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民粹主義；歐盟；民主；歐元區
DOI:10.19422/j.cnki.ddsj.2018.09.014民
粹主義在曆史上曾長期困擾歐洲，随着近年來歐盟多重危機的震蕩，民粹主義的政策影響力在歐洲出現全面發展和階段性爆發之勢，成為歐洲最受關注的政治現象。未來，民粹主義在繼續擠壓傳統政黨發展的同時，也将向主流政治靠近，歐洲一體化進程則可能受到較大遲滞。研究歐洲民粹主義發展，有助于理解資本主義發展和全球化進程對民衆訴求和政治思潮的影響，反思背後的結構性矛盾，為尋求開放、包容、共赢的經濟社會治理模式和完善全球化發展提供觀察視角，并為把握歐盟發展及中歐關系走向提供參考。
當前歐洲民粹主義的主要特征
“民粹”源自拉丁文“人民”（Populares）一詞，帶有平民與精英、貴族、富人對立的色彩。伯明翰大學政治學家阿爾貝塔齊将民粹主義定義為“唆使民衆反對精英剝奪人民基本權利的意識形态”。[1]民粹主義普遍缺乏成型的政治理念，更多是反精英、反建制、反傳統及草根觀點的彙聚,同時善于在人群中制造對立，區分“我們”和“他們”。從當前歐洲民粹現象的表現來看，其主要共同點是“反傳統政治”，即與歐洲傳統中左翼或中右翼的主張偏離較大，甚至是“為歐盟老牌精英所不喜的思想均可納入其中”[2]，因此一些帶有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右翼保守主義、極左翼色彩主張的政黨常常被主流輿論貼上民粹的标簽，實際是為民衆所喜的某些反傳統政策在西方選舉政治中的載體。本文論述的民粹主義，也可以被看作是對“反傳統”類政策和思潮影響力的讨論。
從曆史上看，民粹主義及類民粹政治現象實際上與歐洲文明相伴相生。早在古羅馬時代，羅馬“公民”就曾提出以大衆意見作為社會治理的綱領，幫恺撒、奧古斯都坐上執政官之位。近代英國光榮革命和法國大革命中均有反精英統治，主張民衆治國的色彩，一定程度上也與歐洲民主、民權等觀念發展與普及一脈相承。一戰後，對建制派極端不滿的民衆幫助德國、意大利新興政治力量奪權，以實現底層的訴求。因此，歐洲的政治與社會文化中天然帶有民粹基因。2008年金融危機特别是近兩年來，歐洲民粹主義出現一些新發展态勢。
首先，“反傳統”主張在多國大選中取得成功。冷戰結束後，民粹思潮雖在歐洲呈擡頭趨勢，但壯大勢頭緩慢，隻有奧地利“自由黨”和法國“國民陣線”在世紀之交因提出某些吸引眼球的激進主張，并一度成為第二大黨而受到一定關注。近年來，在歐洲多國，反對現行移民難民政策、敵視歐洲一體化、批評歐元體制、反對财政緊縮等被傳統政治力量視作離經叛道的主張，迎合了相當部分民衆的訴求，幫助打着上述旗号的政黨在大選中取得“顯著的成功”。2016年底，奧地利“自由黨”總統候選人霍費爾憑借反移民主張，進入總統大選第二輪，得票率高達46.7%，綠黨的範德貝倫險勝。2017年歐洲“大選年”中，反傳統政策的能量繼續得以延續。高調宣揚反移民、荷蘭脫離歐盟的荷蘭“自由黨”成為第二大黨。鼓吹歐盟和歐元體制“不合理”和貿易保護主義的法國“國民陣線”，領導人勒龐在總統大選第一輪投票中，以21.3%的得票率進入第二輪，僅比最終當選的馬克龍低2.7個百分點。“德國另類選擇黨”打着反歐元、反移民旗号，在德國大選中首次進入聯邦議會且獲取第三大黨地位。2018年意大利大選中，反對财政緊縮、主張擴大福利的“五星運動”和反對歐盟難民移民政策的“北方聯盟”分别奪取第一、二大黨地位，聯手組建西歐首個政策主張大幅偏離歐盟傳統路線的政府。上述大選結果，反映了迎合民衆訴求的反傳統政綱在多國展現“星火燎原”式的影響力。美國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高爾斯頓将民粹主義崛起稱作“21世紀歐洲最重要的政治現象”。[3]
