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明形态的建構是在中華文明自身發展邏輯、現代文明發展邏輯與共産主義運動邏輯共同演繹下實現的，而将這三大邏輯之間以及讓它們與中國人民實踐連接起來，并起到樞紐性與核心性作用的，是中國共産黨。中國共産黨通過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不僅使現代文明在中國基本确立，而且還探索出一條面向未來的人類文明的中國形态，證明了人類現代文明實現形态的多元化，而非隻有一種“普世模式”；也說明人類文明發展将持續進行并且能夠走向未來新的文明，而不是隻能停留在當下的所謂“曆史的終結”。編者按：95年風雨兼程，經過曆史與人民的選擇，中國共産黨最終擔負起了完成現代文明在中國确立的使命。95年砥砺奮進，中國共産黨用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帶領人民踏上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新征程。中國共産黨領導人民創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開創了人類文明形态的新紀元，我們也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獨行快，衆行遠”，習近平總書記站在曆史的新起點，發出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時代号召，旗幟鮮明地體現了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理念。适逢中國共産黨建黨95周年之際，本刊特别邀請專家就中國共産黨領導的中華文明現代化發展曆程和對外交往新理念進行探讨，以飨讀者。鄭長忠／文
人類社會總是不斷走向進步與發展，這是必然規律，至于具體路徑與實現形式，由于曆史與現實條件不同，各個民族共同體之間存在着差異。作為人類最古老的文明體之一，中華民族曾經創造過輝煌的古代與古典文明。然而，在向現代轉型過程中，作為現代化後發國家，中華民族選擇了政黨作為建立現代文明的領導力量。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中國共産黨通過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不僅使現代文明在中國基本确立，而且還探索出一條面向未來的人類文明的中國形态，并在此過程中，使中國共産黨自身也得以發展。作為最古老文明體之一的中華民族順利建立面向未來的現代文明形态，并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其意義已經不僅僅在于中華民族自身，而是對整體人類文明發展都具有重大意義。建構面向未來的現代文明：中華民族實踐的人類意義著名曆史學家湯因比先生曾經指出，目前世界上存在的文明體，絕大部分都是後來産生的，人類最早誕生的那一批文明體絕大部分已經消亡，而隻有一個文明體直到現在還依然存在與發展着，這就是中華民族。這就意味着，中華民族存在與發展，對人類來說，是貫穿人類文明源頭到現在的全過程的一個不斷源流的象征與代表，承載着人類文明發展的使命與擔當。由此，中華文明發展具有了強烈的主體性與自主性。這種主體性與自主性，既體現中華民族自身的特性，也蘊含着人類文明發展的内在規律，或者說是以自身的特性來體現着人類文明發展的規律，也正是如此，中華民族才能做到生生不息、源遠流長。作為最早進入人類文明階段的中華民族，在古代階段，以血緣為基礎，形成了有效整合與組織社會的政治制度與社會制度，推動了社會發展與文明發展。随着生産力發展與社會發展，基于血緣為基礎的分封制的政治制度安排開始無法适應發展需要，基于制度為基礎的郡縣制中央集權的古典政治被确立了。在兩千多年的古典政治推動下，中國社會取得了輝煌的文明成果。然而，在現代化浪潮沖擊之下，古典文明開始衰落，并無法實現自身有效轉型，于是爆發了辛亥革命。清王朝崩潰之後，為了克服民族獨立、國家統一與現代化建設對組織化訴求與傳統社會“一盤散沙”特征之間的矛盾，中華民族選擇了具有高度組織化與高度現代性的政黨作為建立現代文明的領導力量，并開啟了政黨領導人民，建立現代國家，推動現代社會發展的現代文明建設路徑。經過曆史與人民選擇，中國共産黨最終擔負起了完成現代文明在中國确立的使命。取得民主革命勝利之後，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中國人民選擇了社會主義制度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制度與社會制度，并經過社會主義建設階段與改革開放階段的努力，使現代文明在中國得以确立。在此過程中，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并探索出一條既符合中國社會實際，又符合現代化建設需要，還能夠面向未來人類社會進一步發展方向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華文明從古典向現代轉型成功，并探索出面向未來的人類文明的中國形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明形态，這既是标志着作為最古老文明體之一的中華民族自身鳳凰涅槃的實現，同時也是人類文明發展源遠流長并不斷走向未來與不斷實現人的發展的重要象征，還為人類文明在現代發展的多樣性與一緻性、民族性與人類性有機統一提供了很好的案例。中國共産黨與面向未來人類文明的中國形态建構中華文明能夠做到生生不息、源遠流長，體現着中華民族自身具有高度主體性與高度自主性，而主體性與自主性，不是任性與随意的代名詞，而是既體現其發展具有内在活力，更體現其發展遵循着規律，正所謂“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如果分析面向未來的人類文明的中國形态在中國的生成情況，我們會發現，實際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明形态的建構是在以下三個邏輯共同演繹下實現的：中華文明自身發展邏輯、現代文明發展邏輯與共産主義運動邏輯。