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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中國周邊安全熱點問題觀察及未來走向

時間:2024-10-25 11:32:27

口張蘊嶺任晶晶/文

2015年到2016年,中國周邊安全形勢中最突出的動向是中美戰略性博弈凸顯,南海問題升溫,朝鮮半島局勢趨緊。尤其朝鮮半島局勢發生新的變化,對中國的安全利益和周邊安全大局有可能産生直接的威脅。中國對周邊安全形勢的判斷,既不能低估威脅與風險,也要避免以點蓋面、過度反應。應對複雜多變的周邊形勢,最需要的是戰略定力與戰略韌性。編者按:2016年年初以來,東亞地區局勢複雜性和不确定性都有所上升:朝鮮進行第四次核試驗并發射遠程彈道導彈,美國借機謀求将“薩德”導彈防禦系統部署韓國,以應對可能出現的危險局面;在南海地區,美國仍頑固堅持派軍艦進行頻繁巡航,并加強與菲律賓、越南等與中國存在海洋權益争端的東南亞國家的關系;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落幕,民進黨領袖蔡英文勝出,這使未來台海局勢發展平添變數;等等。凡此種種事态的産生、發展和演變,都反映出中國周邊安全形勢出現了一些新問題、新動向。如何看待中國周邊安全形勢産生的新問題、新動向以及導緻局勢緊張升級的深層原因?中國該如何加以應對?針對以上問題,我刊專門邀請專家學者圍繞中國周邊安全進行深入分析,供讀者參考。周邊安全環境對于中國外部安全的影響最為直接。在中國綜合實力繼續提升的背景下,中國的周邊安全戰略和政策正在發生由以應對為主向以構建為主的轉變,這一轉變對于國際格局的影響巨大而深遠。當前,中國周邊安全形勢呈現出一些新動向,其中,最突出的是中美戰略性博弈凸顯,南海問題升溫,朝鮮半島局勢趨緊。總體來看,2015年中,盡管一些挑戰性問題突出,但對中國總體安全大局的影響有限,熱點問題沒有引發大的沖突,中國周邊地區和平發展的大環境基本上得到了維護。但是,2016年,由于朝鮮半島局勢發生新的變化,發生沖突的風險增大,對中國的安全利益和周邊安全大局有可能産生直接的威脅。因此,降低沖突風險,保持大局可控,是2016年中國周邊安全外交的當務之急。周邊安全熱點問題觀察2015年以來,南海、朝鮮半島、釣魚島及東海在中國周邊安全環境的演進中分别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南海問題熱度上升,朝鮮半島沖突風險增大,釣魚島及東海風險猶存。不同地緣闆塊的交織攪動,給中國周邊安全環境的構建平添了新的不确定因素。一、南海問題:熱度上升南海問題成為熱點中的熱點,其中一個最大變化是美國從幕後走向了前台,中美在南海問題上的戰略博弈明顯升溫,從而使南海地區緊張局勢加劇。由于中國在南海島礁進行相關建設工程,美國開始在南海問題上對中國公開發難。2015年5月8日,美國國防部發布《中國軍力和安全發展報告2015》,指責中國在南海正在推進“可用作作戰基地”的大規模填海造地工程。5月20日,美國國防部允許CNN記者登上美軍反潛巡邏機随同采訪,飛越了南沙永暑礁周邊海域。随後,美國媒體掀起對中國南海島礁建設的一輪熱炒。10—12月間,美國屢次派遣軍艦進入中國南海水域,并有B-52戰略轟炸機“誤闖”中國南海華陽礁上空2海裡範圍之内。美軍的上述挑釁行動構成了對中國南海主權主張最為嚴重的幹涉和挑戰,惡化了地區安全局勢。