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邃／文
2015年11月16日，在土耳其安塔利亞，俄羅斯總統普京（左）和美國總統奧巴馬（右）在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期間交談。普京和奧巴馬讨論了叙利亞沖突等問題，認為應啟動叙利亞政治過渡進程。這是俄美兩國元首迄今為止最近的一次見面。英國脫歐公投、所謂南海問題仲裁、在韓國部署“薩德”以及與之相聯系的中美關系乃至世界格局變化，帶來以下六個理論認識問題，值得加以探讨。
第一點：利益共同體與責任共同體兩者不可分割
歐盟既是利益共同體，也是責任共同體。歐盟内部久已積存利益與責任的矛盾，如機構體制和決策效率問題、有限的預算與利益分享不均問題。中東歐國家加入歐盟之後，鑒于各自利益的訴求以及在價值觀、社會經濟、法律法規乃至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差異，緻使這些矛盾更趨凸顯。
英國脫歐源于利益與責任兩者之間的失調。英國自認為承擔責任過重而獲利不足，故而出現公投脫歐之舉。醞釀公投曆時三年多，英國前首相卡梅倫的本意是想借助“脫歐公投”，博取黨内“疑歐”派的支持，以赢得大選連任；同時以此作為與歐盟讨價還價的籌碼，迫使歐盟通過“改革”，為英國繼續留在歐盟獲取更多權益。卡梅倫匆忙決定于6月23日舉行公投，結果大為失算，事與願違，被迫辭職。英國公投成為卡梅倫搞的一次自投羅網的政治賭博。其結果恰恰說明，利益共同體與責任共同體是否協調，決定着命運共同體的前途。
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相對于自然和社會兩個層面而言。面對大自然，人類無疑是命運共同體。例如應對氣候變化，各國理應休戚與共、通力合作。但由于責任分擔引起争議，總是磕磕碰碰，蹒跚而行。突出的是對1997年《京都議定書》的不同态度，以至于從2009年的哥本哈根會議成果寥寥到2015年的巴黎會議艱難取得進展，費盡六年的周折。
從社會層面來看命運共同體，更為複雜。例如反對恐怖主義，各國出于共同命運，本該義無反顧，同心協力加以應對。但由于責任分擔問題，加之有人（尤其是美國）懷有自身特殊目的，三心二意，節外生枝，造成矛盾多多、困難重重。
看來，在提倡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的同時，有必要強調兩者與責任共同體之間的密切關系。這也符合習近平主席倡導的義利觀的範疇。
第二點：不能将歐盟受挫與蘇聯解體等量齊觀
英國脫歐公投之後，有媒體将其比作蘇聯解體。這不符合事實。兩者性質不同，前景也不會一樣。
蘇聯發生劇變的原因是多方面、綜合性的，内部涉及政治、經濟、民族、理論、意識形态、文化、對外政策等諸多因素，執政黨因素則是決定性的。用俄共中央現領導人久加諾夫的話說，蘇聯解體、蘇共垮台的根本原因在于“意識形态壟斷，大搞一言堂；權力壟斷，大搞政治暴力；利益壟斷，大搞特權”。外部還有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的策動、颠覆和破壞。内因當然是主要的，外因通過内因起作用。概言之，導緻蘇聯劇變的各種原因在深層次盤根錯節，執政黨變質及其領導者的路線錯誤與僵化的管理模式弊端相交織所體現的現實内因，則是問題之根本。
蘇聯解體的内因，歐盟并不具備。歐盟是在經濟全球化和世界多極化浪潮的推動下，從經濟合作起始、漸進地最後由二十多個主權國家組合而成的經濟—政治共同體。這與當年的蘇聯不可同日而語。就外因而論，美國對歐盟的态度與對蘇聯的态度也是截然不同的。歐盟的一體化進程，不僅歐元對陣美元，尤其是提出防務一體化目标，客觀上是對美國霸主地位的挑戰。但鑒于英國與美國的特殊關系，奧巴馬曾一再表示支持英國“留在一個強大的歐盟裡”。面對歐盟幾年來的經濟制裁，俄羅斯有媒體對歐盟遭殃幸災樂禍，聲稱是重蹈蘇聯之覆轍。這也許不難理解。但我們不能人雲亦雲，甚至把分化歐盟的曆史倒退贊美為“具有劃時代意義”。
英國脫歐公投之後，德國、法國和意大利領導人非但沒有恐慌，反而擺出一副“不屑”的神态。他們立即召集會議，催促英國早點啟動脫歐談判。英國新首相特蕾莎·梅上台後，7月20日在柏林與德國總理默克爾會談，得以讓啟動談判程序推遲到明年。
有人認為，英國脫歐之後或許更有利于經濟全球化，理由是随後英國有可能加入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系協定（TTIP）和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PP）。此說讓人存疑，因為美國總統大選後TPP的命運尚存疑問。至于有人認為英國脫歐标志着“全球化時代終結”，未免言過其實，頗值得商榷。
英國脫歐公投之後，個别國家如荷蘭、捷克也流露出公投意向。但德、法、意、西、波等歐盟主要國家，大多數公民聲稱反對類似投票。英國脫歐幾天後的民調顯示，德國對歐盟會員資格的支持，上升19個百分點到81%。法國支持率增加10個百分點至67%。意大利支持率上升4個百分點至59%。西班牙參與問卷調查的民衆中有81%的人表示留在歐盟是件好事。據路透社報道，如果舉行一次公投，五國至少63%的人會投票支持留歐。
