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為維護其主導的國際和地區秩序和地位，對中國發展崛起實施遏制戰略并不斷加大遏制力度，但這種遏制戰略不僅不能阻擋中國的崛起反而會加速中國崛起的進程，這是基于中國實力和特質所産生的反作用力。鄒治波／文
奧巴馬當天在華盛頓核安全峰會期間與韓國總統樸槿惠、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舉行美日韓三方會談時說，美國、韓國和日本将加強合作，應對朝鮮核威脅。圖為2016年3月31日在華盛頓，美國總統奧巴馬（左）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美日韓三方會談時交談。
近來，美日戰略遏制中國的力度空前提升，不僅在背後策動并高調介入東盟有關國家與中國的南海之争，促使國際臨時仲裁庭做出對中國不利裁決，從政治外交和軍事安全上對中國持續施壓，而且還最終促成韓國決定部署“薩德”反導系統，惡化了東亞地緣安全局勢，嚴重損害中國戰略安全利益。實際上，随着中國的快速發展，美日從維護其主導的亞太秩序和戰略利益出發，始終将圍困中國作為其對華戰略主軸，不斷加大對中國發展的戰略遏制。今後，美日不僅在南海和朝鮮半島問題上，而且還會在台灣和東海等周邊問題上，利用局勢和形勢的變化而挑起事端，借此對中國發展進行幹擾和阻撓，其目的就是遏制中國的崛起，或即使遏制不成也要增加中國崛起的成本，讓中國付出戰略代價。但是，曆史從來不是一廂情願的，而是按照其本來固有的發展規律而運行演進。盡管美日的戰略設計看似符合其戰略利益，但這種遏制戰略會相應産生反作用力，即美日的對華遏制反而會加快與美日同處一個量級對手的中國的崛起，最終會産生戰略行為與戰略目的相悖的結果。戰略遏制中國的曆史邏輯從曆史上看，任何一個國家的崛起必然會給世界格局、秩序和地緣政治、地區局勢帶來沖擊和影響，守成大國和既有秩序維護力量必然會對崛起國家予以約束、遏制，這種約束、遏制有的會直接導緻沖突、戰争，有的會帶來戰略對抗、博弈。崛起國家在崛起進程中必然會受到這種戰略打壓或遏制，這是曆史發展進程變遷中的一種正常現象，也是崛起國家必須面對和經過的一關。目前中國在周邊遭遇的困境就是這種曆史發展規律的反映。自二戰以來，美國是世界和亞太秩序的創建者和主導者。在軍事安全上，美國建立了以與日本、韓國、澳大利亞、菲律賓和泰國盟友關系為主體的亞太軍事同盟體制，并在這些國家建立軍事基地、進駐軍隊，實現了對亞太地區軍事安全的管控。在這種軍事安全秩序下，美國可以在亞太地區為所欲為地進行“自由航行”，可以永不停止地對中國進行抵近偵察。在經濟和貿易領域，美國也牢牢把握着區域經貿規則的制定權和解釋權。從日本角度看，長期以來日本一直是東亞和亞洲的最大經濟體，在亞洲對地區經貿問題有最大發言權，也一直以一個地區經濟霸主的優越感來看待包括中國在内的其他亞洲國家。但是，中國近幾十年的迅速崛起特别是近幾年一系列戰略舉措，如“一帶一路”倡議、“亞投行”創建、南海島礁建設等接連推出，對美國亞太安全和經濟秩序的主導權以及日本亞洲第一經濟強國地位構成挑戰，嚴重威脅了美國的亞太霸主地位和日本地區大國角色。比如，中國在南海建設的島礁，可以停降大型軍用飛機和部署其他一些先進武器裝備，中國對南海海域的軍事反制力大為提升，這威脅了美國一直以來對包括南海在内的亞太廣大海域的軍事控制力，今後美國海軍艦船在這一海域的“自由航行”再不會那麼随心所欲，這深刻影響了美國地區軍事安全秩序的主導權。再如，中國推出“一帶一路”倡議和“亞投行”的創建，被美國視為排擠其地緣戰略影響力和削弱其區域經貿規則把控權的戰略舉措。中國經濟體量已是日本的兩倍多，日本引以為豪的經濟優勢也盡失。這樣，美日必然會在戰略上對中國進行阻擊、遏制，甚至直接與中國開展規則制定權之争。當前，美日利用一些國家與中國領土争議和一些熱點問題，在周邊為中國制造安全困境，阻擋或延緩中國崛起進程。臨時仲裁庭做出的非法裁決和韓國決定部署“薩德”反導系統，就是美日實施這種遏制中國的戰略反映。美國極力推動達成排除中國的“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系協定”（TPP），奧巴馬發出了“決不能讓中國等書寫全球貿易規則，美國必須制定這些規則”的心聲，就是美國與中國進行秩序之争的真實反映。