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記者劉雅婷
人物簡介李揚，生于1951年，安徽懷遠人。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中國社科院經濟學部主任。曾任中國社科院副院長、中國人民銀行貨币政策委員會委員。走進社科院李揚教授的辦公室，《環球人物》記者便在桌上看到了他的新書——《論新常态》。這題目，無疑是當下經濟學界最關注的問題。2014年5月，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河南考察時首次提出：中國經濟發展已經進入一個新常态。同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新常态進一步上升為國家戰略。習近平指出，“認識新常态，适應新常态，引領新常态，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李揚是國内較早研究新常态的學者，也在很多重要場合闡述過自己對新常态的認識和研究。在接受采訪前，他還給記者發來一份十幾頁的研究報告，上面有對一些最新數據的修改和标注，可見其做學問的嚴謹态度。李揚說：“新常态其實是一個全球性的現象，中國經濟的新常态也應放在全球大背景下，從世界長周期的角度來分析。弄清了本質，就不會因為我們的GDP掉了兩個百分點而過度恐慌。”新常态與舊常态作為學者，李揚最大的特點就是“接地氣”，這跟他的經曆有關。李揚是安徽人，下過鄉，挖過礦，還當過建築工人。1977年恢複高考後，李揚考上了安徽大學的經濟系。大三那年，他看到一批留洋老教授們編寫的西方經濟學的講座文稿，深受啟發。于是，在大學畢業後，報考了複旦大學的資本主義貨币與銀行專業，也就是現在的金融學。在那個年代，李揚的選擇很多人都不理解，但他的理由很簡單——西方的經濟學更接地氣。“它研究的都是身邊的事，中國要發展市場經濟，需要這樣的經濟學。”在複旦的3年裡，李揚受到了陳觀烈、曹立瀛等名師的指點，後來他又去人民大學讀了博士，專攻西方财政學。之後，從社科院普通研究人員，一直幹到副院長。從上世紀90年代初，李揚就作為專家大量參與國家政策的讨論和制定，并成為繼黃達、吳敬琏之後的第三任貨币政策委員會專家委員，所以對社會經濟的發展變化有着非常敏銳的判斷。李揚說，做經濟研究，應弄清事實，立足實踐，還要有邏輯線索，深刻剖析其背後的理論。而分析新常态，其邏輯線索就是長周期理論。根據李揚的研究，“新常态”一詞最早于2002年出現在西方媒體上，指的是互聯網泡沫破滅後，發達經濟體出現了無就業增長的經濟複蘇現象。2010年，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CEO埃裡安在一份著名的報告中，正式用新常态解釋了危機後世界經濟的新特征。從那以後，不少國外媒體和學者開始使用這個概念。2014年，國際貨币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指出：全球新常态可以更貼切地表述為全球發展的“新平庸”，表現為主要國家的經濟呈現弱複蘇、慢增長、低就業、高風險的特征。今年4月，拉加德進一步警告說：各國應盡快共同采取措施，否則“新平庸”将變為“新現實”。中國則不同，新常态是中國經濟邁向更高級發展階段的宣示。李揚說，中國早就發現經濟中存在大量“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也準備糾正這些問題，隻是在高增長下，一直沒有合适的機會來調整，如今這個機會到了。所以中國提出新常态意味着中國經濟的浴火重生。如果說全球經濟新常态是對未來世界經濟趨勢的一種悲觀認識，那麼中國經濟新常态則包含着經濟朝向形态更高級、分工更複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的積極内容。李揚說，經濟運行是有周期的，最短的是1年，最長的是50年左右。根據俄國著名經濟學家康德拉季耶夫的研究，以50年左右為一個循環的長周期，源于那些影響巨大、延續時間較長的創新活動。創新帶動經濟發展，但這些創新是“創造性破壞”，它為經濟發展開辟了新天地，也消滅了大量傳統産業。任何創新活動，都要經曆引進、增長、成熟、下降的過程。這個過程分别對應經濟長周期運行的複蘇、繁榮、衰退和蕭條4個階段。其中，複蘇和繁榮構成長周期的上升階段，衰退和蕭條則構成下降階段。根據這一分析框架，18世紀末以來世界已經曆了5次長周期。李揚說，大尺度地分析，目前我們正處于第五次長周期的下行階段，與之對應的上行階段，指的是1980年到2007年長達20多年的“大穩定”時期。在這個時期中，全球經濟持續增長，低通脹、低失業率，而且經濟波動幾乎被“熨平了”。當然，在“大穩定”的總圖景中，最美的風景線在東方。中國創造出經濟高速穩定增長30餘年的“中國奇迹”。2007年初爆發的美國次貸危機，結束了大穩定的舊常态。全球經濟開始進入深度調整與尋求再平衡的新常态。世界和中國，概莫能外。李揚認為，全球經濟新常态主要表現為：全球經濟低水平波動；各國宏觀經濟運行非同步，緻使政策傾向南轅北轍；大宗産品價格變動不居、利率水平迥異、彙率變動不居、國際遊資肆虐、息差交易盛行；各國宏觀經濟政策均程度不同地陷入“去杠杆化”和“修複資産負債表”兩難；貿易保護主義升溫，地緣政治緊張，局部戰争頻仍。這些情況都是因為實體經濟層面的長期停滞。中國則不同，其進入新常态的主要特點是結構性減速。但這種因“三期疊加”導緻的經濟增長速度由高速向中高速的下落，同時伴随着中國經濟的總體質量、效益、生态及可持續性向中高端水平邁進。
