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意大利前總理達萊馬在論壇發表演講。2017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萬壽論壇”系列活動之“全球化與全球經濟治理”主題對話會在北京萬壽賓館舉行。意大利前總理達萊馬、中聯部前副部長于洪君、法國展望與創新基金會特别顧問西蒙等中外數十名專家圍繞當前全球化所面臨的困境、挑戰及出路等問題進行了深入交流探讨。
随着全球經濟貿易增速持續放緩，世界地緣政治格局複雜演變，以及保守主義、民粹主義等各種非傳統社會思潮和運動不斷湧現，全球化這個在過去數十年間曾有效拉動世界經濟社會發展的強勁“引擎”，逐漸失去往日光環并日益力不從心。面臨衆多的質疑、非議乃至挑戰，全球化将何去何從？世界究竟是要重回封閉保守的民族主義，還是繼續追尋開放包容的區域或全球主義？如何推進更加包容、普惠和均衡的新型全球化？怎樣才能探索出更加公正合理、務實高效的全球治理體系和模式？對此，達萊馬等與會嘉賓有各自獨到的見解。
全球化處于新舊轉型關鍵階段
當前世界的深刻變遷，尤其是新自由主義範式下全球政治、經濟和社會治理的失靈、失序、失效，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将全球化推向風口浪尖。傳統全球化模式已經到了不得不做出調整和改變的關鍵時刻。
一是傳統全球化有難以克服的弱點和矛盾。自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由美西方主導、并将新自由主義理念奉若圭臬的傳統全球化之所以在當前接連受挫，很大程度緣于其自身的積弊疴沉。在宏觀層面，傳統全球化實踐并未真正給世界帶來和平發展與有效治理。達萊馬認為，冷戰結束和新自由主義得勢并不意味着和平與發展自動實現。不受主權國家和國際機構規制的市場行為導緻國家内部和國家之間不平衡與矛盾持續增長，影響到經濟社會關系乃至民主機制運作，使全球化的結果與人們期待相去甚遠且自相矛盾：對一些國家而言，全球化是走向繁榮與進步的“助推器”；對另一些國家來說，全球化則是攫取其在20世紀所取得的經濟社會發展成果的“侵吞者”。傳統全球化還使民族國家和傳統政治機制深陷無助和無力困境，傳統政壇中的左右翼分野演化成建制與反建制、民粹主義與全球主義之間的無休止纏鬥，大大增加了國家治理成本和改革調适的難度。
在微觀層面，傳統全球化所奉行的新自由主義理念信條加劇了國家内部的矛盾和社會分化。達萊馬提到，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大背景下，很多國家在過去幾十年間一直将社會分層和收入差距視為經濟增長和保持社會活力的先決條件。但無數事實已經證明，這一假設是何等荒謬和錯誤。階層和貧富分化導緻的社會撕裂與内耗隻會使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更加脆弱。此外，總體财富的增加并不等于民衆福利的自動增長，“有發展無福利”的怪狀并不鮮見。公正合理的财富分配機制才是社會福利改善的有效驅動力。生活質量與平等公正成正比，不平等容易導緻焦慮、憤怒、怨恨。從長遠來看，這種極具沖擊力的現實落差必然産生矛盾和不滿，加劇社會的動蕩不安。
二是傳統全球化正遭受質疑和挑戰。近年西方接連出現的政壇“黑天鵝”事件和社會抗議風潮，以及不少發展中國家有識之士針對新自由主義範式下自由貿易的揭露和排斥，其背後都反映了一個共同的指向，即傳統意義上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正日漸式微，并在全球範圍内遭到越來越多的質疑與抵制。達萊馬指出，傳統全球化日漸被視為一種“西方化”企圖，并不斷遭到抵制。作為對傳統全球化的“反動”，歐洲正在掀起一股以複興的民族主義、人為煽動的恐懼、超出現實條件的勞工保護，以及追求純粹的民族身份認同為名義的疑歐和逆全球化浪潮。于洪君認為，當前一些國家陷入發展困境，失業高企、階層分化和貧富差距拉大、民粹主義思潮泛濫，參與經濟全球化的意願和能力下降，導緻逆全球化、反全球化勢力快速上升，經濟全球化明顯減速，并進入階段性調整期。
推動新型全球化是唯一出路
當前西方主導的全球化遭遇一定程度的困境，但這隻是新自由主義的困境，不能因此全盤否定全球化。相反，新形勢下進一步完善和創新全球化，才是有效解決當今世界各種難題的根本之道。