戰略遏制中國的反作用力美日實施對中國的戰略遏制并逐步提升遏制力度，不僅遏制不住中國發展的勢頭，而且會産生适得其反的結果，即加快中國的崛起進程。這種戰略邏輯和結果是由以下兩個因素決定的，一個是“硬”的因素，即中國是與美日同處一個量級的戰略選手，中國不僅擁有一個大國所具備的實力，而且擁有政治、經濟、軍事、科技自我發展的全要素條件，而這一點并不是當今每個大國所具備的，這也是現在一些大國受制于人的軟肋；另一個是“軟”的因素，即中華民族的特質和中國特色體制，這就是延綿幾千年文明曆史的中華民族具有愈壓愈強、轉危為機的傳統和基因，以及中國共産黨對國家的堅強領導力和民族的強大向心力。雖然美日對華實施戰略遏制并加大這種遏制力度，會給中國在國家整體發展、維護主權權益、實現軍事現代化帶來較大壓力，但同時也提供了強大動力和重大機遇。一、促使中國更快崛起事物的發展是辯證的，壓力産生動力，危機孕育良機，無論是對個人還是對國家，此乃同理。中國是一個具有五千年文明曆史的國家，在曆史上長期居于世界強國之列，隻是在近代由于閉關鎖國政策才退出強國之列。新中國成立後特别是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中國重新步入正确軌道，開始走向振興。中國共産黨“十八大”後，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開始了中華民族曆史新的征程。美日對中國日益強化的戰略遏制隻能給懷揣偉大理想目标的中國以實現夢想的緊迫感、使命感和巨大動力，促使中國政府制定和實施更快推進國家崛起進程的政策、措施，也更會提升中國的民族凝聚力和動員力，促使全國上下團結一緻努力實現這一目标。同時，在強大外壓下，中國國内就現存的政治、經濟、社會等諸多問題也易于達成共識，從而會更有效、更快地解決這些問題。迄今為止，美日對中國的戰略遏制并沒有影響到中國崛起進程，沒有收到戰略成效，要真正阻止中國的崛起或使中國的崛起發生逆轉，除非發生世界大戰或美國在中國周邊挑起由美日直接參加的戰争，但這種超高成本的遏制手段，是美國和日本無法承受的。基于對國家利益的理性判斷，美國決策者最可能的選擇是通過政治、軍事、外交、經濟和文化等手段，幹擾、阻撓和減緩中國崛起進程。基于此目的，美國會在中國周邊與中國進行一場戰略博弈，而這種戰略的實施和結果将取決于中美在周邊問題上戰略博弈的結構和形态。實際上，中美的這種戰略博弈存在着三個“非對稱性”，即“利益的非對稱性”、“戰略意志的非對稱性”和“地理位置的非對稱性”。“利益的非對稱性”是指這些周邊問題如台灣、南海、東海等攸關中國國家的核心利益，而這些問題隻涉及美國的重要利益，利益的這種非對稱性對國家的戰略決策、資源調動、行為方式等有重大影響；“戰略意志的非對稱性”是指中美對周邊問題戰略博弈的底線和關鍵時刻敢于進行戰略攤牌的決心存在差異，這對博弈結果往往有決定性影響；“地理位置的非對稱性”意味着這些問題都發生在中國周邊而遠離美國本土，這對戰略博弈的戰略調用、消耗、支撐力和持久性有很大影響。這三個非對稱性決定了中國在綜合國力與美國仍有較大差距條件下，擁有對美在周邊博弈上的較大戰略優勢。二、促使中國更加進取地維護主權和權益一個國家的對外行為，不僅被其國家利益所驅動，更為其哲學思想和傳統文化所制約。中國戰略文化的本質是内向性的和防禦性的，中華民族曆史上飽受侵略、掠奪和欺侮，中國人一貫秉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維模式，中國決不會主動挑事、惹事、生事，但如果受到侵犯、欺壓，中國也絕不會忍氣吞聲、逆來順受，必會做出回應和反擊。實際上，中國一直是周邊領土争端的被動受害者，中國主權、權益不斷被侵蝕、損害，但這也正給了中國恢複固有的主權和權益以機會，特别是在中國國力日益提升和民族自信心不斷增強的情況下，中國将以此為機采取更積極進取的政策措施，以維護主權和權益。目前發生在東海和南海的島嶼主權之争及其結果，就是這種邏輯的最好例證。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是中國14世紀最先發現、命名并行使管轄權的，是中國的固有領土，但在二戰後由于中國的内戰和東西方的冷戰，美國一直保持對釣魚島的行政管轄權并最終将這種管轄權非法交給日本，中國政府對此做出“非法無效”的嚴正聲明，重申對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的主權主張。