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再見瓦城》劇照及海報趙德胤的緬甸叙事讓他找到了自己的電影語言。《再見瓦城》之後，他成為台灣最被看好的“80後”導演之一。
“沒什麼魔幻的”
過去十幾年，趙德胤總會做同一個夢。
夢裡，他一副少年模樣，穿一套老式西裝，懷裡抱着個大毛毯，随身的行李箱裡也塞滿了東西。同行的有三十幾人，大家擠在機場的安檢通道裡，亂作一團。安全局、移民署、軍情局的人圍在身邊，一個個虎視眈眈。“誰的行李是藍色的？這是誰的翡翠？人參不能帶。”每件通過傳送帶的行李都有問題，工作人員們想借機刁難，撈些油水。有的人彎下腰，從襪子裡掏出些錢遞給管事的，這才順利通關。趙德胤沒什麼錢，襪子裡隻塞了一二百美元，心裡急得很。
夢總會以他趕不上飛機來收尾，有時是在機場，他眼看着飛機沖出停機坪，有時是在原始森林裡，飛機想接上他，但沒有辦法降落。
趙德胤知道，這個夢來自于他内心深處的恐懼。如果20年前沒搭上飛往台灣的那趟航班，他的人生将是另一副模樣。
那一年，趙德胤16歲，是一戶緬甸華人家的幺子。抗日戰争時期，他祖父被派到雲南修滇緬公路，後來趕上國共内戰，又從雲南逃到緬甸，就此落葉生根。趙德胤出生在緬甸東部的臘戌，那裡靠近中國雲南邊境，臘戌所在的撣邦并不太平，那裡有緬甸最主要的罂粟種植區，很多制作海洛因的工廠都在那裡，緬甸最出名的毒枭坤沙就是撣邦人。毒品、軍人、槍支和不知怎的就消失了的人，這些像是電影裡的人和事就是臘戌人的日常。
算起來，趙德胤的運氣不太好，他出生的1982年，緬甸軍政府頒布了公民法，隻有1823年之前移民到緬甸的移民後裔才能享有完整的公民權，否則無法取得身份證和護照。在這個法令的限制下，緬甸華人想出境就隻有偷渡和花大價錢辦證件兩條出路了。
1998年，趙德胤考取了台灣的中學，家裡東拼西湊，花了可以蓋一幢房子的錢為他搞到了護照。常做的夢就是他當年過機場安檢時的場景，每每夢到都驚出一身冷汗。
雖然在台灣生活20年，但趙德胤的夢裡幾乎全是緬甸的日常。很多年後，熱愛文學的他讀到了加西亞·馬爾克斯的作品，那些魔幻現實主義的場景在他眼中隻是現實，“沒什麼魔幻的”。他還記得，小時候常常在菜市場玩，山上的獵人會趕來賣蛇。“那個蛇有多大？可能有人的身體那麼粗。”巨大的蛇就盤卧在人來人往的集市上，“現在我想起來，都覺得是在做夢”。
兩個月前，他在紐約，緬甸的朋友傳給他一段視頻，“他們抓到一隻豹，花豹子，視頻裡有豹子在竹林裡跑來跑去的影像”。後來，豹子被制服了，朋友又傳給他一張豹子被殺死的圖片，接下來就要吃豹子肉了。“你懂那種感覺嗎？當時我正坐在紐約，跟一個人開會。”
和這些普通人眼中的“奇聞轶事”相比，初到台灣時的生活日常卻常常讓他感到魔幻。“從一個甚至沒有通電的地方一下子落在了台灣的機場，看到電梯，覺得自己穿越去了未來，那才是我當時眼中的魔幻。”
趙德胤還記得，到台灣兩三天後，一個朋友要去墾丁管親戚借錢，他陪朋友搭夜車，從台中一路趕去墾丁。“到了之後，他表姐大着肚子，騎摩托車來載我們，三人在一片荒蕪的很熱很熱的南部海邊疾馳，我從未見過海，那種超現實的感覺我至今忘不了。”
