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孫豫甯／文
2015年，在世界秩序深度轉型的同時，各方圍繞全球治理形成多元互動和激烈競争。政治思潮圍繞國際秩序、全球治理的激蕩反映出了國際社會對世界走向何方的探求及各方對此展開的博弈。曆史沖突與現實矛盾疊加，導緻宗教極端主義和民族主義興起。地緣政治的回歸和非傳統安全威脅的作祟使國家作為國際關系中最重要行為體的作用再度凸顯。
2015年以來，國際形勢繼續發生深刻複雜變化。世界經濟持續深度調整，西方政治經濟危機不斷發酵，地緣政治因素更加突出，非傳統安全和全球性挑戰不斷增加，全球秩序加速重構。當下多重因素疊加作用之下，世界政治思潮交鋒更趨激烈，呈現出若幹新特點、新動向。
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再引熱議
新興經濟體群體性崛起引發全球政治、經濟、治理格局加速重構。加之2015年恰逢二戰勝利70周年、聯合國成立70周年、歐安組織成立40周年，面對不斷興起的傳統和非傳統安全威脅，世界各方熱議國際秩序未來走向。《紐約時報》認為，2015年是“大崩潰的一年”，諸多國際機制和邊界受到挑戰或破壞。美對外關系委員會主席哈斯、美歐亞集團總裁布雷默、布熱津斯基、俄外長拉夫羅夫等指出，二戰後形成的舊國際關系體系已消耗殆盡，當今世界正進入新型無序狀态，國際關系正經曆一個複雜的發展階段，多中心的、更為複雜的新世界秩序正在緩慢形成。約瑟夫·奈坦承，美國時代雖未結束但世界秩序将發生重大變化。基辛格在新作《世界秩序》中則強調，世界“需要一種比此前更為廣泛、更為深層的秩序”，且應注重世界秩序的“合法性”問題。
在世界秩序深度轉型的同時，各方圍繞全球治理展開激烈博弈。面對中國等新興大國在氣變、互聯網、高邊疆、多邊金融機制上主動作為、頻頻發聲，各國學者和媒體指出，随着世界經濟格局的變遷和新興大國的崛起，現有全球治理體系必須通過改革解決代表性不足、機制僵化、效率低下等問題。但也有聲音認為中國打算塑造另一種全球治理模式，直接與西方競争。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耶魯大學教授羅奇等表示，中國應在全球治理體系中扮演起全新且重要的角色，中國的介入有助于現有全球治理體系的改善，西方特别是美國，不應拒絕支持中國強化其在全球治理中所發揮的作用。美國《外交政策》雜志則強調，在全球治理的議題上，中美兩國可以合作，至少不互相擋路，不要站在對立陣營，迫使其餘國家選邊站隊。
政治思潮圍繞國際秩序、全球治理的激蕩反映出了國際社會對世界走向何方的探求及各方對此展開的博弈。金融危機之後，世界經濟重心東移态勢明顯。新興大國的群體性崛起，推動國際格局多極化和國際關系民主化進程穩步向前。然而過去一年中，發達國家總體企穩并部分實現反彈，新興大國上升态勢有所放緩；大國關系加速重組，新老大國之間競争凸顯；聯合國在成立70周年之際面臨“再出發”難題，國際經貿規則重新洗牌；各類非傳統安全挑戰層出不窮。現有國際機制雖被視為世界穩定基石，但亟待變革調整。在此背景下，多方圍繞經貿規則、氣變、高邊疆等問題頻頻發力，試圖引導國際秩序向于己有利方向發展。世界處于轉型期的“相對無序”之中。
極端主義和民族主義迅速蔓延
世界經濟複蘇乏力，西方制度困境與治理失靈進一步凸顯，一些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也日益暴露出政治、經濟、社會危機。巴黎恐怖襲擊事件和歐洲難民危機進一步誘發連鎖反應。在此背景下，民族分離主義、宗教民族主義、本土主義等各種形式的民族主義有所擡頭。法國哲學家阿蘭·巴丢指出，民族主義是西方國家有意為之，西方将中産階級的恐懼不安引向無産階級，試圖令其相信恐懼的來源并非是治理失靈、政府管理不善，而在于移民、難民、穆斯林等“被遺棄者”。英國《金融時報》強調，歐洲應避免将現有的社會情緒異化為“醜陋的民族主義”。德國《時代》周報網站則認為，民族主義“或許是未來最活躍、最具威脅的動蕩來源”。
曆史沖突與現實矛盾疊加，導緻宗教極端主義，特别是伊斯蘭極端主義不斷擴張。美西方大國在反恐問題上的雙重标準和在中東等問題上的應對失當，緻使“伊斯蘭國”等宗教極端勢力迅速坐大，産生較強示範效應，恐怖主義影響向全球蔓延。歐美國家内部治理危機和經濟持續低迷，引發社會矛盾和認同危機，不斷惡化的難民危機更是成為極端主義思想發展的助推器，民粹主義、新納粹主義、種族主義、宗教極端主義等形式極端主義影響日增。英國首相卡梅倫指出，“我們所面對的威脅，産生的根本原因是極端主義意識形态本身”。網絡和新媒體的迅速發展，更是擴大了極端思想的傳播範圍，削弱了相關機構的監控能力，助推了極端主義的擴張。世界經濟論壇執行主席施瓦布表示，“第四次工業革命”有可能成為促進極端主義滋生的溫床。極端主義蔓延的另一個表現是政治極化現象不斷凸顯。美國兩黨妥協空間漸小，政治立場分野泾渭分明。歐洲政治格局重新洗牌，極端右翼和左翼政黨強勢崛起。《紐約時報》指出，在金融危機餘波作用下，“選民日益背離政治中間派”，被吸引到政治光譜兩端。法國《世界報》認為，極端政黨的興起甚至有引發歐盟解體的危險。
極端主義和民族主義的興起，實質上是各國内部宗教、經濟、社會、治理等多方面深層次問題作用的結果。随着世界經濟複蘇放緩，各國特别是西方國家普遍面臨貧富差距不斷加大、社會分化、經濟發展不力、就業不足等問題。在歐債危機、難民危機、烏克蘭危機和恐怖主義威脅的牽引下，民衆的不滿和不安全感普遍上升，希望通過政治化的途徑來解決現有問題，最直接的訴求就是對現有政府乃至體制的不滿。極端主義勢力利用民衆的不滿和不安全感，以反精英、反主流的面貌出現，打着民族主義和排外主義的旗号，迎合了民衆将多方面問題“政治化”的訴求，實現趁勢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