但實際上，自那以後日本實施着對釣魚島的實際管理控制，不僅時常登島、對釣魚島周邊海域進行巡航，而且還時時抓扣中國前往釣魚島的維權人士和進入此海域的中國漁船。2012年9月，日本政府在釣魚島主權問題上又采取冒進行動，實施所謂将釣魚島“國有化”的“購島”計劃，此舉進一步侵害了中國的主權，但也給中國進行反擊、強化釣魚島主權的機會。中國政府果斷派出海空艦船和飛機對釣魚島海域和空域進行巡航，以宣示對釣魚島的領土主權，并最終形成對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海域的常态化巡航，大大強化了對釣魚島的主權維護。而且，基于美日在釣魚島問題上提出的挑戰和威脅，中國在東海劃設的“防控識别區”，提升了中國對東海的戰略預警和軍事反應能力。至此，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進行的挑釁，導緻了日本對釣魚島管轄權利下降而中國對釣魚島主權強化的結果，日本最終“偷雞不成反蝕把米”。由美日策動的國際臨時仲裁庭對南海問題的裁決，也導緻了與釣魚島問題相同的結果。在臨時仲裁庭做出非法仲裁後，中國政府迅速發表了聲明，首次全面、完整、清晰地公布了中國對整個南海的主權和權益，包括擁有對南海諸島的主權，擁有南海諸島的内水、領海、毗連區、專屬經濟區、大陸架和曆史性權利。随後，中國海軍司令強調南海主權和權益是中國的核心利益，“事關我們黨的執政基礎、國家的安全穩定、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表達了在南海主權和權益問題上絕不讓步的堅定決心，這等于向幕後的美日和前台的菲越等國，明确提出了不可逾越的“紅線”。同時，中國采取了一系列維護南海主權和權益的重大舉措，在南海海域舉行了由中國海軍三大艦隊聯合參加的大規模軍事演習，空軍則派出遠程轟炸機赴黃岩島等島礁附近空域進行巡航，并将保持這種巡航常态化，這充分展現了中國在維護南海主權和權益的強大能力和積極進取之決心。可以說，這次由美日策動、菲律賓出頭挑起的南海仲裁案，最終反而使中國在維護南海主權和權益問題上更向前邁進一大步。三、促使中國加快軍事現代化軍隊向來為打仗而生，為生存和安全而戰。沒有威脅、沒有敵人，軍隊建設就缺少目标、缺乏動力。正是有了美國這個強大對手和美日對中國安全和發展的戰略威脅，以及周邊出現對中國領土主權的侵害，才為中國軍隊和國防現代化發展和建設，增加了緊迫感和動力，也提供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從而促使中國加快軍事現代化進程。近年來，中國軍隊在建軍思想、體制機制、武器裝備和作戰能力上，都取得了飛躍性發展。針對日益升高和日趨現實的威脅，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明确提出新時期、新形勢下軍隊要“能打仗、打勝仗”的建軍思想，這成為中國軍隊建設和發展總的指向和目标，軍事現代化呈現出突飛猛進的發展勢頭。在基于“打仗”思想指引下，從2015年年底開始，中國軍隊實施自建軍以來最大一次體制機制變革，撤銷原有軍區建制，建立東部、西部、南部、北部和中部五大戰區，新成立陸軍部、火箭軍和戰略支援部隊，中國人民解放軍從而成為擁有陸軍、海軍、空軍、火箭軍和戰略支援部隊五大軍種聯合作戰的現代化軍隊，擁有對陸、海、空、太空和電磁五域的作戰體系。以“打勝仗”為牽引，中國軍隊武器裝備實現跨越式發展。據報道，中國海軍不限于已擁有的首艘“遼甯”号航母，還将發展擁有多個航母戰鬥群和一批新型戰艦，中國海軍正從“淺藍”走向“深藍”；随着新一代戰機、遠程轟炸機、空中加油機等新式裝備陸續服役，中國空軍作戰控制空域大大延伸，正形成“空天一體、攻防兼備”作戰能力；火箭軍擁有新型洲際戰略導彈和一批中近程導彈，形成核常兼備、當量匹配、射程銜接、打擊方式靈活多樣的打擊體系；随着飛船、探月、北鬥等各項航天計劃的實施，反衛星試驗、中段反導試驗的成功，中國也擁有世界水準的太空作戰能力。當前，在美日日益逼近的戰略威脅下，中國軍隊正加速向打赢一場信息化條件下現代化高強度戰争目标推進，對周邊區域控制能力越來越強、作戰距離越來越遠，這大大削弱了美國在亞太的軍事控制力。