其中，中華文明自身發展邏輯使文明發展能夠承接過去與保持自主，現代文明發展邏輯使文明發展能夠生成現代與推動發展，共産主義運動邏輯能夠使我們面向未來與保持動力。曆史唯物主義認為，規律與邏輯的形成與發展不是憑空而成的，而是需要通過具體與現實的人來完成的。因此，上述三大規律的演繹歸根結底是通過中國人民的生産、社會與政治活動來實現的。同時我們還看到，最終将這三大邏輯之間以及讓它們與中國人民實踐連接起來，并起到樞紐性與核心性作用的，是中國共産黨。作為中華文明自身發展邏輯的産物，一方面中國共産黨的誕生是中華文明從古典向現代轉型時對既适應現代發展的又具有組織化的政治組織的訴求所催生的，另一方面中國共産黨從誕生起不論是産生方式還是後來所承載的使命，都深刻蘊涵着中國文化的基因，并且是以中華民族複興與中華文明發展為使命的。作為現代文明發展邏輯的産物，中國共産黨的誕生是中國回應現代化浪潮沖擊而尋求适應現代化的政治組織而出現的，中國共産黨執政之後，更是以實現推動中國實現現代化作為自身的最重要的政治綱領之一，并且還通過發揮自身組織優勢服務于這一奮鬥目标。作為共産主義運動邏輯的産物，中國共産黨就是在共産國際支持下建立的，其誕生就是共産主義運動在中國發展的成果。取得國家政權之後，中國共産黨領導人民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使中華文明發展以推動人的發展與民族複興雙重任務為訴求，鎖定了共産主義的方向，更重要的是通過建立社會主義，使中華民族在建立現代文明之際，就設置了以揚棄現代文明不足，面向新型文明的制度與機制安排，從而使中華文明的發展，能夠有效吸納現代文明的成果，又能具備揚棄現代文明不足的可能，并開發中華文明自身的古老文明所蘊含的智慧，使之成為可能。正是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之下，上述三大邏輯得以在中國演繹，并共同發揮其作用，使中華文明實現了從古典向現代轉型；使中華民族現代化建設取得巨大成績，擺脫了積貧積弱的局面，重新獲得民族複興；使共産主義運動在全世界進入低潮之際，卻在中國獲得了制度性與現實性的保障與發展，并最終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明形态，确立了面向未來的人類文明的中國形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明形态發展的曆史邏輯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在中國人民努力下，中華民族建立了面向未來的人類文明的中國形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明形态，這一文明形态是在中華文明自身發展邏輯、現代文明發展邏輯與共産主義運動邏輯共同演繹下得以實現的。然而，這種演繹的曆史性呈現，卻是通過中國人民經曆千辛萬苦的努力，最終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又經過百折不撓探索後得以實現的。這裡既集合了中國人民的智慧，還體現了世界文明的成果，更包含着中國共産黨的艱難探索；既體現了中華民族自身特點，還反映了不同時代精神，更呈現了社會發展規律。古典文明，一方面給中華民族帶來了輝煌文明成果，另一方面到了後期也使中華文明的進程陷入僵化，體現在兩方面：一是傳統國家力量處于支配地位，而國家建設也進入僵化；二是小農生産方式以及專制統治與官僚體制長期處于支配地位，從而使傳統社會嚴重萎縮并處于“一盤散沙”狀态。因此，在現代化浪潮沖擊之下，古典文明已經無法做到順利向現代轉型。于是，中華民族就以革命方式終結了古典政治形态，開啟了現代文明構建的曆史進程。辛亥革命之後，中華民族選擇了以政黨領導人民、建立現代國家、推動現代社會發展的現代文明建設路徑。經過曆史與人民的選擇，最終由中國共産黨來承擔起這一曆史使命。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在立足于中國作為後發國家實際以及中華民族文化特點，同時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以發展并揚棄現代文明以及開啟面向未來文明發展為目标，構建了以人民為基點的人民民主的社會主義制度，從而為面向未來的人類文明的中國形态最終在中國确定了制度基礎。在完成民族獨立與國家基本統一任務之後，擺在中華民族面前的首要任務就是現代化建設。而現代化建設内在需要社會的組織化，但是傳統中國社會卻是一盤散沙的，為了克服這一矛盾，在宏觀上我們建立了計劃經濟體制，微觀上我們建立了單位社會體制，從而為現代化建設奠定了組織化基礎，以此為基礎，我們完成了現代化建設的基礎建設階段。為了尋求現代化建設可持續發展動力，中共中央做出了改革開放決定，并經過一段時間的探索與努力，中共十四大做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定，這标志着現代社會基因開始植入中國。為了支持市場經濟有效運行以及規範社會發展秩序，中共十五大做出了依法治國決定，決定建立法治國家，标志着現代國家建設在中國進入實質發展階段。為了适應市場經濟與法治國家建設的需要，中共十六大提出了“三個代表”，标志着政黨開始适應現代社會與現代國家建設推動自身創新與發展。為了适應市場經濟導緻了社會主體發育與發展需要，中共十七大提出了和諧社會建設，标志着現代社會在中國開始生成與發展。由此作為現代文明的結構要素的現代政黨、現代國家、現代社會與現代市場，在中國基本生成。