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中非關系；改革開放；成功經驗；正确義利觀
DOI:10.19422/j.cnki.ddsj.2018.07.006
比較研究顯示，過去五年，在中國與各大洲的交往中，中國與非洲之間的合作是最為順暢和富有成效的。中非關系的迅猛發展不僅拓展了中國在非洲利益，增強了中國在非洲的影響力，而且也使得中國在非洲的大國競争中處于更加有利的位置。目前，中非關系正在步入轉型升級、互利共赢的新時代。中非關系的迅猛發展既是中國崛起在非洲的邏輯延伸，同時也是中國政府在深化改革開放的進程中勇于開拓進取、持續加大對非工作力度的必然結果。
改革開放開啟了中國與非洲合作關系的新時期
當代中國與非洲國家之間的交往始于20世紀50年代，但是中非關系全面、快速發展則是在2000年中非合作論壇啟動之後，而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對非政策的調整在其間起到了承上啟下的關鍵性作用。改革開放後内政、外交的變化對中國的非洲政策産生了直接影響，它不僅為中國對非政策的調整做了有益的鋪墊，而且也為新時期中國對非工作定下了基調。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對非政策調整包含政治和經濟兩個層面：前者主要反映在超越社會制度差異和意識形态分歧，一視同仁地與所有非洲國家發展友好合作關系；後者則體現為中國将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與所有非洲國家開展形式多樣、講求實效的經濟合作，以促進中非雙方的共同發展。
中國對非政策的重新定位是依據形勢變化在政策層面進行的調整。誠然，中國對非政策的原則或理念并未發生實質性變化，但對非工作的側重點特别是政策目标則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在政策調整之前，中國開展對非合作并非出于國内發展的需求，而是基于政治和外交上的考量。這一時期中非合作的内容比較單調，基本上局限于政治層面，以及為政治服務的經援關系。由于中國對非合作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決定了這一時期的中非合作多屬于“非經濟行為”，其扮演的角色更多是充當政策工具。
政策調整之後，基于外交為發展服務的宗旨，中國對非政策的着力點逐步向為國内發展服務的方向轉變，從而使得“平等互利”原則在經濟層面變得更加名副其實。随之，中國對非合作的内涵、方式和政策目标也發生了相應變化，突出體現在經貿合作在中非關系中的地位不斷提升，這種趨勢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特别是進入21世紀後更加明顯。随之，經貿合作不再充當政策工具，而系中非合作的核心内容，進而成為中國對非政策所追尋的目标。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對非政策的調整構成了中國對非政策或中非合作關系前後兩個時期的分水嶺。
回望過去40年中非關系的演化脈絡，可以更清晰地看到，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對非政策調整對中非關系發展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它開啟了中非關系的新階段,奠定了中國對非合作的基調，并引領着跨世紀中非關系的發展方向。進入21世紀後特别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秉承與時俱進、改革創新的精神，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從戰略統籌的高度加強對非工作的頂層設計，全面提升中非合作的戰略層級，從而使中非關系呈現出全面、快速發展的良好态勢。站在曆史延續性的視角，中非各個領域合作也達到了一個空前的高度。