2016年1月30日,美海軍“威爾伯号”導彈驅逐艦再次駛入屬于中國西沙群島的中建島區域12海裡。不難看出,随着美國軍艦公開巡航南海島礁行動的常态化,美國政府改變了此前在南海問題上居于幕後進行挑動、幹預的做法,開始走上了與中國直面相對的前台,從而使得中美兩國在南海地區的戰略博弈進入到了一個新的階段。那麼,美國為何要加大對南海問題的直接參與呢?大體上可以從三個層面來解釋:一是把南海問題當作制約中國作為的抓手。在亞太地區國際政治問題中,沒有哪個問題比南海問題更容易利用,且可以得到諸多國家的支持(其中既包括與中國有領土海洋争端的國家,也包括那些擔心中國控制南海、希望藉此獲利的國家)。二是所謂“原則之争”。美國沒有簽署《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但卻時常将《公約》的一些模糊原則為己所用,比如,專屬經濟區的劃分原則、領海的無害通過原則等。三是借機加快“重返亞洲”的步伐,加大在該地區的軍事存在。盡管美國聲稱并沒有改變在南海領土争端中不持立場的原則,但卻利用争端最大限度地獲得了話語權和影響力,極大地推動了其“重返亞洲”戰略的實施。與美國的高調幹預相呼應,菲律賓也加大了對南海問題的炒作,妄圖推波助瀾,把事情鬧大,制造緊張局勢,從中漁利。2015年7月7日至13日,由菲律賓單方面提起的所謂“南海仲裁案”在常設于荷蘭海牙的國際仲裁法院仲裁庭舉行聽證會。菲方派出了由60人組成的超大規模代表團,大肆造勢。國際仲裁法院決定受理菲方訴訟,使得南海問題變得更為複雜。與菲律賓相比,越南2015年在南海問題上的主要策略是在大幅度提升海軍力量、抓緊時間進行自占島礁擴建的同時,進一步深化同美國、日本、印度、澳大利亞以及俄羅斯的軍事合作,以形成對中國的巨大壓力。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中越政治關系穩中有進。4月越共中央總書記阮富仲訪問中國,11月習近平主席訪問越南,為兩國關系的穩定發展奠定了基礎。中越同意就海上安全問題加強磋商和談判,找到雙方都能接受的辦法,共同維護南海的和平與穩定。2015年12月底,東盟共同體如期建成。中國堅持解決南海問題的“雙軌”思路,繼續與東盟加強合作,就“南海行為準則”(COC)同東盟繼續進行磋商,雙方推動建立了“中國—東盟海上搜救熱線平台”、“中國—東盟應對緊急事态外交高官熱線平台”,推進中國—東盟自貿區升級版談判等。不過,一個鮮明的變化是,在南海問題上,東盟内部的協調在加強,各方的協同立場在接近,南海問題正在被提上東盟的集體議事日程。例如,2015年東盟外長會議發表的《聯合公報》罕見地就中國在南海的行動表示關切,認為“有關行為在南中國海地區削弱了信任,增加了緊張,破壞和平、安全與穩定”,聲稱将采取“預防性措施”,輪值主席國馬來西亞還呼籲東盟國家組建聯合維和部隊巡邏南海等。可見,東盟在南海問題上将會進一步加強協調,一是為維護東盟的地區利益,努力防止南海成為沖突,甚至是戰争的策源地;二是對中國在南海地區的行動進行限制,包括支持外部力量适度介入等。這樣看來,東盟共同體建成後,将會在捍衛東盟利益、制約中國方面表現得更為明顯,這無疑會為中國東盟關系的發展增添新的變數。南海問題持續升溫,如果任其發展下去,很有可能失控。因此,防止南海問題成為破壞地區和平的“定時炸彈”,甚至是戰争的策源地,繼續保持與東盟的溝通協商,通過共同努力,加強合作,管控分歧,拓展合作的共利點,就變得十分緊迫而重要。二、朝鮮半島:沖突風險增大