其次，登堂入室，進入體制。過去持反傳統政策立場的歐洲政黨堅持其綱領不願動搖，加之各國建制派的打壓，與傳統政治力量維持隔絕、對抗的關系。近年來，一些有反移民、疑歐、反歐元區主張的政黨在歐洲參加執政聯盟甚至主政卻成為常态，部分政策也被付諸實踐。意“五星運動”和“北方聯盟”組成聯合政府，政策主張中明确提出反移民和反财政緊縮。在波蘭和匈牙利，政府在司法改革、公共媒體管理、監管非政府組織等方面政策與歐盟背道而馳，與歐盟關系迄今仍較為緊張。參政方面，競選時鼓吹芬蘭離開歐元區的“芬蘭人黨”于2015年參與聯合政府，移民政策強硬的奧地利“自由黨”在2017年參與組閣。[4]一方面，主張反傳統政策的政黨已不滿足于抗議和批評，而希望通過執政來落實政策。2013年意大選後，“五星運動”時任領導人格裡洛拒絕和他黨合作，而2018年大選前後，“五星運動”則宣稱積極謀求執政或參政，甚至曾與前執政黨民主黨讨論合作。另一方面，部分國家面對危機後政治碎片化和理念思潮分化，傳統政黨若在整合力量後仍無法組成政府，則隻得接納有反傳統立場的政黨。
第三，反傳統政策在左右兩翼均有體現，甚至界限模糊。由于國情及政治生态的差異，各國出現的反傳統政策主張，雖普遍追求颠覆傳統治理框架，但政治光譜和政策主張卻大相徑庭。南歐國家因受财政緊縮、福利削減的經濟負效應之苦，且腐敗嚴重，反傳統的政策主張包括政治上要求直接民主，政策直接體現民意，大力反腐；經濟上反對歐元區财政緊縮政策，要求增加福利和公共開支，上述主張普遍受到中下層民衆歡迎，左翼色彩濃厚。北歐的反傳統政策主張則更具右翼保守主義色彩，如歐元區問題上強調現有體制弊端讓本國替他國背包袱，鼓吹歐元區改革使本國吃虧，且反難民色彩濃厚。而部分中東歐國家，出現“經濟向左，社會向右”的傾向，如波蘭政府提出補貼二孩家庭的“家庭500+”計劃，[5]波蘭及匈牙利都強調國家加強經濟掌控，建立“民族經濟”，減少對外依賴。在社會政策上，兩國又鼓吹基督教文化是歐洲文明與社會的基石，接納難民将讓歐洲“變色”，主張重塑社會規則。這些帶有國家主義和右翼保守主義的主張，順應民衆對國家發展的反思和訴求，偏離了歐洲國家中左、中右等主流政治力量更具自由主義色彩的政策取向，是“反傳統”政策的表現。上述現象反映了歐洲當前的反傳統政策主張秉承“拿來主義”态度，主要目的是吸納民衆尤其是中下層的訴求，以求提振支持率，而很少關注這些政策在意識形态上是“左”還是“右”，以及是否與打出此種旗号的政黨的傳統政治光譜相吻合。該現象在意大利也較為明顯，“五星運動”側重反财政緊縮，“北方聯盟”聚焦反移民，但均在2018年大選中取得成功。
第四，對歐盟權威發起前所未有的挑戰。反傳統政策主張囊括對歐盟機構及其政策的不滿，抨擊歐洲一體化的負效應。各國體制内外、民衆之間長期存在疑歐，甚至反歐情緒。但近年來随着泛民粹主義思想和政策主張在歐洲影響力上升，許多國家正将“反歐盟”思想付諸實踐，歐盟合法性、權威性及價值觀受到嚴重質疑和挑戰。2016年6月英國公投決定“脫歐”，标志着在民粹思潮助推下，歐洲一體化不可倒退的神話被打破。2016年9月，匈牙利就是否接受歐盟強制難民分配方案發動全民公投，也是“反傳統”力量“對歐盟說不”的表現。在移民難民問題上，歐盟的權威也遭遇挑戰。意大利“北方聯盟”提出要驅逐50萬非法移民，其黨首薩爾維尼就任内政部長後下令禁止難民船在意靠岸，顯示其忽視歐盟珍視的人道主義等理念，隻求呼應自身所代表的民衆訴求和解決本國的麻煩。
