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9422/j.cnki.ddsj.2017.06.016
在德國德累斯頓，“反伊斯蘭化”運動（PLEGIDA）成員舉行遊行，抗議政府移民政治和社會問題。按照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資本主義在長期發展過程中不但塑造了國家内部的政治經濟制度，而且深刻影響了世界秩序的發展變遷。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資本主義體系遭遇重大危機，世界秩序也面臨一系列困境。我們需要深入認識資本主義塑造世界秩序的内在機理，系統剖析當前資本主義困境的本質，在此基礎上思考引領世界秩序發展走向的理念和舉措。
資本主義發展階段及其對世界秩序的塑造
資本主義自誕生以來主要經曆了自由競争和壟斷兩大階段。其中，壟斷資本主義又可細分為私人壟斷、國家壟斷以及跨國壟斷等不同階段。資本主義生産組織方式的變化，深刻影響着世界秩序的變遷。随着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和生産力水平提升，其對秩序的塑造作用逐步由國家向地區、由地區向全球擴展。
16世紀至19世紀中後期是資本主義的起源和确立階段。在這一時期，資本家主要在國家内部自由競争，他們的生産力和财富積累還不足以大規模向外擴張，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制度也尚未發展完善，對國際秩序的塑造作用還相對有限。此後，資本主義世界秩序大緻可分為三大階段。[1]
第一階段大緻從19世紀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地理範圍大緻包括歐洲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及其殖民體系。這一時期，英國新興工業資産階級發展成熟，努力争取有利于自身财富積累的制度體系。為從傳統政治勢力那裡争取權力，他們将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的古典自由主義塑造為社會主導意識形态，強調市場可以帶來自由、福利、秩序、安全，拒絕傳統政治權力幹預經濟，建立起一套有利于自由競争的政治經濟制度。與此同時，英國将國内實踐帶到國外，不但要求歐陸資本主義國家實行自由市場經濟體制，而且推動建設自由開放的國際市場，并利用自身貿易優勢地位确立了金本位制的國際貨币制度。這些安排幫助英國不斷維護和強化自身優勢，最終創造了“日不落帝國神話”。
第二階段大緻從二戰結束到冷戰後期，地理範圍大緻包括資本主義陣營及其輻射的發展中國家。這一時期，資本主義逐步由私人壟斷階段進入國家壟斷階段。在國内，資産階級徹底打敗傳統勢力，取得絕對統治地位，在國外，自由競争已無法滿足生産集中以及新一輪工業化需要，導緻帝國主義政治軍事競争代替了自由經濟競争。羅斯福遵循凱恩斯主義，把自由放任市場經濟改造為國家幹預的福利國家模式，使市場成為有管理的市場。國内改革必然折射到國際經濟秩序之中。冷戰時期資本主義陣營的國際經濟制度安排，既打破了經濟民族主義的阻隔，也為國家防範外部市場沖擊預留了制度回旋空間。比如，國際貨币基金組織可發放救濟借款，國家保留對資本流動的控制權，關貿總協定中列出一些例外保障條款等。美國還通過經濟援助、軍事援助、跨國公司等，将一些新興民族國家納入資本主義體系，推動發展中國家走資本主義道路。
第三階段大緻指冷戰結束以來，地理範圍基本涵蓋全球。這一時期，資本主義進入跨國壟斷階段，真正的資本主義全球生産開始形成。資本開始在全球範圍内按照各國比較優勢進行生産要素配置，形成跨國生産鍊。國家為吸引資本競相放松管制，逐步放棄福利國家時代對資本的節制措施。企業為提升競争力也競相降低成本，将生産線更多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生産全球化帶來的資本自由和成本競争，導緻工人階級權益受到削弱，國家從福利國家向新自由主義國家轉型。新自由主義成為支撐這一新秩序的意識形态，其核心内涵就是保障自由，宣揚國家幹預對個人的危害，強調自由是恢複增長和效率的基礎。與此同時，國際經濟秩序也向着全球統一自由市場轉型，放松管制、自由貿易和經濟自由化成為新階段的主要特征。這些邏輯反映到世界秩序上，就是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币基金組織以及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等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朝着加大自由貿易力度、削減關稅及非關稅壁壘、放松管制、放任自由的方向發展。