在2015年的大部分時間裡,朝鮮半島處于不穩定狀态,盡管大的沖突沒有發生,但是風波疊起,險象環生。在軍事上,朝鮮延續了過去幾年來的強硬示威與“懸崖戰術”相結合的政策套路,繼續保持核威懾,并開始試圖将更為強硬的核恫吓付諸行動。為了回應美韓聯合軍演,朝鮮在2015年内多次進行了遠程導彈試射,用以向外界宣示其戰鬥力量。2015年以來,韓國對朝鮮表現出了一種更為強硬的姿态。例如,韓國堅持要求在朝鮮具備“棄核誠意”後才能進行有效對話,還在軍事上将“5027”等對朝作戰計劃更新為“5016”作戰計劃,提出了一套基于“先發制人”考慮的、用以打擊朝鮮“挑釁性行動”的作戰方針和指導原則。與此同時,為了對朝鮮施加政治壓力,韓國政府在首爾設立了“朝鮮人權事務所”,就人權問題向朝鮮施壓,積極支持将朝鮮人權問題提交聯合國審議。2016年1月6日,朝鮮宣布成功進行了氫彈試驗,并在此後不顧國際社會的普遍反對,執意于2月7日以彈道導彈技術發射了“光明星4号”衛星。這次新的核試驗及随後的衛星發射引發了新一輪矛盾沖突和局勢緊張升級。韓國大幅度提升軍事對抗級别,加大了與美國的軍事合作力度,決定部署“薩德”導彈防禦系統,美日韓三國還在三邊軍事合作上實現了突破,形成了三邊軍事協調機制的雛形。同時,韓國中斷了開城工業園區項目,并且還有一系列後續措施正在商讨之中。朝鮮也不甘示弱,宣布開城工業園為軍事管制區,并将接收韓方在園區内的一切資産。當前,朝韓對抗仍在進一步升級中。

2015至2016年間,朝鮮多次發射彈道導彈,圖為2015年2月8日朝中社提供的照片,顯示一艘朝鮮人民軍海軍艦船在朝鮮附近海域發射“反艦火箭”。韓國軍隊聯合參謀本部當日說,朝鮮當天下午4時20分至5時10分之間,從元山一帶向半島東部海域發射了5枚疑似短程戰術導彈的飛行物。

2016年3月,美韓兩國軍隊于7日至18日舉行“雙龍”訓練。據韓聯社報道,此次訓練,美軍派出9200餘名海軍陸戰隊隊員和3000餘名海軍士兵參加,韓軍出動海軍陸戰隊和海軍5000餘人。圖為3月12日,在韓國浦項,韓國軍人(藍色頭帶)和美國軍人參加聯合登陸作戰演習。面對朝鮮半島的複雜緊張局勢,中國從維護自身安全利益和半島穩定的大局出發,一方面,在堅持朝鮮半島無核化原則不動搖、反對朝鮮擁有和發展核武器的同時,适度發展與朝鮮的經貿關系;另一方面,着力提升與韓國的合作水平,包括簽署自貿區協定,推進安全合作機制建設等,把加強中韓關系作為穩定朝鮮半島大局的重要抓手。應該說,中國的這種做法有利于維護朝鮮半島大局的穩定。但是,朝鮮半島的根本性矛盾依然存在,随時都有爆發的危險。毫無疑問,朝鮮半島問題的根源在于美國的對朝政策和朝美關系,但朝鮮試圖通過大幅度提升核武水平向美國施壓、把美國逼到談判桌上來的做法是一步險棋。朝鮮靠核武立國,發展遠程戰略導彈,不僅美國不會接受,也遭到東北亞國家及全世界的普遍反對,它攪亂了東北亞地區的安全秩序,危及了其他國家的利益,包括中國在内的有關各方都不會接受一個擁核的朝鮮。同時,朝鮮試圖抛開中國擺脫其困難處境的做法,是一廂情願的徒勞努力,隻會使其變得更加孤立,更加遠離國際社會。三、釣魚島及東海:風險猶存釣魚島問題涉及中國的領土主權,中國對該地區進行機制化常态化巡航是必然及合理之舉,而日本堅持釣魚島主權無争議的立場,必然會讓中日雙方處于尖銳的對立狀态。出于對風險的共同認知,中日兩國在圍繞釣魚島問題而展開的博弈中保持了一種“微妙的平衡”,雙方都在盡可能避免局勢失控。