2018年5月28日，被任命為候任總理的意大利經濟學家科塔雷利31日晚在與總統馬塔雷拉會談後宣布退出組閣任務。随後馬塔雷拉召見了聯盟黨和五星運動推選的總理候選人孔特，并再度任命他為候任總理。圖為2018年5月31日，在意大利羅馬總統府，孔特（左）與意大利總統馬塔雷拉（右）交談。民粹主義崛起的内在邏輯
民粹主義反對精英和建制派的傳統政策主張與理念，追逐以各種形式反抗現行體制，其主要動因是全球化、歐洲一體化以及技術革新給中下層民衆帶來的負效應。過去三十餘年，歐洲乃至西方世界經濟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大行其道，科學技術深刻、快速變革，從國家整體來看，生産力和财富雖然急劇增長，但絕大多數成果被跨國公司和富人收獲，中下層民衆卻成為承擔副作用的主體。
首先，分配不公加劇。哈佛大學教授穆尼茲指出，1970—2016年間，歐洲勞動生産率增長了250%，但工資卻未同步增長。[6]麥肯錫集團研究顯示，2009—2016年意、英兩國90%的家庭收入停滞甚至下降，英當前社會不公程度甚至超過了19世紀時的水平。同時，高收入人群收入水平卻不斷攀升，如英國100家上市公司CEO平均薪酬在2010年是普通工人的160倍，2014年達183倍，60%的勞動者承認“普通人與高管的薪酬差距使其失去工作動力”。[7]
其次，就業條件惡化和社會參與感下降。近年來，歐洲國家普遍在産業空心化、經濟危機、移民湧入和技術革命等作用下，傳統上“體面的制造業崗位”逐漸離民衆而去，不僅失業問題愈發嚴重，同時更多民衆迫于生計在從事地位和收入更低、就業保障更差的工作，生活狀況惡化成為普遍現象。此外，低技能勞動者本已稀薄的生存空間又受到新技術擠壓。牛津大學研究顯示，未來20年自動化技術可能讓50%的現有工作崗位被機器替代。
其三，福利削減，民衆獲得感進一步下降。福利體制本是歐洲吸取二戰教訓，通過調節财富分配來部分緩解資本主義根本矛盾，幫助政治家獲得民衆支持國家治理的手段。然而，自撒切爾和裡根推行“新自由主義”，尤其是債務危機以來，福利體制被看成提升競争力的負擔而非緩和社會矛盾的基石，各國普遍縮減失業救濟、醫療、教育等民生開支，歐盟也以“财政契約”“歐洲學期”[8]等制度框架推動成員國實現财政和結構改革目标。民衆不免産生“精英惹禍，民衆埋單”之感。有美國學者指出，歸屬感缺失的窮人和失業者将投向更激進的政治選擇，形成新政治力量，歐洲未來若不建立新的分配模式，可能将迎來更大的政治震蕩。[9]
反全球化、反歐盟等現象的背後，是歐洲社會經濟運轉模式内生的結構性矛盾。有中國學者指出，歐洲數百年來形成的資本主義加民主政治的制度體系，其内核在于“平等”和“邊界”兩大理念，兩者間的結構性矛盾誘發各種經濟社會問題。“平等”的内涵包括了政治、社會及經濟權利的平等，這些元素均已融入民衆和資本普遍接受的“公民身份”當中。資本和民衆在“平等”上的矛盾在于，資本主張制度和法律所保障的行動自由及自由競争的權利；民衆則看重獲取平等經濟地位，因此兩者出現矛盾。而在“邊界”的概念上，由于資本在全球逐利的本性，資本主義要促進資本破除民族國家給人、财、物流動帶來的壁壘，而從民主的角度看，民主制度框架内“平等”“自由”等理念卻還要以民族國家為載體，使資本和民主在國家邊界問題上出現“破”與“立”之争。[10]因此，由于民衆利益和資本主義發展在“平等”和“邊界”問題上的矛盾，資本力量侵犯經濟權利、打破民族國家高牆帶來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後果對民衆實際利益和獲得感影響極大。民粹主義雖将問題簡單歸咎于歐盟、移民難民、财政緊縮、全球化、自由貿易等，極具民族主義、保護主義和本國優先色彩，但一定程度上呼應了資本力量沖擊“平等”和“邊界”的概念，以及民衆和民主制度要求民族國家框架下實現“秩序重構”的訴求。在民衆普遍呼喚“颠覆性變革”的背景下，民粹主義的思想和主張無疑會更受歡迎。