新自由主義世界秩序遭遇的困局
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新自由主義世界秩序飽受質疑。2017年上半年，特朗普宣布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PP），英國政府開啟與歐盟“分家談判”程序。作為資本主義世界秩序的推動者和引領者，美英兩國的選擇表明新自由主義世界秩序遭遇重大困局。
第一，國際貿易增速持續低于全球經濟增速。據世界貿易組織（WTO）統計，2016年全球貿易增速連續第五年低于全球經濟增速。從1989年柏林牆倒塌到2007年金融危機爆發前，國際資本流動占GDP比重從5%猛增至21%，國際貿易占全球GDP比重從39%上升到59%，生活居住在非出生國的人口增長了25%以上。但是，金融危機以來，除了人口跨國流動仍在繼續之外，其他兩項指标都黯然失色。2008年國際資本流動雪崩式下降到全球産出的4%，到2015年更是降至2.6%。國際貿易也從占全球GDP的60%下降到58%。[2]資本流和貿易流的規模和發展速度持續低于經濟發展速度，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經濟要素全球化遭遇了一股強勁“逆風”。
第二，與經濟社會數據變化相伴随的，是人們思想觀念的變化。美國和歐洲民衆對待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PP）和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關系協定（TTIP）的态度就是典型體現。全球網上市場調查機構輿觀（Yougov）的一項調查顯示，2014年有将近55%的德國民衆支持TTIP，但2016年下降到17%。美國的情況很相似，早在2015年TPP宣布達成時，亞特蘭大街頭就出現了遊行示威，反對可能損害普通民衆利益的TPP。“國際自由貿易”過去幾十年曾是美英等資本主義國家高舉的價值觀大旗，但TPP和TTIP遇冷表明，這一理念似乎正越來越成為一種“政治不正确”。
第三，上述兩方面的變化已反映到發達國家政治局勢之中。在美國，特朗普靠安撫中下層白人難以言說的憤懑和不滿赢得大選，當選後即抛出“美國優先”論，保護主義、排外主義色彩明顯。在英國，公投使“脫歐”由思潮變為現實。在德國，默克爾政府接收難民的政策導緻主張恢複邊境管制、脫離歐元區的“另擇黨”異軍突起。在法國，瑪麗娜•勒龐雖未赢得大選，但其領導的“國民陣線”所造聲勢近年來對傳統主流政黨已經構成嚴重挑戰。在意大利，持反移民、反歐盟立場的“五星運動”不僅在地方選舉中成功拿下羅馬、都靈等地區，而且民調支持率持續高企。此外，荷蘭極右翼勢力雖未赢得大選，但已成為議會中的第二大黨，西班牙“我們能”黨、奧地利自由黨等也都成為各自國内政治格局中的重要力量。
第四，國際關系的地緣政治和現實主義色彩上升。自2008年以來，主要大國外交風格都趨于務實，世界似乎正在重回現實主義政治時代。中國外交更加積極進取，強調推動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普京領導下的俄羅斯在烏克蘭、叙利亞問題上頻出實招，在與美歐博弈中屢得先手；特朗普看似不惜挑戰西方傳統價值觀底線，實則始終堅持“美國利益優先”原則，自我揭露西方傳統價值觀的脆弱和虛僞；埃爾多安繼“轉任”總統後又完成對土耳其政權體系的改造，長期執政幾成定局；塞西領導下的埃及正努力走出新自由主義的空洞說辭，尋求更有實效的政治體制；莫迪和安倍也都顯示了各自強烈的民族主義風格。《金融時報》刊文稱，這些鐵腕人物都是民族主義者而非國際主義者，世界正在重返權力政治時代。這些觀點無疑反映了國際政治自由主義色彩淡化、現實主義色彩上升的事實。
新自由主義世界秩序困局的根源
新自由主義世界秩序遇到問題，主要是因為人類對全球化進程的管理出了問題、利益分配出了問題、對全球化速度和方向的把控出了問題。
首先，從大曆史視野看，當今世界經濟正處于新舊動力轉換期，經濟下行壓力增大，做大全球經濟“蛋糕”的難度加大。科技和産業革命是經濟發展的根本動能，會帶來經濟大發展，但在科技和産業革命的初期，世界經濟往往會經曆一些陣痛。1929年爆發的大蕭條是在第二次科技革命後發生的，2008年金融危機則是在第三次工業革命浪潮之後發生的。重大技術革命不但改變着生産消費“函數”，而且對社會結構、地緣政治、國家力量對比産生深刻影響。如果這些物質層面的新趨勢得不到制度理念層面的積極适應，經濟社會的潛在危機風險就會加大。往往在這個時候，全球經濟會出現動力不足等各類“不适應症”。總之，動力轉換期往往也是矛盾多發期和問題集中暴露期，全球化遇到一些問題有其必然性。