或許是因為這種異于台灣都市人的經曆和對現實生活的觀察視角，趙德胤的電影對現實與魔幻的處理總是自成邏輯。
在幫他赢到6項台灣金馬獎提名的《再見瓦城》裡，有一場最被稱道的戲。吳可熙飾演的女主角蓮青為籌錢辦泰國身份，不得已要出賣肉體。那場賣淫的戲裡沒有嫖客，隻有吳可熙和一隻蜥蜴，蜥蜴爬到吳可熙身上，暗示着欲望、性和恐懼。
上、下圖：紀錄片《翡翠之城》劇照
長片處女作《歸來的人》海報及劇照
紀錄片《十四顆蘋果》劇照這場戲是趙德胤臨時改的。電影拍攝前，他把主要演員送到曼谷郊區的工廠體驗生活。工人的宿舍邊上有條河，說是河，其實就是臭水溝。一天，吳可熙突然提出要換宿舍，她傳給導演一張圖片，圖裡有一隻很大的蜥蜴躺在河邊。趙德胤趕緊上網查了查，正好查到鄉下一個女生月事時在河裡洗澡，被蜥蜴咬傷大腿的新聞，于是，就改了這麼一場戲。
這些都市人審美體系下的魔幻之筆，其實是按照現實的邏輯拍攝的。
歸不去的人
如今，趙德胤已經是台灣最受關注的青年導演之一，他并非科班出身，電影路卻走得很順暢。長片處女作《歸來的人》10天拍完，隻花5000美元，卻賣了幾個海外版權，順利收回成本。2014年的《冰毒》由一個短片故事擴展而來，卻在柏林電影節首映，還被選中角逐當年的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兩年後的《再見瓦城》入圍6項金馬獎，這更讓他确立了自己在台灣電影圈的位置。
“有時候覺得像是一場夢，如果當時考試題多答錯幾道，我可能就要去挖玉石，成為毒枭，或者像姐姐一樣去泰國打工。”趙德胤說的這些選擇并非空談，而是他家人和朋友曾經或正在經曆的人生，這些故事他也都拍在了自己的電影裡。
如果不做導演，趙德胤會成為誰？這個他常常思考的問題其實有兩個現實參照，一個是他至今仍在緬甸的親大哥，另一個是曾和他一起在台灣念書、拍電影的好朋友王興洪。
2015年，受法國電視台之邀，趙德胤開始謀劃拍攝紀錄片。要拍紀錄片，他最先想起的就是那個和緬甸華人命運息息相關的地方——玉石礦區。“這個記憶，也挺私人的。”趙德胤說，他家庭的命運某種程度上是被挖玉石改變的，如果大哥不是挖玉石賺到些錢，就不會開藥店，如果藥店不是因為1988年的國家動亂而倒閉，姐姐就不會跑去泰國打工，如果在泰國的姐姐沒有個台灣夢，他就不會有機會去台灣讀書，現在更不會坐在這裡接受訪問。
“正好那時我哥哥出獄，想要重新回去挖礦。”趙德胤跟着大哥一起去了緬甸北部戰區的玉礦。大哥大趙德胤16歲，弟弟一出生，他為緩解家庭生存壓力，就跟同鄉去了礦區。當年，大哥去的是緬甸北邊的克欽邦，那裡有緬甸境内最豐富的玉礦。大哥沒錢，隻買得起站票，站了幾天幾夜才到了礦區。挖玉石的都是窮人，包工頭負責出錢疏通關系，帶工人們進入礦區，吃住全包，但沒有工資，挖到玉石後才有錢分。所以，所有挖玉石的工人都拼了命想挖到成色好的玉石。