“正确義利觀”的本質内涵是“用中國發展助力非洲的發展，最終實現互利共赢、共同發展”。為了助力非洲發展，中國港灣工程有限責任公司（中國港灣）在納米比亞沃爾維斯灣港吹填了40萬平方米的人工島，為港口建設新集裝箱碼頭。項目建成後，沃爾維斯灣港年集裝箱吞吐量将從現在的30萬标箱提升至75萬标箱。圖為納米比亞沃爾維斯灣港集裝箱碼頭的四台岸橋。改革開放以來中非關系快速發展的内在邏輯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對非工作形成了諸多獨具特色的成功經驗，其中最根本的一條就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根據中國對非洲需求的變化，堅定不移地拓展和維護中國在非洲的利益。[1]作為國家利益在非洲地區的延伸，中國在非洲的利益既是中國與非洲國家交往的驅動因素，同時也是中國對非洲戰略的決策依據。事實上，在對非洲工作實踐中，無論率先調整政策，還是持續加大對非工作力度，首先并且主要是基于中國自身國家利益或國家戰略的考量。關于這一點，可以從中國在改革開放後各個階段出台的對非政策的主觀動機與客觀效果中得到印證。
一、率先調整對非政策是基于國内工作重心轉移的考慮
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對非政策調整雖然有諸多考量，但直接原因是為了緩解援外資金與國内建設資金之間的矛盾。中國改革開放雖然面向所有國家，不過，在初始階段，鑒于國内經濟建設百廢待興，基于“先把自己的事情辦好”的考慮，當時中國對外開放主要是面向發達國家，旨在獲取國内經濟發展亟須的資金和技術。坦率地講，在當時特定條件下，非洲尚未被納入國家發展戰略之中。由于改革開放後，中國外交工作的核心任務是為發展服務，作為“伴随戰略”[2]，對非工作必須服從并服務于中國國家戰略的大局，具體而言，就是對非援助要為國内建設讓路。
毋庸諱言，中國率先調整對非政策雖然是一種主動行為，但卻又是不得已而為之，目的是集中有限的财力搞好國内經濟建設。為了這個大局，同時也是為了中國與非洲國家的長遠利益，甚至需要暫時犧牲眼前利益或局部利益。事實上，中國領導人在接見來訪的非洲國家領導人時也曾多次表示，現階段中國需要首先把自己的事情辦好，等中國富強了才可以更好地支援非洲國家。現在回過頭來看，當時中國的戰略抉擇是正确的，如果沒有當年的勇氣和膽識，中非關系或許就不會有跨世紀的跨越式發展。
二、加大對非工作力度是基于中國深化改革開放的需要
較之20世紀80年代初的政策調整，中國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加大對非工作力度的動因雖然更為複雜多樣，但着眼點依然是為了解決自身所面臨的現實問題。用當時中國官方的話說，加大對非工作力度旨在滿足“三個需求”：其一是增強中國國際地位的需要；其二是充分利用“兩種資源、兩個市場”，加快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需要；其三是遏制台灣當局的“務實外交”，鞏固外交陣地的需要。
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期，随着改革開放的深化和經濟增長的提速，中國對外合作的對象逐步由改革開放初期主要面向發達國家，轉而同時面向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中國旨在通過後者獲取經濟發展所需的海外資源和市場。這意味着中國對非洲有了新的戰略需求，即由此前相對單一的外交或政治需求，拓展到政治、經濟雙重需求。換言之，非洲在中國的外交戰略和發展戰略中均有了比較明确的定位。[3]
三、啟動中非合作論壇機制是基于國家發展戰略的考慮
世紀之交，中國政府啟動“中非合作論壇”機制是由多種因素使然，其中最為重要的是源于全球化背景下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所激發的對非洲需求的變化。在加速實施“走出去”戰略背景下，中國政府明确提出中非合作是“長期的、戰略性的合作”。[4]至此，中非經貿合作被納入到中國國家發展戰略之中，成為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是中國實施“走出去”戰略的重要合作地區，關乎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乃至經濟安全的大局。