李揚的新書《論新常态》
我們看到了自己的問題《環球人物》：長周期的上升階段和下降階段主要通過什麼指标來判斷？李揚：主要看勞動生産率。如果勞動生産率不斷提高，經濟增長速度變化就不會出大問題；如果勞動生産率下降，就會出大問題。它的變化與科技進步密切相關。比如上世紀80年代“大穩定”時期，科技創新層出不窮，就會帶來勞動生産率不斷提高，經濟長期高速增長，如今顯然出問題了。《環球人物》：為什麼現在會出問題，具體表現在哪些方面？李揚：可以從三個層面來分析。一是實體因素。比如土地、人口、科學技術，都發生了不利的變化。僅從人口來看，中國人口的勞動參與率下降了，就是人口中能幹活的人少了，進一步還會有總人口下降。這一問題将長期影響經濟增長。二是投資回報率下降。經濟增長都是以投資為起點的，而投資是以回報為前提的。現在的情況是，幾乎所有的投資都很難有高回報，甚至很多沒有回報。所以，貨币當局增加貨币供應，企業拿到錢，就不會投到實體經濟領域，隻好到股市等資産市場裡去投機。三是真實利率處于負值。現在的真實利率太高了。但是使經濟能夠達到均衡水平的利率應該是負的，遠低于現行的真實利率。這個現象不解決全球經濟想真正恢複，十分困難。這三個因素變化了，長周期的拐點就到了。《環球人物》：中國是從什麼時候進入新常态的？李揚：中國經濟事實上是在2008年就進入了新常态。應當清醒地看到，中國經濟的動态與全球經濟是基本同步的。值得慶幸的是，雖然我們不可能脫離全球經濟長周期的影響，但較之全球平均水平，我們的增長平均要高出4個百分點左右。這種格局發展下去，中國經濟超過美國并引領全球經濟發展，将是個大概率事件。
《環球人物》：這種轉變的原因是什麼？
李揚：中國經濟新常态最主要的表現就是結構性減速。原因在于：資源配置效率下降、人口紅利式微、資本積累的低效率困境、創新能力滞後、資源環境約束增強以及國際競争壓力加大。
《環球人物》：習總書記提出新常态，是基于什麼背景？李揚：仔細研究總書記關于新常态的所有講話，可以看到，他所強調的主要是中國經濟發展已經進入了新階段，10%左右的增長已經不再可能。作為政治領袖，他的判斷非常敏銳。我們必須認識這一點，面對問題，抓住機會。如果錯失這次機會，我們在下一周期就很難占據先機。指出這點非常重要，研究長周期的意義也就在此。我感覺中國是有幸的，因為我們看到了自己的問題。上世紀我們就在說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所以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但那時候增長率高達9%、10%，過得舒服，大家都不願意轉。現在，經濟下行，多數人不舒服了，不得不轉了。不過，現在也不遲，方向是對的就沒問題。有助于擠掉水分《環球人物》：接下來中國經濟的增速将保持在一個什麼水平？李揚：“十三五”規劃，穩妥一點，在6.5%—7%為宜，“十四五”期間可能還會低一點。看起來速度下來了，但質量、效益在提高。過去的速度雖是9%左右，如果擠掉水分，實際的增長也隻有7%左右。《環球人物》：就是說現在的7%是擠了水分的？水分主要是什麼？李揚：對。中國經濟的水分主要與投資有關。一般，隻要有投資，GDP就增長了，但這些投資是否形成了生産能力？如果沒有，這些投資帶來的GDP就是水分。進一步看，投資或許形成了生産能力，但這種生産能力已經過剩了，造成産能過剩和産能利用率下降。這種投資顯然也是水分。現在經濟減速，實際上主要是那些不能形成生産能力或雖然形成生産能力但卻是過剩生産能力的投資的下降。如果這個判斷正确，那麼7%的增長，與過去的8%—9%相當。這種減速，無疑值得歡迎。《環球人物》：在新常态下，為什麼其他國家的就業率很低，而我們的卻沒下來？李揚：中國正好趕上從第一、二産業往第三産業轉移的階段。服務業與制造業相比，本身就業率就高些。所以我常說，上帝很看顧中國：當中國增長速度開始下降時，恰好經濟結構發生了有利于就業的轉變。《環球人物》：現在經濟中“實冷需熱”的問題怎麼解決？李揚：研究新常态，說到底，就是要有反危機準備。沒有什麼捷徑，隻要讓經濟平穩下落就可以。現在的情況差強人意。觀察分析新常态，至少有三個維度：一是數量、規模維度；二是經濟運行效益和質量的變化；三是改革的進展。比如，我們現在GDP增速下來了，但空氣好多了。如果ＧＤＰ下一點能換回更多藍天，不好嗎？隻要社會不發生較大動蕩，這種轉型就應當進行下去。從長期發展看，中國正在向發達國家轉變的過程中。這種轉變的實質，就是速度不斷下降，質量效益不斷提高，社會制度不斷完善。有朝一日，我們會像發達國家那樣，在一個非常人性的經濟社會環境中，坐看經濟增速隻有3%—4%。這種轉換是我們期待的。新常态下，宏觀要穩定，微觀要搞活，社會政策要托底。當然，最重要的是把政策托底做好，本屆政府在這點上做了很多努力，值得大書特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