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體系變遷與中國戰略選擇

唐永勝／文

編者按：近年來，随着新興大國的崛起，國際力量對比正在發生重大變化，以權力格局為基本支撐的國際體系則處在深刻變遷之中。在此背景下，西方大國主導國際關系的局面正被逐步改寫，新興市場國家與發展中大國參與國際事務的能力和意願不斷增強。與此同時，以國際金融危機、氣候變暖和恐怖主義為代表的全球性問題空前激化，深化全球治理越來越成為世界的共識。然而，作為全球治理的主要途徑，國際制度的有效供給仍然不足，制約國際制度發揮作用的因素依然存在，新的全球性挑戰呼喚更多有效的國際制度安排。面對體系變遷和制度變革的新時代，中國應該做出何種戰略抉擇？我刊特别邀請專家學者針對以上問題，進行深入探讨，以供讀者參考。

當前國際局勢正在發生重大變化，國際體系處在深刻變遷之中，不論是力量格局結構，還是國際關系的性質以及全球治理規範，都在發生重大改變。烏克蘭危機、中東亂局、恐怖主義擴散、經濟增長低迷等具有全局性和戰略性影響的重大事件，都将對國際戰略形勢産生持久影響。與此同時,伴随着持續而強勁的發展,中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迅速增強,與外部世界的聯系和互動也更深入更緊密。未來幾年是中國和平崛起和社會變革的關鍵階段，也是中國與外部世界關系深度調整的關鍵時期。如何準确認識和把握國際體系變遷的發展走向，做到因勢利導，在發展自己的同時推進與外部世界更為積極的戰略互動，不斷提升國際影響力，是戰略籌劃必須關注的重大課題。

努力把握國際體系變遷的趨勢及特點

盡管國際局勢變化紛呈，可以從很多角度來解讀，但綜合起來看，一些基本趨勢和特點也越來越清楚地顯現出來。

第一，世界形勢仍将繼續保持總體和平穩定，但局部戰争和沖突仍難以消除，一些地區還可能出現激化趨勢。在政治、經濟和安全等多種因素的相互作用下，世界形勢發展的不确定性和不穩定性将有所增加，但從整體上看，世界既難以進入一種有序的軌道，也不會失去控制；到處充滿動蕩和矛盾，但又保持着總體上的平衡。霸權國家衰頹和新興力量崛起的趨勢難以逆轉，和平力量對制約戰争、維持穩定的約束力也将不斷增強。各主要戰略力量不斷分化組合，對抗與對話同行，沖突與合作交織，共同構建起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複雜國際關系網絡，有效制約着世界走向戰争的傾向，和平的可靠性被大大增強。在信息技術推動下，經濟全球化迅猛發展，給世界和平帶來新的機遇和有利條件，為促進總體和平奠定物質基礎，從客觀上制約了國際格局中緊張态勢的擴展，提高了民衆對全球合作、相互依存的認同感，推動了和平的潮流繼續發展。

雖然世界大戰和大國間全面戰争的可能性大幅降低，但國際關系中強權政治和新幹涉主義不時顯現，地緣較量依然活躍，世界仍面臨着現實和潛在的戰争威脅。因曆史恩怨、民族矛盾、宗教對立、領土争端等因素，導緻戰争和武裝沖突頻繁發生，短時期内還難以消除。在中東、中亞、東歐等地區，相關力量的地緣博弈仍将相當激烈。一些國家發展失敗，加上民族宗教矛盾根深蒂固，在現實利益刺激下極易激化矛盾，進而導緻大規模沖突；加之外部勢力的插手幹預，更使地區局勢難以平息。烏克蘭危機、叙利亞内戰和巴以沖突等熱點問題背後，大國勢力的插手無疑是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國際力量對比加速調整，但難以出現颠覆性的根本變化。國際體系變遷首先體現為國際權力轉移。力量對比變化所引發的權力轉移不是直接表現為既有霸權國家被一個新的霸權國家所取代，而是西方傳統大國的主導權仍在但出現明顯衰頹，且面對國際難點問題多有力不從心。與此同時，非西方新興大國整體力量上升，國際角色日趨多元。美國所面臨的内外困境短期内仍難以得到根本性緩解，其經濟雖緩慢複蘇，但仍難掩頹勢，受恐怖主義拖累以及中東問題的久拖不決也将繼續耗費美國相當的實力資源。同時，西方陣營的重要成員歐盟和日本都将面臨内部的政治博弈和社會治理難題，難以為西方中心地位的維系提供有力支持。西方主導世界的能力總體呈下降趨勢。