歐洲民粹主義的發展趨勢及影響
金融危機以來，歐洲經濟基礎經曆了從劇烈衰退到逐漸複蘇的過程，進而帶來政治社會環境變化，創造了民粹主義的發展環境。近兩年來，政治社會環境并未随經濟複蘇而改善，因而民粹主義仍将持續其發展勢頭并對歐洲一體化造成負面影響。[11]
首先，傳統政治力量正失去市場。歐債危機以來，歐洲中左翼政黨無法就政治、經濟、社會危機拿出有效方案，在中右翼“自由市場+小政府”及民粹主義的夾擊下逐漸式微。近兩年大選中，中左翼或中右翼政黨卻都遭遇支持率下降的挑戰。2017年法國大選中，傳統上輪流坐莊的社會黨和共和黨早早出局，出現法蘭西第五共和國政治史上前所未有的現象。德國大選中，中右的聯盟黨和中左的社民黨均損失了20%左右的議席；捷、奧、意等國中左翼政黨在大選中均被邊緣化。同時，傳統政黨為民粹主義争奪選民，政策主張向極端化發展。科爾賓領導的英國工黨提出對富人增稅、大幅增加社會保障支出等有“劫富濟貧”色彩的主張，明顯比“第三條道路”和“全民國家”的主張更左，使其在2017年大選中赢下40%的選票[12]；再比如，聯盟黨在默克爾第三任期由于承諾接納難民而人氣大減，新政府成立後不再高調支持接納難民，與基民盟共同組成聯盟黨的基社盟在邊境管控、難民入境許可等問題上公開支持政策收縮。[13]法國總統馬克龍組建的“前進運動”雖被視作親歐、反民粹力量，但也以“促新求變”為賣點，提出“保護型歐洲”“買歐洲貨”等保護主義口号。實際上，傳統政黨正在自我改造，向着更左或更右發展，保持原有傳統路線的生存空間将越來越小。
其次，民粹主義也在向主流靠攏。傳統政黨在移民、歐盟等政策上整體右轉的同時，打着一些反傳統政策主張崛起的一些政黨，為了執政的目的，也放棄了部分不現實的激進主張，向主流政治靠攏。比如法國“國民陣線”和意大利“五星運動”，在早期綱領中均提出将在上台後就是否脫離歐盟或歐元區組織公投，而臨近大選均放棄了“脫歐公投”之類的激進主張，宣稱将就财政、移民、歐元治理機制等問題與歐盟“重新談判”；意“五星運動”所推舉的歐盟事務部長薩沃納，在組閣時曾因其過往“疑歐元”的理論引發外界擔憂，認為其在内閣任職将對歐元區不利，但薩沃納任職後反而表示“歐元是不可動搖的”。未來一段時間，反傳統政策和歐洲主流政策理念将在更多國家因聯合執政、政策理念競争等因素，出現“互學互鑒”、政策主張相互靠攏的傾向。
其三，嚴重遲滞歐洲一體化。一體化本質是各國向超國家機構讓渡主權，在政治、經濟、社會等領域政策統一的進程。這與民粹主義鼓吹的“人民自主”和民族國家框架下的“秩序重構”相沖突，加劇民衆對“歐盟機構臃腫低效”“民主赤字”“歐元體制”等問題不滿，使歐盟深化改革或在任何領域推進一體化政策受到嚴重民意反彈。在國家層面上，無論是波、匈等與歐盟嚴重對立的國家，還是法、德等主要大國，在考慮歐盟政策時須首先考慮内政和選舉因素，更多從本國利益出發做決策。如馬克龍多次就歐元區共同财政、債務等制度構想向默克爾投石問路，而由于德國在新機制下可能承擔潛在财政金融負擔，支持歐元區改革在當前德國極易招緻政治失分，因而默克爾曾遲遲不願接招。而意大利等南歐國家，則主張放棄緊縮，甚至要求歐洲央行直接減免本國外債，勢必與北歐國家正面沖突。未來，各國在移民、歐元區、自貿協定、對外政策等方面矛盾将更加凸顯，共識和妥協空間極為有限，歐盟制度建設将面臨更大阻力。同時，2019年歐洲議會選舉臨近，若民粹主義繼續當前的上升勢頭，或将成為歐盟立法機構的重要反對力量。