誠然，英國脫歐是歐盟繼債務危機之後遭受的又一次沉重打擊。但從戰略高度看，這一舉動抹殺不了65年來歐盟從煤鋼共同體到今天經濟—政治共同體，作為一體化典範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和産生的深遠影響。倡導“一帶一路”戰略構想的中國，會繼續支持歐洲一體化進程。
第三點：中美矛盾的本質在于彼此出發點的戰略性差異
中美之間構建新型大國關系裹足不前，究其根源在于彼此戰略意圖的差異。中國發展與美國的關系，是在确認和平與發展時代主題的背景下，所做的戰略性選擇，體現為常說的對美關系是“重中之重”。中國提出與美國共同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基礎是“不沖突、不對抗，互相尊重，合作共赢”，這并沒有絲毫難度，但美國當局給人的印象總是在表面應付或巧妙回避。原因在于美國發展與中國的關系，則是以維護其全球霸主地位為前提，更多是策略性的選擇。
美國對我國的戰略性選擇，不必諱言，那是處心積慮地要借助“顔色革命”之類的方式，改變中國共産黨領導的社會主義政權。曆史卻是無情的，總是讓它頻頻碰壁。遏制中國的和平發展勢頭，美國“非不為也，乃不能也”，于是不得不與中國開展廣泛接觸，同時又嚴加防範，不斷施壓，諸如在南海滋事、在韓國部署“薩德”等等，竭力保持其霸主地位和利益最大化。
中國基于維護和平、促進發展的崇高目的，本着合作共赢的原則精神，與世界上許多國家已經或正在實現戰略對接。唯獨與美國難以做到戰略對接，因為我們不能與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對接，不能與美國的雙重标準對接。我們與美國甚至可以做到在一些重大問題（如朝核問題、伊朗核問題、應對氣候化問題等）上合作，但那是屬于局部性的内容，最多也就是具有某種戰略層面的含義。
美國對華關系的策略性選擇，必然具有“接觸加遏制”的兩面性和出爾反爾的權宜性，緻使美中關系時好時差，起伏不定。中國滿懷善意以各種方式推動美國接受新型大國關系構想，實質是促使其對華關系向戰略性方向轉變。
中美之間已形成戰略與經濟對話機制，中國非常重視，美國也不能忽視。如今需要在此基礎上積累經驗，開拓前進。中美經濟關系有着突破性進展，關鍵是如何真正做到政治互信或曰戰略互信。
第四點：不應将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混同起來批判
一段時間以來，媒體上有人将民族主義與民粹主義相提并論，稱之為都是反對改革開放的。這是将民族主義與狹隘民族主義或極端民族主義混為一談。
民族主義指的是以自我民族的利益為基礎而進行的思想或運動。民族主義具有兩重性，馬克思主義從來都把壓迫的民族主義同被壓迫的民族主義區别開來，把進步的民族主義同反動的民族主義區别開來。進步的民族主義堪稱愛國主義的同義語，成為抗拒殖民主義和霸權主義的動力。民族主義是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之首，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中國夢的人文基因。而民族主義之極端化、偏激化，崇尚所謂民粹主義，則是狹隘的、負面的、排斥國際主義的。
有人在無端批判民族主義時，居然把強烈的民族自尊心、民族自豪感和深厚的民族情懷，統歸之于所謂民粹主義橫加批判。這不僅是錯誤的，而且是非常有害的。
當今中國青年需要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同時又要具備對改革開放、吸取人類文明成果的高度認知。年輕人有時難免産生偏激情緒，但其愛國主義熱情十分可貴，必須加以保護。有人卻熱衷于撰文片面地批判“憤青”，缺乏對年輕人愛國主義情懷的珍惜。未來屬于年青一代。對青年人應該滿懷愛意，循循善誘，當然也要指出其不足，但不能一味地指責。
第五點：不應将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引申為和平與發展時代
鄧小平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多次做出和平與發展是時代兩大問題的論斷。1984年5月29日他在會見巴西總統菲格雷多時說：“現在世界上問題很多，有兩個比較突出。一個是和平問題。……二是南北問題。”[1]1984年10月31日他在會見緬甸總統吳山友時說：“國際上有兩大問題非常突出，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南北問題。還有其他許多問題，但都不像這兩個問題關系全局，帶有全球性、戰略性的意義。”[2]1985年3月4日他在會見日本商工會議所訪華團時說：“現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帶全球性的戰略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或者說發展問題。和平問題是東西問題，發展問題是南北問題。概括起來，就是東西南北四個字。南北問題是核心問題。”[3]1988年12月21日他在會見印度總理拉吉2016年7月14日，在俄羅斯莫斯科“諾夫斯基”訓練中心，中俄參訓隊員進行訓練成果彙報。夫·甘地時說：“當前世界上主要有兩個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發展問題。和平是有希望的，發展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4]