為了推動現代文明要素功能充分發展以及要素之間關系有機化，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做出了以下決定：基于頂層設計，全面深化改革，推動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以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這就意味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明形态從要素生成階段開始進入形态發展階段，作為社會主義事業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生态等部分發展也全面進入了現代階段，标志着面向未來的人類文明的中國形态開始走向定型與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明形态建構與中國共産黨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明形态在中國的确立與發展，是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通過全國人民共同努力下取得的。由此，中國共産黨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明形态之間有着密切關系，雙方之間存在着互動關系。一方面中國共産黨領導與推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明形态的确立與發展，另一方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明形态的發展也反過來推動了中國共産黨的創新與發展。從本質上說，中國共産黨就是中華文明從古典向現代轉型過程中被催生出來的，以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為使命的，因此，中國共産黨與中華文明之間的關系從一開始就被注定了。在民主革命時期，毛澤東同志就提出，要取得革命勝利，需要“三大法寶”：一是統一戰線，二是武裝鬥争，三是黨的建設。而統一戰線實質上就是處理好黨與人民的關系，武裝鬥争實質上就是處理好黨與武裝力量的關系，黨的建設就是推動中國共産黨自身建設。前兩者是發揮黨的作用，後者是黨的自身建設，歸根結底都屬于黨的建設與作用發揮，因此，毛澤東同志将黨的建設上升為“偉大工程”的高度來看，認為中國共産黨必須根據不同曆史時期的政治任務，不斷調整自身建設，所謂政治綱領決定組織綱領。建國之後，中國共産黨也不斷根據新的政治任務來調整自身建設與發展。市場經濟體制建立之後，在中國進入全面推動現代文明構建之際，中國共産黨再次提出黨的建設的重要性，将在新的曆史時期全面推動黨的建設上升為“新的偉大工程”高度，并在實踐中全面推動中國共産黨自身建設的創新與發展。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中共中央提出了“三個代表”，标志着中國共産黨開始全面适應現代社會與現代國家建設需要推動自身的創新與發展。十八大以來，為了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明形态走向定型，中國共産黨再次強調了從嚴治黨，并開展了群衆路線實踐活動、“三嚴三實”教育實踐活動以及“兩學一做”等活動，推動了政黨建設與當前政治任務相适應。中國共産黨在适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明形态發展過程中不斷推動自身建設的創新與發展，除了形成了與中國自身文明發展相匹配的政黨形态之外，從政黨學角度來看，一方面形成了後發國家适應現代化建設所需要的比較成功的政黨形态類型，另一方面随着網絡社會發展，在西方傳統政黨形态受到挑戰之際，由于中國共産黨不僅具有運行國家制度的執政功能之外，還具有有效推動國家與整合社會的領導功能以及推動社會治理的治理功能，從而使中國共産黨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其優勢就更為凸顯。這就意味着，中國共産黨實踐不僅在推動文明發展上具有人類意義，而且在政黨發展上也具有原創性意義。面向未來人類文明的中國形态發展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明形态的建立與發展，是人類文明從傳統向現代轉型的産物，它既是屬于中華民族的，也是屬于人類世界的。它既是屬于現代的，也屬于未來的。因此，我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明形态建立與發展意義的理解，需要從多維度來把握。對于世界來說，其意義是多方面的，我想其中以下兩方面是關鍵：一是作為面向未來的人類文明的中國形态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明形态的建立與發展，說明了人類現代文明的實現形态是多元的，而不是隻有某一種所謂“普世模式”。因此，在現代社會背景下，我們應該根據現代社會發展需要，推動具有不同實現形式文明體與民族共同體之間合作，一方面尊重不同民族共同體對現代文明的實現形态與發展路徑的選擇，另一方面要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使各個民族之間能夠做到和平共存。二是作為面向未來的人類文明的中國形态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明形态的建立與發展，說明人類文明發展将持續進行并且能夠走向未來新的文明，而不是隻能停留在當下的所謂“曆史的終結”，我們對未來要有信心，并且在制度設計與各方面實踐中，都應以積極面向未來的态度，擁抱時代給我們的新的啟迪與新的支持，不斷揚棄過去與現在，并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過程中，共同推動人類的發展與進步，不斷推進與提升人的自由與全面發展的程度與境界。（作者系複旦大學政黨建設與國家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政治學系副教授）（責任編輯：蘇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