然而應該看到，國際力量格局在可預見的未來難以發生颠覆性轉變。美國在力量和權勢上仍處于優勢地位，其科技能力和軍事實力令其他國家難以望其項背，其戰略糾錯能力也絕不可低估。美國不僅在海陸空及太空領域的安全架構中具有絕對優勢，還是世界經濟和技術領域内最重要的主導國家。世界前100強或500強企業中，美國公司占大多數，并在生産領域擁有最強大的決策權。美依然有能力支配以美元計價的國際信貸供給，進而有能力對世界貨币體系中信貸金融産品的生産施加決定性影響。美國依舊是當今世界科技創新的中心，繼續主導着新知識的創造與生産。美國霸權力量的相對衰落是事實，但國際體系基本維持着“一超”格局也同樣是事實。未來一段時期，國際力量對比态勢将繼續發生重大變化，但其中升降興衰、轉移更替的犬牙交錯狀态，決定了當代國際體系變遷将是一個較長時期的動态過程。

第三，體系變遷帶來的不平衡性更趨顯現，經濟體系轉型快于政治安全轉型。國際體系在一些方面出現了階段性變化和轉型态勢，軍事、經濟、安全、文化以及全球文化等各個方面均有所體現，但各個領域的調整并非完全同步，相互間的差異與不平衡性比較明顯。就國際經濟體系轉型而言，從“金磚國家”到“二十國集團”，從國際貨币基金組織投票權重提升到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建立，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深入參與金融與經濟領域的全球治理，并發揮着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世界經濟中心出現分散化趨勢；國際經濟金融秩序正從主要由西方大國主宰轉向西方與非西方、發達與發展中國家共同協調方向發展的迹象；世界經濟的未來取決于産業結構的重塑、經濟增長點的挖掘及新一輪國際經濟金融秩序的重建。

然而，國際體系整體架構和政治安全等高政治領域的實質性變動卻進展緩慢。西方大國傳統優勢尚未動搖，新興大國基本上沒有盟國體系和規則創制權，這個領域的體系轉型遠慢于經濟領域。一方面，權力政治的邏輯并沒有發生實質性變化。新興經濟體的快速發展和全球金融危機确實加速了原本有西方大國主導的國際格局調整，使得全球力量與權勢對比出現了有利于發展中國家的變化。但由于經濟全球化加深了各國的相互依賴，在發達國家經濟低迷的狀況下，不少發展中國家也出現了經濟降速、增長乏力和社會矛盾凸顯等問題。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的綜合實力仍然是其他國家短時期内難以超越的。新興大國短期内難以扭轉國際體系由守成大國主導、對發達國家有利的基本面。國際力量對比朝着有利于發展中國家變化的大趨勢雖然确定，但是變化速度和進程卻可能緩慢起伏。另一方面，國際制度整體架構特别是國際政治安全架構的根本變革步履維艱。盡管金融危機後由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國際體系和國際權勢分配格局正在發生重大調整，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和發言權在增大，但其話語權仍然有限，其在國際政治議程中的權利和能力有待提升，繼續争取和擴大自身權益的任務仍很艱巨。國際經濟制度變化隻是表象，國際政治安全制度變化才是實質和關鍵。

第四，競争與合作、沖突與協調并存，将成為國家之間尤其是大國關系的基本形态。為了在變化的世界中尋求有利定位，構築新的、穩定的大國關系框架，主要國家都在調整各自的政策以争取戰略主動，競争與合作、沖突與協調相互交織構成大國關系深化發展的主線，全球化和相互依賴條件下大國關系的複雜性将進一步凸顯。