中國海警和日本海上保安廳的執法船都在釣魚島海域執行各自的巡航任務,但雙方都未派遣軍事力量進入這一海域,兩國也都無官方和民間人士上島開展主權宣示活動。然而,中日兩國軍事力量在各自防空識别區内針對另一方的管控頻率仍然保持在較高水平。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正在實質性加強對中國的反制,不斷提高拒阻能力。一方面,在輿論上加強攻勢。日本内閣官房網站公布釣魚島的所謂“曆史檔案”,試圖證明釣魚島屬于日本;日本政府在修訂中小學教材時,大幅增加了有關釣魚島主權宣示的内容。另一方面,在實際行動上,日本大幅度提升執法力量,增加預算,主要用于購買新型噴氣式飛機和巡邏船;海上保安廳計劃将原本設在宮古島的海上保安署升格為海上保安部,人數及設備規模均相應擴大。更為值得關注的是,2015年4月底,日美兩國簽訂新的《防衛合作指針》,日美同盟在合作的深度及廣度方面都得到了大幅提升,美國一再公開表示,釣魚島在美日防衛範圍之内,美國會承擔責任。此外,安倍内閣強行通過新安保法案,利用“重要影響事态”、“存立危機事态”和“灰色地帶事态”三個核心概念颠覆了原有的安保體制,在制度上徹底擺脫了和平憲法和國會在對外動武問題上的牽制和掣肘。顯然,日本安全戰略和防務政策的變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針對中國的,“中國威脅”已成為日本制定各類安保政策的最重要借口。安倍本人在6月初舉行的媒體“懇親會”上直言,“新安保法案就是以中國為對手的”。中日兩國正處在曆史發展進程中的力量對比變化期,中國綜合實力繼續提升是一個曆史大趨勢,在此背景下日本把防備和拒阻中國作為一項主要戰略,因此,釣魚島和東海地區成為日本的“戰略前沿”。從這個角度來看,當前的釣魚島和東海問題具有兩個潛在風險:一是可能的實力對抗升級,進而加劇緊張局勢;二是可能的擦槍走火,進而引發更大的沖突。一個積極的進展是,中日兩國政府已經就在釣魚島和東海地區避免軍事摩擦舉行了多輪磋商,預計還會做出更多的努力以達成相關協議。周邊安全熱點未來走向2016年會是一個多事之年。世界和地區經濟低速增長的陰影難以散去,一些矛盾沖突點會繼續升溫,大國博弈的聯發效應會繼續擴散。從中國周邊安全的角度看,最重要的還是要妥善管控分歧,維護周邊局勢的基本穩定,避免局部沖擊整體,讓和平發展的大環境得以維持和延續。一、朝鮮半島局勢朝鮮半島局勢事關中國的安全,無論是朝鮮發展核武器,還是美國借機把核武器部署到韓國,都會危及中國的安全;若美國對朝鮮使用武力,則後果難以預料,朝鮮半島有可能爆發大規模戰争,甚至會把中國拖入其中。因此,盡管中國會積極參加聯合國對朝鮮的新一輪制裁,以對朝鮮施加更大的壓力,讓其為繼續發展核武器付出代價,但是,中國仍會避免讓局勢朝極端的方向發展,如果發生大的沖突和戰争,必然會殃及中國的安全利益。為此,中國不會放棄通過談判解決問題的基本立場。不過,從六方會談的經驗來看,如果美朝雙方不作大的政策調整,中國的斡旋作用有限,而這正是局勢發展的真正危險之處。從現實情況來看,美國已進入選舉周期,大選期間的對朝政策往往是向更加強硬的方向一邊倒。奧巴馬政府正在改變其上任以來推行的“戰略性忍耐”政策,轉而對朝實施“大棒政策”。美國國會已經通過對朝制裁的法案,奧巴馬政府必然出台更加嚴厲的制裁措施。在朝鮮方面,擁核已成為其基本國策,成為金正恩執政的強力支撐,因此朝鮮決不會自行改弦易轍,主動棄核。