一是新型全球化勢在必行。面對“回天乏力”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與會專家普遍認為應努力探索新的更加合理和有效的新型全球化道路和全球治理模式。西蒙認為，全球化正處于曆史的十字路口，貿易、投資、勞動力成本比較優勢等各個方面均已發生重大改變。全球化并非簡單的經濟問題，要解決當前歐洲“1%的人占據27%的财富”等全球化困境，必須尋求建立一種全新的全球化範式。于洪君認為，經濟全球化遭遇挫折，既反映了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全球化的失敗，也把經濟全球化推到了新舊轉型的重要關口，客觀上促使世界各國更加積極地引導和管理經濟全球化，探求一種更加公正有序的新型全球化模式。達萊馬認為，應對當前逆全球化浪潮的良方在于推動以包容性增長、減少不公正、保護環境和維護和平為目标的新型全球化。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王義桅提出，新型全球化應該是一種包容、普惠和均衡的全球化，突出以人為本而非資本主導、發展驅動而非規則為先、開放包容而非封閉排他，是互聯互通的均衡發展，而非“中心—邊緣”結構的固化，是主動參與而非被動接受。
二是新型全球化應“講政治”、改觀念、重行動。新型全球化是一個系統工程，牽涉到政治、經濟、社會各個方面，推進新型全球化不能隻是一句空洞的“口号”，既要從大處着眼，更要從實處着手，積極探索和實踐各種建設性渠道與方式。達萊馬認為，經濟治理也要“講政治”，推動新型全球化要求重新發揮政治的作用，也要重視和加強聯合國等國際合作機制的作用，堅持國際法準則，尊重人權道義。傳統全球化過程中出現的不平等和不公正是不合理的政治選擇的結果，新形勢下需要通過國内政治和國際規則創新來完善和強化治理、規制資本、抑制投機、消除不平等和不公正現象。于洪君認為，改革全球治理體系，推進新型全球化，首先要改變觀念，樹立開放、包容、普惠、共享的基本理念，高舉人類命運共同體旗幟，在相互幫扶中實現協同發展。其次要訴諸行動，通過“一帶一路”等務實合作機制提高有效供給，催生新的需求，促進世界經濟的再平衡，實現各國共同發展、共享成果。西蒙認為，推進新型全球化不僅要找到“正确的道路”和“合适的夥伴”，更要有耐心和“傻瓜精神”。要以史為鑒，在“和而不同”基礎上理順合作關系，改進治理規則和架構，促進全球共同增長。
中歐合作與互學互鑒是必然選擇
盡管在如何推進新型全球化等一些技術性問題上，與會專家們“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大家一緻認為，全球化道路雖然曲折，前途卻很光明，隻要大家攜起手來，相向而行，實現全球有效治理并非遙不可及。隻要大家有意願、有行動，新型全球化就不會成為“潘多拉之盒”，而将成為推動世界經濟社會發展和增進全人類福祉的“阿裡巴巴山洞”。在此背景下，中國和歐洲應該也必須團結合作、相互學習。
達萊馬指出，中國與歐洲在一些關鍵問題上看法一緻，有共同的願景，中歐之間有開展合作的共同土壤。尤其是當前國際格局和秩序深刻演變，為抵制民粹主義和保護主義，實現更公平和正義的共同願景以及共享繁榮，中歐比以往有更多理由精誠合作，攜手同行。王義桅認為，中國推進新型全球化尤其是在“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一定程度上吸收借鑒了歐盟一體化在商品、勞務、人員、資本“四大流通”方面的做法與經驗，并創造性地加上了“民心相通”，以“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等作為“一帶一路”建設的五大重點和支撐。中國學習歐洲，又超越了歐洲。中國在解決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時用“造血”代替“輸血”，在推進地區合作時秉持“彈性化”原則和以發展為導向、并高舉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旗幟等理念與實踐，也可為歐洲一體化的深入發展提供參考和借鑒。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研究室）（責任編輯：徐海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