西方大國主導國際關系的局面正被逐步改寫，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大國參與國際事務的能力和意願不斷增強；加之，面對金融危機、氣候變化、恐怖主義威脅等全球性挑戰，大國間存在的利益彙合點不斷增多，相互依賴、相互借重和共存共榮将進一步發展。與此同時，各大國間的競争又無處不在，在許多重大問題上矛盾和沖突也無處不在。這說明，國際體系變遷不是非此即彼的體系更替，更不是你死我活的體系革命。對于體系的守成國家而言，并不會全盤失去既有地位和利益，但是肯定需要與更多國家合作，才能保持體系轉型的穩定性和漸進性；對于新興大國而言，也難以颠覆或取代原有的霸權國家及其原有的體系。國家間既有對立的利益，又存在着共同利益，對立的利益導向沖突，共同利益導向合作。利益的磨合與交彙，才是決定大國關系現狀和未來走向的最基本因素。這種利益複雜交織的特征決定了未來大國互動不會按照矛盾沖突的邏輯單向發展，既相互合作，又相互競争；既謀求對話，又保持戒備；既相互借重，又相互制衡，将是當前及今後一個時期大國關系的常态，也是國際秩序的基本特征。

中國的發展與變革既是國際體系演變的重要影響變量，也是體系變遷的重要結果之一。中國與外部世界關系的調整進入深度互動的關鍵時期，其中需要在國際聯系中實現的利益明顯增多。

國際體系變遷帶來重大機遇，在順應國際大勢進而發揮自身優勢的基礎上，中國更有條件拓展國際影響，進而推動與外部世界積極的戰略互動。同時，随着中國國内利益和國際聯系利益都在迅速增加，國内安全問題國際化和國際安全問題國内化趨勢将繼續并行發展，影響國家安全的因素明顯增多，内憂與外患的互動性、滲透性不斷增強，并日益常态化。這些矛盾問題相互累積、相互作用，使發生動蕩和危機的可能性空前集中，并突出表現在傳統與非傳統安全威脅複雜交織相互轉化、内部威脅與外部威脅聯動增強相互疊加、發展崛起帶來的安全壓力将有所增強等多個方面。

要在迅速變動的世界中有效維護國家安全，還須長期堅持積極防禦的基本态勢。積極防禦的對外戰略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符合中國發展戰略和外交政策，并适應當今世界發展的時代潮流，更與中國傳統的“和合”文化一脈相承。堅持積極防禦的戰略取向，是中國的政治優勢，也是國家軟實力的重要标志，從長遠看也将進一步增強中國維護國家利益的正義性、正當性與合法性，有利于破解日益凸顯的崛起困境，切實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的安全道路。

總體上看，未來一個時期中國安全壓力會随着自身實力的上升和外部互動的日趨緊密而有所增加，發展帶來的問題與矛盾也将積聚，同時應對能力與手段又相對不足，從而使國家安全仍然處于比較脆弱的“瓶頸期”，威脅有可能趨于增多且相互疊加，維護國家利益的任務更加繁重。然而從更長遠看，中國隻要成功度過這一安全上的“瓶頸期”，整體安全環境将發生顯著改觀，崛起帶來的負面效應将逐漸消解，同時中國自身應對安全威脅的能力也将大為增強，國家安全将進入相對“平穩期”。

順勢而為有效實現國家利益

在新的形勢條件下,要有效維護國家安全實現國家利益，需要更具遠見和更具包容性的戰略思維，實現偉大的戰略創新。

第一，科學準确把握國家戰略定位。準确研判中國在複雜變動的國際體系中的實力水平以及外部世界對中國的認識，對于縮小認知與實力之間的落差，制定切實可行的戰略舉措至關重要。從實力地位、體系變遷和國際關系的角度看，中國既是一個發展中大國，也是一個崛起中的大國，是新興大國崛起和世界戰略重心東移的标志。同時，中國還是一個深入融入國際體系的社會主義大國，正在積極而自主地參與到國際體系的調整塑造中，成為推動國際體系發展變革的重要力量。但同時也應看到，在現有國際體系中，中國的相對弱勢地位在短時期内還難以根本性改變，對世界政治進程的影響能力還相對有限。

多維的世界需要用多維的視角來認識。中國在戰略定位上的複雜性，決定了國際體系中的中國需具有必備的适應能力和必要的靈活性。一方面，複雜性對實現國家利益帶來更加嚴峻的挑戰，甚至使我們從一個對手容易識别的世界向一個連威脅都難以明确确定的世界過渡。另一方面，複雜性也為推動中國與外部世界關系的發展提供了更多的選擇和回旋餘地。在這種條件下，國家安全戰略的思考應積極尋求能夠通過多種途徑、運用多種力量、化解多重威脅、實現多重戰略目标的方法，以求更好地實現國家利益，推動國家間關系的協調發展。