2016年7月26日，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政治局會議上提出，要建設同中國國際地位相稱、同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相适應的鞏固國防和強大軍隊，這意味着中國要建成和擁有世界強國所具備的軍事力量。這個信号的發出是在南海仲裁案和韓美決定部署“薩德”反導系統後不久，這絕非巧合而是意味深遠。對中國崛起的戰略選擇從曆史發展邏輯和慣性看，基于維護其主導的國際和地區秩序和地位考慮，美日對中國崛起進行遏制符合其戰略文化，也似乎符合其國家戰略利益。但是，由于中國所具備的實力和特質，這種遏制戰略不但不會成功反而會加速中國的崛起，導緻與美日實施這種戰略相反的結果。那麼，選擇何種戰略應對中國的崛起，才能最大程度地維護其戰略利益，對此美日有兩個戰略選擇：一個是如前所述，繼續實施遏制并逐步加強遏制中國的戰略，另一個是要轉變思維、調整思路，對中國采取合作戰略。在對待中國崛起及看待中國崛起後如何影響世界問題上，需認清兩個大局，一個大局是中國的發展崛起是阻擋不了的，也就是說在不遠的将來中國成為一個世界強國将變成一個現實，中國也将對國際和地區秩序、規則和事務均擁有重大發言權，這一點恐怕連美日都心知肚明。另一個大局是，中國一貫奉行“王道”而非“霸道”，這與西方國強必霸的傳統文化有本質區别。在這兩個大局下，對中國崛起兩種戰略的不同選擇，美日會付出不同的戰略代價，收獲不同的戰略結果。美日如繼續實施對中國遏制與圍困戰略，其戰略收益可能是給中國崛起增加一些成本、造成局部幹擾，也會在一定時間段内增加對周邊一些國家和地區的控制力和影響力，增強對地區某些秩序、規則的主導權，但這些成功不具有戰略意義而隻有戰術意義。從長遠和全局看，美日的遏制戰略不僅阻擋不住中國崛起，而且會對美日産生不利的戰略後果：在戰略對抗中崛起的中國，更會體會到美日主導的國際和地區秩序的狹隘和弊端，也不會屈從于美日已建立、控制的秩序、體制，必會體現出對美日的戰略反抗、反制，會通過增加實力追求對國際和地區秩序、體制的較大調整甚至變革，這對美日絕不是福音。美日若轉變思維、調整思路，采取與中國合作的戰略，使中國融入現行其建立和主導的國際和地區秩序、體制，以平等、尊重的态度對待中國，并與時俱進地就某些不合理秩序、體制進行調整、完善，與中國一道建立一個較為公平合理、為更多國家所接受的國際和地區秩序，這樣才能最大程度地維護美日戰略利益，維護美日在世界上的地位。實際上，中國是一個秉持與西方國家不同哲學文化思想的東方大國，一貫奉行“和為貴”、“和而不同”的“和合”思想，和“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内聖外王”的“王道”理念，中國融入現行國際秩序有強大文化基因基礎，中國也在改革開放的近四十年發展中取得了巨大成功，曆史傳承和現實利益都決定中國不會主動挑戰現有國際秩序，不會走西方國家那種國強必霸、以力逐利之路，而是走一條與其他國家和文明相包容、與現有國際秩序相融合、與世界和諧相處的發展崛起之路。結語當今已是一個格局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的時代，也是一個利益交融、責任共擔、命運共體的世界，在這種時代格局和關系形态下，過去那種秉持霸權、零和思維，以侵占、強壓手段謀取自身利益的行為邏輯，不僅再也難以奏效，而且還會産生事與願違的結果。美國多年來對俄羅斯和中國的戰略圍困與遏制，導緻俄羅斯的強勢反擊和中國的戰略反彈，從而削弱了美國的全球領導力。美國為反恐不惜發動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戰争，強力幹預中東政局，這反而催使恐怖主義猖獗和蔓延，而且還催生了嚴重的難民危機，加劇世界動蕩。美國若想真正維護自身利益，就必須從中反思，重新調整自己的全球戰略，認可并踐行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新型大國關系。（作者系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責任編輯：蘇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