非洲被納入到中國國家發展戰略之中是由其在中國“走出去”戰略中所扮演的角色決定的：其一，非洲是中國經濟持續發展不可或缺的資源和原材料供應地；其二，非洲是中國最具潛力的商品、服務貿易出口和工程承包市場；其三，非洲是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産業升級轉移的重要合作區域。可以說，“中非合作論壇”機制啟動後，經貿合作逐步成為中非關系的基礎和驅動力，并且日益緊密地融入中國的發展戰略之中。這表明經貿合作不再僅僅滿足于充當配合中國外交戰略的政策工具，而且成為中國對非政策所追尋的目标。
四、提升中非關系戰略層級是基于中國國家利益的考慮
黨的十八大以來，随着改革開放的深化及中國對非洲需求的變化，基于戰略全局的統籌考慮，中國決策層加強了對非工作的頂層設計。在此過程中，習近平主席創造性地提出了“中非命運共同體”“正确義利觀”“真實親誠”等諸多指導中非合作關系發展的新的政策理念，并在2015年中非合作論壇約翰内斯堡峰會上将中非“新型戰略夥伴關系”提升為“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系”，從而開啟了中非關系合作共赢、共同發展的新時代。
中國政府全面提升中非關系的戰略層級，首先并且主要是基于中國自身國家利益的考慮，目的是為了更有效地拓展、維護中國在非洲利益，進而将非洲經營成為中國在地緣政治上運籌大國關系的戰略外線，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戰略依托及中國參與全球治理的戰略夥伴。由此可見，全面提升中非關系的戰略層級，既是推動中國對非合作轉型升級，鞏固中國在國際對非合作中引領地位的需要；同時也是基于實現中國和平崛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中國夢的需要。
“正确義利觀”與新時代中國對非政策思想
習近平主席高度重視對非工作，在維系對非外交大政方針連續性和穩定性的基礎上，與時俱進地提出了“中非命運共同體”“正确義利觀”“真實親誠”等諸多指導中非合作關系發展的新思想。上述新思想不僅開創了中國對非工作的嶄新局面，同時也進一步豐富了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理念。習近平主席之所以在非洲率先提出“正确義利觀”絕非偶然，它是基于中國當前的國際身份，中國在中非合作中的地位，以及中國在非洲活動的國際反響等綜合考量所做出的一種政策宣示。
中非合作并非是中國單方面施惠于非洲國家，“正确義利觀”所要表達的是兩個層面的含義或信息：其一，重申中國政府将繼續恪守互利共赢合作理念，願意在官方或政策層面适當多顧及非洲國家的利益需求和關切，為非洲國家提供更多的發展機遇；其二，“讓利”不等于“舍利”，不應将官方政策與企業行為混為一談。在經濟合作中，中國仍繼續堅持“政府指導、企業主體、市場運作、合作共赢”的原則。否則，偏離了互利共赢這個基礎，中非合作關系就難以為繼了。因為任何可持續的國際合作必定是構築在互利共赢基礎上的。“正确義利觀”的本質内涵是“用中國發展助力非洲的發展，最終實現互利共赢、共同發展”。[5]習近平主席在會晤非洲國家領導人及在涉非場合發表演講時反複強調，中國與非洲是休戚與共的利益共同體、合作共赢的命運共同體，其所要表達的也是這層意思。[6]
關于中非合作關系性質的評價，國外政界、學界也存在不同的聲音和解讀，甚至毀譽不一。改革開放以來中非關系持續40年快速發展的成功經驗印證了如下事實。
其一，中國與非洲國家間關系是構築在互利基礎上并且受到各自需求的利益驅動，中國和非洲國家均是以各自的國家利益為最高準則來評估和處理中非合作關系的。[7]中非合作關系實質上就是一種互利互惠關系，雙方均憑借各自的比較優勢獲取了比較利益。中非合作關系之所以能夠蓬勃發展，根本原因就在于，雙方比較好地處理了彼此間的利益關系，未來中非關系能否持續健康發展在相當大程度上也有賴于能否協調和處理好方方面面、形形色色的利益關系。
其二，中國對非洲的需求是基于非洲在中國國家利益和國家戰略中的定位，因此它首先并且主要是立足于中國自身的需求；但這也并非是中國的一廂情願，而是基于中非各自在經濟禀賦方面的比較優勢并且與彼此的發展任務、發展戰略高度契合。[8]中非合作各具優勢、各取所需、各得其所，因此，彼此互為機遇。非洲選擇中國與中國選擇非洲一樣，均是基于自身需求或對利益的選擇。中國在非洲利益的實現過程，同樣也是非洲在中國利益的實現過程，中非合作是實現各自利益同一個過程的兩個方面。