尤其應注意的是，在國際體系的發展變化過程中，中國實力的迅速提升更容易引起反彈，處理不當有可能成為諸多矛盾聚集的焦點。從這個角度看，中國在對外關系中仍将長期處于戰略守勢，忽略這一點，戰略思考就容易犯冒進的錯誤。中國與外部世界磨合和調整彼此的關系，還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完成。而對于中國，如何處理好融入全球政治經濟進程與保持必需的自主性之間的關系，使其保持一種良性平衡，仍然是戰略籌劃必須解決的問題。

第二，堅持發展和改革仍然是實現國家利益的基本途徑。适應時代要求和進步标準的發展與改革，是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的關鍵和前提。中國國家利益面臨的威脅趨向複雜，其中許多發展中的問題，也需要在發展和改革中得到化解和消除。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用發展與改革有效地維護和拓展了國家利益，面臨新形勢和新任務，發展和改革仍然是破解安全難題、實現國家利益的最根本途徑。

中國要有效維護國家安全和利益，進而實現民族偉大複興并為世界的和平與繁榮做出應有貢獻，歸根到底就是要審時度勢，順應國際體系變遷的大趨勢和世界曆史發展潮流，因勢利導，趨利避害，積極作為。因此，要實現成功崛起，就不能僅僅在國際競争和互動的一般技巧上下功夫，更重要的是及時認清國際局勢的特征演變和發展大勢，從而激發出更大的戰略智慧，及時消除自身存在的不合時宜的種種弊端，謀求國家和社會的全面發展，并創新參與世界的有效途徑。戰略籌劃的使命，不是也不可能是為世界設計某種自以為是的結局，誰也不能憑借國家的力量把自己的奇思妙想、周密藍圖強加于客觀世界，而隻能審時度勢，做曆史發展允許做的事情。

第三，有效防範和懾止霸權國家與中國發生全面利益沖突。未來一個時期，中國在強化和鞏固在全球戰略格局中地位的同時,通過制衡與合作保持大國關系尤其是中美關系的總體穩定，防範、懾止霸權國家挑起與中國的直接沖突，是維護國家安全和發展的一項重要任務。

随着國家利益拓展和綜合實力增強，中國在國際戰略格局中的重要性将進一步提升，對重大國際事務的影響力将不斷增強，而美、日等主要戰略力量對中國的防範和戒心有可能有所加重，對中國的防範與牽制也會逐步上升，中美、中日之間的結構性矛盾将進一步顯現，這也是“崛起困境”的一個重要表現。其中，美國作為霸權大國，是當前和可預見未來唯一對中國國家生存和發展可能構成全局性和颠覆性影響的國家。出于其權力政治邏輯，美國将中國确定為最大“挑戰者”和“現實對手”的可能性增加。中美關系中“崛起”和“霸權”之間的結構性矛盾及其演變将成為未來影響中美關系，甚至國際關系全局的長期性因素，也會從深層次上影響中國的生存和發展的基本态勢。

然而，競争與合作并存這一基本特征決定未來中美矛盾将要受到日益增多因素的制約，中美關系不會按照矛盾沖突的邏輯單向發展。在對實施戰略防範和遏制的同時，美國難以完全用“零和”思維和方式與中國博弈。對于美國也包括日本，競争與合作并存不僅是一種戰略制約，也是其必然的利益選擇。從根本上講，美無法遏制中國的崛起，中國也難以挑戰美國霸權，更不會謀求将美國力量排擠出西太平洋。

中國應積極拓展中美戰略合作空間，有效制衡和努力消解來自美國的防範和擠壓，努力引導中美關系發展的方向，塑造中美關系理性發展的總體框架。中美雙方應在明晰雙方戰略底線的基礎上，通過危機防控、相互戰略保證以及鞏固發展中美關系的國内基礎等手段，盡力謀求相互之間的戰略互諒與互信，強化多領域、多層次的戰略協調機制，尋找避免陷入安全困境的有效途徑。當然，還必須紮實推進各項軍事鬥争準備，加強反制能力建設，以有效制衡來自美國的防範和遏制，确保兩國之間基本的戰略穩定。