其次，歐美等發達國家在全球産業鍊中的優勢地位下降，并将其歸咎于全球化進程。随着廣大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快速發展，世界經濟的“金字塔”結構正在向扁平化方向發展。經濟學家布蘭科•米拉諾維奇（BrankoMilanovic）在其新書《全球不平等：全球化時代的一種新方法》中強調說，其實在全球化深入推進過程中，全球範圍内的收入不平等呈持續下降趨勢。也就是說國家之間的不平等程度在降低。這表明西方傳統發達國家在全球産業鍊中的優勢地位正在不斷弱化。這一趨勢對西方國家來說是難以接受的，因為這會從總體上削弱其享受了幾十年的高品質生活，那種傳統的低勞動強度、高收入、高社會保障、舒适、安逸、靜谧、悠閑的生活變得難以為繼，整個國家的“精氣神”和“心氣兒”不斷下降。為轉移矛盾，這些國家将責任歸咎于全球化進程，進而激起民衆對全球化的反彈情緒。
第三，在國家之間不平等程度下降的同時，各國内部的不平等程度則在持續上升，民衆不滿情緒不斷積蓄。法國著名經濟學家米拉諾維奇、托馬斯•皮凱蒂（ThomasPiketty）[3]以及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等人都發現的另外一個問題是，國家内部的貧富差距在日益加劇。用斯蒂格利茨的話說，美國已經變成1%所有、1%所治、1%所享的國家。中産階級所占比重明顯萎縮，中下層民衆的“被剝奪感”“被打擾感”“失去感”日益上升。位于金字塔下層的90%民衆的收入，已經停滞了三分之一世紀之久。全職男性工人的真實中位數收入比40多年前還要低。在社會底層，實際工資基本維持在60年前的水平。斯蒂格利茨在2001年出版的《全球化及其不滿》中主要強調發展中國家對全球化變革抱有強烈反對情緒[4]，但他在最近出版的《重構美國經濟的規則》一書中則強調新的不滿情緒傳導到了發達經濟體身上，數以萬計的發達國家民衆加入到反全球化隊伍當中。[5]其實，他沒有指出的另外一點是，在本輪反全球化浪潮中，發達國家民衆表現得甚至比發展中國家民衆更為強烈。
第四，貨物、服務、資本的跨國流動必然帶來人員跨國流動，帶來利益分配、移民融入、文明融合等一系列深層次的難題。一方面，人員跨國流動會擠占東道國的就業機會，難民移民的大量湧入會給當地帶來經濟社會負擔，使“原住民”的生活受到沖擊和幹擾；另一方面，人員跨國流動會沖擊東道國的社會秩序，帶來移民融入和民族融合的問題。2015年，全球有2.5億移民和6500萬被迫離開家園的人。歐洲接受的移民最多，高達7600萬，而歐洲大陸也是對移民問題感到最焦慮的地區。這種焦慮感有時比經濟議題更能影響投票傾向。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主持人法裡德•紮卡裡亞表示，“移民是全球化的最終表現形式。它之所以被視為具有侵略性和颠覆性，是因為在這個問題上，本土民衆面對的是活生生的外國人，而不是一些抽象的概念。這些外國人相貌不同，口音不同，生活習俗也不同。這些都可能引發種族歧視和仇外情緒。當然，這些反應并不全都是有害的，但必須認識到，變化的腳步如果太快，社會就難以及時消化”。美歐民衆在該問題上的怨氣積蓄已久，近兩年的難民問題成為民粹主義爆發的直接導火索，“修牆”的思維已在歐美各國普遍醞釀。
積極引領世界秩序發展走向
新自由主義支配下的世界秩序和全球化進程遇到了諸多問題。不過，人類互通有無的進程是不可逆的，信息科技大幅降低人類交往成本的趨勢也是不可逆的。徹底抵制全球化進程或徹底放任全球化進程都不是科學的态度。我們既要繼續推動全球化進程，同時也要讓全球化變得更為均衡、包容、普惠，不斷“馴服全球化”。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可主動作為的空間很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呼籲超越新自由主義思維局限，在國家、地區、全球之間尋找平衡點，把控好全球化的方向和節奏。全球化進程中，不同國家或不同群體的收益情況相去甚遠。同時，作為一個曆史進程，全球化之路不可能永遠平坦筆直。在全球化進入崎岖曲折路段的今天，我們尤其要深刻理解全球化的本質及其可能衍生的負面結果。忽視國家利益未必有利于地區合作和全球化進程，尋找國家利益、地區利益和世界利益的平衡點更有助于推動國際經濟合作進展。正如世界經濟論壇執行主席施瓦布所言，“自由貿易仍然是全球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最強動力。當今領袖面臨的挑戰和責任是，既要對抗貿易保護主義，又要讓貿易成為包容性增長的原動力”。[6]
