該法案在國會通過，也無法得到國民廣泛理解和認同。
一旦新安保法案生效，自衛隊員将在海外直面殺人或被殺的現實。但針對自衛隊員殺人的法律并不健全，且由于其名義上不是軍人，根本不具備被捕時作為俘虜的資格。這種情況下，絕不能将自衛隊員送到海外戰亂之地。
新安保法案還将成為日本做出國際貢獻的障礙。日本本應在貧困、教育、傳染病、調停紛争等很多全球性課題上發揮更大作用，當前，尤其應該抓緊讨論如何應對難民問題。在世界各地開展相關活動的日本非政府組織（NGO）紛紛表示，如果自衛隊擴大軍事活動，将有損日本的和平國家形象，NGO活動将陷入危機。特别是在持續動蕩的中東地區，日本的和平國家形象已深入人心，實施新安保法案可能使在當地活動的日本人風險明顯增加。如果新安保法案束縛了日本更好地為國際社會作貢獻，那麼安倍政權所倡導的“積極和平主義”還有什麼意義？
記者：新安保法案通過後，日本國内其他政治力量以及社會輿論反應如何？
曾我：安倍對在野黨将新安保法案稱為“戰争法案”感到恐慌，因此在法案通過後甚至取消了臨時國會，不給在野黨就此進行深入讨論的機會。當前，日本各在野黨應同舟共濟，與反對“戰争法案”的人們聯合起來，奪取2016年參議院選舉的勝利。各在野黨應以單議席選區為中心積極協調候選人，與自民、公明兩黨一決勝負。隻有安倍政權下台，日本才能有光明與和平的未來。
反對新安保法案的廣大年輕人和市民團體為了廢除該法案進行了堅持不懈的頑強鬥争。着眼2016年夏天的參議院選舉，大家努力呼籲廢除該法案。在自民黨強行表決一個月後的10月19日，廣大民衆在國會前舉行了大規模集會，呼籲“再次團結在一起，絕不放棄！政府要進行一億總活躍，我們要進行一億總奮起”，并一緻決定今後每個月19号都要為廢除法案進行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