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記者王晶晶
1917年，是梁啟超與政治最後糾纏的一年。前半年他幫段祺瑞執掌北洋大權，因而被重用，出任各項要職，雄心勃勃，志得意滿；後半年，他就在孫中山“護法戰争”的逼迫中，不得不遞交了辭呈。從此，他告别政治舞台，轉而以主要的精力從事文化教育和學術研究活動。這其中，也包括教育他自己的子女。
那一年，一個張姓的大家庭剛剛搬至蘇州。家裡4間書房，父母各一間，衆多兒女們合用兩間。母親親自為孩子們開蒙讀書，還有專門聘請的老師教授書法、算術、自然、音樂等。這個家庭，培養出了後來大名鼎鼎的“合肥四姐妹”、九如巷中十姐弟。
無錫錢氏家族、揚州何家……在清末民初的中華大地上，芝蘭玉樹似乎總是一門一門地出現，不獨梁家。這是時代造就，抑或是曆史偶然？
近代史研究者解玺璋告訴《環球人物》記者：“那個時代，還有大量晚清的士紳、學者，他們本身就是中國傳統文脈和血統的存在，他們支持了這種教育。它是一種人格教育，不僅僅重視孩子知識的增加，更重視健全人格的培養。每個家庭有不同的側重點，比如張家更偏重文化，梁家可能更有家國情懷。但無論梁家、張家，都是圍繞孩子的健全發展、健康成長去教育，要使他們先成為一個人，而不是一個人才。”
梁啟超曾在一次學校演講中說，現在的教育，是“販賣知識雜貨店”的教育。他很憂心地告誡學生：“諸君啊！千萬别以為得些斷片的知識就算是有學問呀！我老實不客氣告訴你罷，你如果做成一個人，知識自然是越多越好；你如果做不成一個人，知識卻是越多越壞。”人先站穩了，再談及其它，這就是梁啟超的“立人”。而在人格培養方面，家庭承擔着重要職責。那些有學識、有見識、有财富的家庭，也有能力承擔這樣的職責。
新舊交替、東西融彙、破立共存，是那個時代的圖景。家學傳統、教會學校、私立學校，西方新式教育理念的引入，留學歐美、日本的浪潮，不斷沖擊着人們固有的觀念。關于教育是應該保留傳統還是放手革新的争論，在當時，并不比現在少。
号稱“中國之新民”的梁啟超，在政治上的變法以失敗告終，但在教育上，他沒有放棄“變法”。“梁啟超入手的地方，就是新民，啟迪民智。他把國家對公民的教育，首先實施在自己家裡。他對孩子的溝通很平等；他希望孩子樂觀、積極、向上，而不希望他們有那種無病呻吟的文人情緒。家裡家外，他對年輕人都是這樣一種要求。”解玺璋說。
但梁啟超主導的教育“變法”，仍緊緊根植于中國傳統。雖然9個子女中不乏哈佛大學、西點軍校等西方名校畢業的，但梁啟超的教育理念并不是純粹“向西”。“他們家的教育，有西洋精神的成分，可主要還是儒家的教育。”梁思成曾經遭遇過一次車禍受傷，在醫院住了一段時間，沒能按計劃出國留學。梁啟超就勸他：這段時間恰恰可以看看《資治通鑒》等中國傳統的書籍，等出國就沒有機會了。
1923年2月，張君劢在清華大學給留美預科生做演講，告訴他們要打好傳統學術的基礎，特别強調讀宋儒、王陽明。當時就引起了“玄學與科學”的論戰。“梁啟超雖然沒有直接參加論戰，但當梁思成因學問而生病時，他幾次寫信，勸他要跳出專業外，看一些文學，尤其是古文類的書籍。”在這個問題上，梁啟超用實際行動作出了自己的回答。他後來曾說：科學可以影響人的人生觀，但影響不了情感。
中國人自古就有重視教育的傳統。無論經濟如何發展，社會如何進步，教育的根本沒有變化，那就是首先要培養人格健全的人。今天的人們最關心什麼樣的教育方法最可取，其實梁啟超家族的故事，早就已經告訴了我們答案。
編輯/王晶晶朱東君美編/陳思璐圖編/侯欣穎編審/謝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