二是通過推動國内改革發展，進一步增強發展道路的吸引力。“逆全球化”浪潮興起，折射的是世界範圍内貧富分化的加劇。這是一個世界性的普遍現象，在我們國家也一定程度存在。不過，相對于西方國家，我們采取的措施也更加務實前瞻。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通過深入開展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争、實施精準扶貧等一系列重大舉措，切實關注人民群衆利益，最大程度推動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确保讓老百姓有更多的參與感、獲得感和幸福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等重要舉措和理念，也都體現着協調處理公平與效率的戰略思路。梧高鳳必至，花香蝶自來。隻要我們把自己的國家建設好，就一定會對其他國家産生重要示範意義。
三是精準研判全球化發展趨勢，積極提供“具有自我造血功能的公共産品”。縱觀世界大勢，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可能會引領新一輪不同于西方的全球化之路。“一帶一路”就是一項重要探索。首先，“一帶一路”不謀求建立約束性制度機制，不墨守傳統經濟合作套路，而是以“互聯互通”為核心，尋求制度建設與務實合作的“雙輪驅動”，有助于緩解全球化和國際制度“非中性”的問題。其次，“一帶一路”超越重貿易、輕基礎設施建設的國際經濟合作模式，不僅包括貿易合作，而且強調“五通”建設協調推進，注重基礎設施和産能合作，能夠幫助亞歐大陸腹地國家不斷培育産業鍊條、産業基地和經濟中心，提升自身經濟發展能力。第三，“一帶一路”強調金融應更好地為實體經濟服務，亞投行、絲路基金都聚焦基礎設施建設這一主題，此舉有助于防止虛拟經濟與實體經濟嚴重脫節，有助于防範大規模金融泡沫的産生。第四，“一帶一路”強調開放包容原則，更注重在不同層次、不同區域的國際經濟合作之間疏通經絡、搭建橋梁，解決了全球化與地區一體化之間的邏輯矛盾，能夠推動二者彼此包容、相互促進。
四是堅持以合作促發展、以發展促安全的思路。具體講，需堅持公平、開放、全面、創新的國際發展觀，推動國際社會開展更深層次的合作，推動各國普遍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減少貧困，努力消除恐怖主義和極端勢力賴以滋生的土壤，積極促成發展與安全相互助力的良好态勢。同時，需堅持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努力消解和融合西方安全體系，與世界主要大國加強溝通，共同維護世界和平穩定。
【本文系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重大項目“當代資本主義研究”（批準号：2015MZD024）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當代世界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責任編輯：蘇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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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此處大緻采用了李濱教授的階段劃分法，但每一階段的具體名稱則借鑒了李強教授、龐中英教授等的提法。具體見李濱：《無政府下的世界秩序——一種曆史唯物主義的分析》，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16年第7期，第4-20頁；李強：《自由主義》，北京：東方出版社，2015年6月；龐中英：《脫離一種世界秩序比加入它更困難》，載《世界知識》，2017年第2期，第50-51頁。
[2]張宇燕：《全球化與去全球化：世界經濟的視角》，載《探索與争鳴》，2017年第3期，第51-54頁。
[3]托馬斯•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9月。
[4]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全球化及其不滿》，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10年1月。
[5]約瑟夫•斯蒂格利茨：《重構美國經濟的規則》，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17年1月。
[6]張宇燕：《全球化與去全球化：世界經濟的視角》，載《探索與争鳴》，2017年第3期，第51-5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