第四，充分發揮地緣優勢經略周邊戰略依托。就周邊局勢而言，時有緊張的局面還将持續一定時間，總體上這屬于國家複興進程中的伴随現象。對于現實和潛在的争端和矛盾，一方面要予以高度關注，有效應對并積極籌劃布局，強化危機管理能力，或冷處理，或熱擱置，或尋機解決，一旦危機爆發，可迅速按照既定預案應急處置，至少做到不吃虧，并将危機事态及影響壓縮在可控範圍，避免危機升級惡化；另一方面，要保持戰略定力和戰略耐心，尤其應避免四面出擊，立足長期博弈拓展戰略影響，中長期裡努力形成超越第一島鍊的有效威懾能力，強化對周邊環境塑造能力，拓展影響和控制範圍，創造條件争取更多戰略主動。

現實條件下，維持地區穩定和繁榮構成了周邊相關國家的共同利益需求。盡管周邊局勢存在諸多變數，亞洲經濟和政治一體化程度遠落後于歐洲地區，但各國之間畢竟已基本擺脫冷戰時期非敵即友那樣簡單的關系，國家之間利益高度交織在一起，彼此難以展開全面競争，隻能保持一種相互借重、相互制約的基本态勢。與中國存在領土、領海争議的國家，基于利弊權衡或自身實力考慮，在可以預見的将來并不大可能挑起大規模軍事沖突。隻要政策得當，堅持和平發展和強化合作的基本方向，周邊國家對力量結構調整的不适應将被中國影響力的不斷增加所抵消和取代，中國也有條件在較長一段時間内繼續保持相對穩定的周邊環境，為進一步發展赢得時間和條件。

概括起來，經略周邊的基本思路可考慮為：不斷積累和充分發揮中國作為亞洲核心國家的地緣優勢，綜合運用經濟、政治、外交和軍事手段，加大經營周邊的力度，擴大對周邊國家的影響，經營廣泛的安全依托，最大限度地化解由于實力上升帶來的外部壓力，不斷積累和推進中國與周邊國家的良性互動，努力使中國成為地區安全的主導性力量，為地區安全和繁榮做出更大貢獻。

第五，在變化的國際體系中順勢而為有效實現國家利益。國際關系的複雜化在一定程度上維持了國際局勢相對穩定局面的同時，也使形勢的發展帶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預測性。今天的戰略籌劃就是要習慣面對這樣一個充滿未知的世界，積極尋求能夠通過多種途徑、運用多種力量、化解多重威脅、實現多重目标的方法，在與世界的複雜而深入的互動中實現國家利益。

首先要在世界變局中充分利用和創造條件改善國際環境。國際變局對于正在迅速發展的中國既是挑戰，更是機遇，因為複雜的國際關系應該更有利于後起大國消解對于自己的防範，避免成為傳統權力政治的制約目标。應注重以共同利益為牽引，充分利用國家間利益關系的複雜性，處理與有關國家尤其是大國的關系。其中尤其要以平衡美國為重點，構建相互牽制、相互借重、相互協調、相對穩定的大國關系框架，最大限度地分散因為中國實力上升帶來的外部壓力。在這一過程中，戰略耐心、戰略意志、創新的戰略思考至關重要。

其次要避免戰略冒進，立足在與外部世界長期互動中逐步積累戰略主動。不論對待自身發展,還是調整與世界的關系,中國都應極力避免戰略上的冒進，不走傳統權力對抗之路和急功近利的直接路線。要立足于開發更廣泛的戰略資源和更廣闊的回旋空間，經過曲折的道路和較長時期的努力去實現經久的國家利益。曆史反複證明，在戰略上最漫長的迂回道路，往往是達到目的的最有效途徑，也是應對強大對手必然的戰略選擇。國家的崛起，既要善于用合作借勢，以迂為直，又要勇于待時而動，打開局面。

最後要勇于擔負更大的國際責任，努力成為國際體系典章制度和公共産品的重要提供者。這也是中國快速發展必然面臨的重要問題，而國際體系變遷過程中也需要世界各國更多的創造和貢獻，中國應為此多下功夫做好各方面籌劃和準備。與此同時，還應繼續加大力度推進國内社會變革，不斷完善社會結構，為國家可持續發展提供所必需的内在動力，并以此作為立足世界和發揮國際影響的前提和基礎，這也是戰略創新題中應有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