面對強大的外部軍事壓力和嚴厲的制裁,朝鮮隻有以硬對強。在韓國方面,樸槿惠政府承受國内巨大的輿論壓力,已被逼到牆角,決心全面采取強硬措施,迫使朝鮮做出改變。這種“強硬措施”包括讓美國全面提升軍事部署。由此看來,朝鮮半島由緊張到對抗的升級已成定局。在此情況下,中國必須為可能發生的不測做好應急準備。從中國的選擇看,不在朝鮮半島生亂、生戰符合中國的最大利益。中國政府已經清楚地表明了立場:朝鮮半島不能有核(包括朝鮮發展與美國部署),半島問題不能用武力解決,中國的國家安全利益必須得到有效維護和保障。朝鮮半島問題的根源在美朝關系,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無論哪一方采取切實的調整與改變,都可能對局勢的發展産生轉折性影響,但現在看來難以達到。如果朝鮮當局繼續一意孤行,激化矛盾,進而挑起戰事,中國不會為其承擔安全責任。當然,出于自身和地區和平利益的考慮,一旦亂局發生,中國會根據自己的判斷,采取積極有為的行動,推進有利于朝鮮半島長久和平的安全機制建設。二、中美戰略博弈2016年是美國的大選年。根據以往經驗,中國問題往往會成為美國總統選戰中的一個重要話題,妖魔化中國、攻擊中國的調門會很高。但是,鑒于現任總統任期已近,一般會采取較為連續性的穩健政策,不會尋求做出大的調整和改變。奧巴馬的“亞太再平衡”戰略會進一步推行,美國會繼續在南海示強,拉攏盟國和其他國家制約中國的行為等都會繼續下去。同時,也會繼續保持同中國的接觸與協商,推進多個領域的功能性合作。然而,中美在安全領域的博弈也存在一些不可輕視的風險點。其一,管控朝鮮半島局勢。朝鮮進行新一輪核試驗和發射衛星為本來就不穩定的半島局勢又燒了一把火。中美在管控朝鮮半島局勢,加大對朝制裁力度,以制止其冒險行為上有着共同利益,可以進行合作,但在對朝制裁的目的和方式上存在重大分歧。中國反對美國借制裁之機擴大美韓同盟的作用,在可控與穩妥的基礎上解決半島問題仍然是中國的上策。其二,管控南海局勢。中國會進一步加強在南海的島礁建設,提升在南海地區的軍事力量,而美國會繼續在海上和空中進行挑釁,如果缺乏約束,無視中國方面的警告,行動出格,有發生突發性事件的可能。同時,國際仲裁法院會對菲律賓的訴訟發布裁決結果,裁決結果發布後會發生什麼事情,很難預料。比如,如果菲律賓方面采取莽撞行動,中國必定會采取反制措施,這無疑會增加發生沖突的風險。其三,管控台海局勢。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完成,實現政黨輪替,蔡英文如何處理與大陸的關系和與美國的關系引人注目。過去若幹年來,包括民進黨執政時期,中美在維護台海局勢穩定方面進行了有效的溝通與協調。民進黨在傳統上有親美、近日和疏遠大陸情結,美國方面如果把民進黨作為制約中國大陸的工具,為其“重返亞洲”的戰略服務,鑒于台灣問題涉及中國的核心利益,這勢必會對中美關系造成嚴重影響。三、中日安全困境安倍長期執政為其繼續推行其理念和政策提供了基礎,其理念與政策的核心是“強國戰略”,其中,構建強大且能行使更大職能的國防力量是這一戰略的重要内容,包括自衛隊走出去、擴大武器出口等。在這方面,安倍還會做得更多,包括加強對釣魚島的防衛和在東海地區的海空力量等。一個新動向是,日本在強化日美同盟的框架下,将會獲得更大的活動空間,行動将會更具進攻性和對抗性。中國面對的将是一個更加活躍,甚至咄咄逼人的日本。日本希望在南海問題上“更有作為”,除配合美國的行動外,還将進行單獨巡航。