鄧小平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南巡講話時又指出：“世界和平與發展這兩大問題，至今一個也沒有解決。……”[5]
鄧小平一直将和平與發展稱之為“兩大問題”。黨的十三大報告開始用“兩大主題”，說：“根據國際形勢和我國現代化建設的需要，圍繞和平和發展兩大主題，調整外交格局和黨的對外關系……。”黨的十八大報告中稱：“當今世界正在發生深刻複雜變化，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
由此我們得出幾點認識：其一，确認和平與發展是時代兩大問題或稱主題，非常之重要，這是我們的黨制定國内和國際戰略的重要認識基礎。我們在實施改革開放戰略的過程中，首先要選擇的是合作夥伴而不像以革命與戰争為主題時代那樣首先要考慮誰是敵人。基于這個原則，我們甚至可以緻力于與奉行霸權主義的美國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當然，合作夥伴有全心全意與半心半意乃至虛情假意之分，對此我們必須保持頭腦清醒。其二，黨中央從來沒有籠統地把現時代稱作和平與發展時代。時代主要趨向與時代定義是有區别的。其三，當今和平與發展兩大問題“一個也沒有解決”，說明時代主題從戰争與革命向和平與發展轉變，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如果将我們的時代定義為和平與發展時代，那就難以解釋天下并不太平的諸多複雜現象，反而會困擾自己。
第六點：不應用杜撰的美中兩極論取代現實的世界多極化論
世界多極化問題，自從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鄧小平奠定其理論基礎之後，已經30年了。我們黨的曆次代表大會報告中都肯定世界多極化。黨的十八大報告中指出：“當今世界正在發生深刻複雜變化，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文化多樣化、社會信息化持續推進，科技革命孕育新突破，全球合作向多層次全方位拓展，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整體實力增強，國際力量對比朝着有利于維護世界和平方向發展，保持國際形勢總體穩定具備更多有利條件。”後來習近平總書記也曾明确地指出：“要充分估計國際格局發展演變的複雜性，更要看到世界多極化向前推進的态勢不會改變。”[6]
30年來，每逢出現與美國地位變化相關的國際形勢，圍繞世界格局的争論就來了。例如美國猖獗時1999年發動科索沃戰争、2003年發動伊拉克戰争，國内外便刮起一陣美國“單極世界”論；美國倒黴時如2001年“9·11”事件和2008年次貸危機導緻全球金融危機，又掀起一股“無極世界”論。這叫作“唯美國馬首是瞻”。自從2011年中國經濟總量躍升世界第二位之後，一度又揚起美中共管世界的“G2”論。最近幾年圍繞世界多極化的非議有所減少，但是，随着中國影響力的擴大，“G2”論又開始複燃。“世界格局兩極化已經開始，并不存在多極化問題了”；“中美兩極格局”2020年便可形成。針對我國“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國”的對外方針，說在兩極格局下，“結盟”是兩個大國都不得不采取的戰略，把結盟定義為“冷戰思維”是教條主義。[7]
“G2”論翻版的嚴重後果在于：其一，誇大中國的作用從而誤導民衆。其二，這無異于給“中國威脅論”增添佐料，為美國遏制中國提供“事出有因”的借口，甚至助長其氣焰。其三，無視其他一些具有世界影響的力量或力量中心在當今世界格局變化中的作用。學術領域争鳴是正常的、必要的，但罔顧基本原則的雜音也應引起我們關注。
（作者系當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員，國際自然和社會科學院院士）
（責任編輯：魏銀萍）
[1]《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56頁。
[2]《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96頁。
[3]《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105頁。
[4]《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81頁。
[5]《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383頁。
[6]在1914年11月28-29日舉行的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7]《環球時報》記者2016年7月15日對閻學通的訪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