（作者單位：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
歐洲研究所）
（責任編輯：徐海娜）
[1]AlbertazziDaniele;McDonnell,Duncan，Twenty-FirstCenturyPopulism，PalgraveMacMillan，2008，p.3.
[2]此觀點來自2018年4月筆者與歐盟駐華使團官員VandewalieLaurence的座談。
[3]WilliamA.Galston，“TheriseofEuropeanpopulismandthecollapseofthecenter-left”，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18/03/08/the-rise-of-european-populism-andthe-collapse-of-the-center-left/.
[4]“Europe’spopulistsarewaltzingintothemainstream”，https://www.economist/briefing/2018/02/03/europes-populists-are-waltzinginto-the-mainstream.
[5]李增偉：《打破近10年人口低增長，2017年新生兒數量将創新高波蘭迎來“嬰兒潮》，載《人民日報》，2017年3月29日，第22版。
[6]ManuelMuñiz，“PopulismAndtheNeedforANewSocialContract”,https://www.socialeurope.eu/populism-and-the-need-for-a-new-social-contract.
[7]“CEOpaygapdemotivatesstaff,reportfinds”,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business/news/ceo-pay-gap-demotivates-staff-report-finds-a6778291.html.
[8]“财政契約”是歐盟25個成員國于2012年3月簽署的政府間條約，規定入約國須強制保持财政赤字在歐盟訂立的标準之下，違者将遭受歐盟機構懲罰。“歐洲學期”是2011年起歐盟實施的宏觀經濟監管機制。該機制規定，歐盟委員會在每年年初對各成員國預算進行審核，并提出宏觀經濟管理和結構性改革建議，各國預算經歐委會審核通過才可實施。
[9]同[6]。
[10]黃靜：《歐洲民主資本主義困境》，北京：時事出版社，2017年12月，第19-34頁。
[11]同[4]。
[12]王展鵬等：《英國發展報告2016-2017》，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第121-125頁。
[13]《難民政策引危機德總理與内政部長意見相左》，http://world.people.cn/n1/2018/0615/c1002-3006149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