此外,日本還會加強與菲律賓、越南的軍事合作,向他們提供武器,舉行聯合軍事演習等。安倍政府這樣做,一是要借機拓展日本的安全空間,增大戰略回旋餘地;二是要提升日本的地區影響力,壓制中國。可以說,中日雙方除了對可能發生的“擦槍走火”有着共同的擔心,都有意向通過協商制定規則外,兩國在安全領域的合作空間很小,目前還很難找到走出安全困境的有效對策。四、恐怖主義威脅恐怖主義蔓延是當今世界安全形勢中最令人關注的事态,因為恐怖主義具有隐蔽性高、突發性強、危害性大的特點,特别是恐怖勢力的暴恐活動多以平民為襲擊對象,一旦發生,會引起極大的社會震動與不安。中國周邊不乏恐怖主義活動的蹤迹,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亞,以及中亞國家都是恐怖勢力活躍的地區,恐怖活動接連不斷。國内的極端勢力和分裂勢力也與外部有着直接的聯系,曾經制造過許多事端。2015年,中國着力加強了國内反恐的力度,制定了反恐法律,使國内安全形勢有了較大改善。但是,在國際上,特别是中國周邊地區的恐怖主義勢力仍然很活躍,發生恐怖主義襲擊的幾率很高。鑒于中國與周邊國家有着密切的經貿、投資聯系,旅遊人數巨大,中國公民的人身安全面臨很大威脅。在新的形勢下,海外中國公民的人身安全、投資項目安全、資金投入安全等已經成為國家安全越來越重要的組成部分。由中國倡議并積極推動和參與的“一帶一路”建設已經進入實施階段,參加的項目、投入的資金和參與的人員很多,維護項目、資金與人員安全的任務很重。為此,中國會把“一帶一路”建設中的安全合作納入國際合作議程,會進一步加強國際反恐合作,充分利用現有合作機制,如上合組織、中國—東盟合作機制以及各種雙邊合作機制等,建立有效的反恐合作安排,特别是信息交換機制、聯合行動機制等。結語近年來,中國的安全戰略和安全政策發生了很大變化。在國内安全方面,成立了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提出了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統領的新安全理念。在對外安全方面,提出了合作安全、共同安全的新構想。在安全環境與安全機制構建方面,中國彰顯了做新型大國的決心和擔當。盡管中國的周邊安全環境面臨着諸多新挑戰,但總的來看,挑戰和機遇并存。安全環境構建必須服務于中國的總體發展戰略,符合做新型大國的戰略定位。中國不會在涉及國家安全的重大問題上作任何讓步,必然對那些危及國家重大利益的挑戰或挑釁進行反制,但同時又會從構建和平發展的周邊環境出發,審慎與理智地處理争端,竭力降低發生沖突的風險,努力尋求對話、協商與合作的機會,增強對大局的掌控能力。作為一個大國,中國綜合實力的持續提升必然會引起國際社會和周邊國家複雜與多樣的反應。在這一過程中,中國自身對于外部安全的要求與期待也會發生相應的變化。中國對于周邊安全形勢的判斷,既不能低估威脅與風險,也要避免以點蓋面、過度反應。應對複雜多變的周邊形勢,最需要的是戰略定力與戰略韌性。(第一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學部委員,國際研究學部主任;第二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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