需要指出的是，強調中非合作的互利性質，與在非洲踐行“正确義利觀”之間并不存在矛盾，因為任何可持續的國際合作必定是建立在互利互惠基礎上的。國家間關系首要的是利益關系，國際合作的驅動力也源于各自國家的利益需求，國際合作本質上是要實現互利互惠，并且隻有當這種互利互惠基本達到平衡，至少是達到各自的預期之後，這種國際合作關系方得以維系和延續。中非關系同樣是構築在互利基礎上并且受到各自需求的利益驅動，中非合作的實踐已然印證了這一點。
中非合作關系之所以得以持續并成為雙方的共識，“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雙方始終堅持平等相待、真誠友好、合作共赢、共同發展的原則。”[9]從趨勢上看，雖然中非合作所面臨的國際環境或許會發生一些變化，不過，中非合作的發展勢頭不會減弱，中非合作關系的性質也不會改變。因為“新形勢下，中非關系的重要性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雙方共同利益不是減少了而是增多了”，唯其如是，“中方發展對非關系的力度不會削弱，隻會加強”。[10]2018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同時也适逢中非合作“論壇年”。繼2015年中非合作論壇約翰内斯堡峰會之後，中非雙方領導人又将于2018年秋彙聚北京共商中非合作大計。此次論壇峰會也将再一次印證中非之間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命運共同體。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責任編輯：魏銀萍）
[1]張宏明：《中國在非洲利益層次分析》，載《西亞非洲》，2016年第4期，第49-74頁。
[2]“伴随戰略”是相對于“地區戰略”而言的，既然是“伴随戰略”，也就意味着中國“有關非洲”或“與非洲相關”的戰略思維和戰略實踐并不是針對非洲或圍繞非洲本身而設計的，而隻是依附于或附着于中國國家戰略或國際戰略而存在的。關于這兩者的界定，見《中國對非洲戰略運籌研究》，載《西亞非洲》，2017年第5期，第93-96頁。
[3]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加大對非工作力度的初衷并不像日後一些西方學者和媒體所渲染或解讀的那樣僅僅是出于商業利益的考慮。原因在于，中國在國際關系領域面臨一些比較特殊的問題，至少在20世紀90年代，中國對非洲的政治需求和經濟需求是同等重要的，在特定的年份，政治需求甚至還要大于經濟需求。事實上，也正是仰仗多數非洲國家的國際支持，中國才得以連續十年挫敗西方大國在聯合國人權大會上提出的反華提案。
[4]《外交部部長唐家璇在首屆中非合作論壇會上的發言》，http://www.focac.org/chn/ltda/dyjbzjhy/zyjh12009/t155582.htm
[5]習近平：《開啟中非合作共赢、共同發展的新時代——在中非合作論壇約翰内斯堡峰會開幕式上的緻辭》，載《人民日報》，2015年12月5日。
[6]習近平主席的相關言論，詳見《人民日報》，2015年6月10日、2015年11月4日、2015年12月5日和2016年5月31日。
[7]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明确指出，世界各國“都是以自己的國家利益為最高準則來談問題和處理問題的”。見《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30頁。
[8]關于這一點，在2015年12月舉行的中非合作論壇約翰内斯堡峰會上所通過《中非合作論壇約翰内斯堡峰會宣言》和《中非合作論壇——約翰内斯堡行動計劃（2016—2018年》兩個成果文件中亦有所體現，後者作為指導中非合作的戰略性文件明确了今後一個時期中非合作發展的優先方向和重點領域。
[9]習近平主席2015年12月4日在中非合作論壇約翰内斯堡峰會開幕式上的緻辭《開啟中非合作共赢、共同發展的新時代》，載《人民日報》，2015年12月5日。
[10]2013年3月25日習近平在坦桑尼亞尼雷爾國際會議中心發表題為《永遠做可靠朋友和真誠夥伴》的重要演講，全面闡述中非關系以及中國對非政策主張。見《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30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