随大哥進礦區，趙德胤拍了兩部紀錄片——《挖玉石的人》和《翡翠之城》。《挖玉石的人》隻有二十幾個鏡頭，靜觀式展現的不過是工人們的日常。他們天不亮就起床，拜佛敬香，摸黑去礦上。沿路要尤為小心，因為可能會遇到巡查的軍人，被抓到就算人沒事，挖礦的工具也是要被沒收的。礦上的工作辛苦而枯燥，這是一種愚公移山式的勞動，工人們掄開膀子，一錘錘敲在鑿子上，堅硬的石頭漸漸裂開縫隙，最終脫離山體。
在趙德胤的鏡頭裡，工人們上工、下工、吃飯、睡覺，偶爾給家裡打個電話。挖到玉石了，工頭兒就會買電動機器加快開采效率，買摩托車，給工人們加餐。有時也會被軍人逮到，隻能認命。偶爾山體塌陷，上工的人再也回不來了，但礦上的生活還得繼續。
這些是一部分妄想發财的緬甸華人的生活，也是趙德胤大哥曾經的生活。
或許，大哥的生活更曲折些。和《挖玉石的人》相比，《翡翠之城》是一部更私人化的家庭日志式的紀錄片，大哥是片子的主角，通過大哥的生活和電影旁白，趙德胤串起了過去二三十年的家庭記憶。
如今，大哥經曆了牢獄之災，重新回到礦上，成了工頭兒，打算在這片曾讓他經曆失敗的土地上重新開始。十幾年前，大哥在礦上賺了點錢，回到臘戌開了間藥店，趙家生活一度得到極大改善。但政治的動蕩讓大哥重新一貧如洗，母親為了一家人的生計，不得不幫房東運毒，隻成功一次就被抓了。母親坐牢，大哥不得不重新回到礦上讨生活，支援家庭。“想家想發财想玉石，想到發瘋，想到晚上睡不着。拿着老闆遞過來的鴉片，慢慢吸着才能平靜睡着……”這是《翡翠之城》的旁白，說的是當時大哥和工友們的生活。
有時，趙德胤會想，自己是幺子，命運待他不薄，如果他第一個出生，那大哥的生活就是他的。
紀錄片拍攝期間，王興洪一直在趙德胤身邊，他是趙德胤的制片人，也是當年一起做“獎金獵人”時的好拍檔。
和很多以藝術為最高理想的電影導演不同，最初，趙德胤拿起相機更多的是為了生存。當年到台灣讀書，他選了實用的美工印刷專業，就是因為可以業餘接案子賺錢。後來，他轉換思路，開始和好友王興洪搭檔，參加台灣各種視頻、短片比賽，目的是赢得獎金，什麼比賽都參加，什麼片子都拍。因為天賦好，做“獎金獵人”時，趙德胤收獲頗豐，最多赢到過10萬新台币的大獎，對一個學生來說，那是筆不小的收入。
王興洪是趙德胤讀書時的好朋友，20歲從緬甸到台灣讀大學，兩人有類似的背景和經曆。2011年，趙德胤拍攝長片處女作《歸來的人》時，王興洪不僅是制片人，還趕鴨子上架成了電影的男主角。
按趙德胤的說法，電影原本敲定了一個有些表演經驗的男演員，大概是覺得他們團隊不靠譜，也沒有錢，開拍前男主角跑了。演員沒了，戲還是要硬着頭皮拍，隻能換一種拍法。
《歸來的人》幾乎是以一種漫無目的的方式拍攝完成的。興洪在電影裡的角色是在台灣打工的建築工人，某種程度上，這個人物就是他自己，也是趙德胤。這些離家的緬甸華人，無論是在外打工還是念書，歸鄉後常被視作衣錦還鄉。他們在外多年，雖然鄉愁一直在，但真正歸鄉之後，那種格格不入的生活狀态和思維方式又讓他們覺得孤獨和不自在。
因為是臨時改的主題，電影沒有劇本，它基本就是一部趙德胤和王興洪歸鄉的紀錄片。拍攝的10天，趙德胤每天會去見一個曾經的朋友，聊聊近況，寒暄幾句，覺得素材可以拍，就架好機器拍一場戲。那10天，躲在相機後面的趙德胤和鏡頭裡的王興洪去見了寫詩的朋友，在玉石市場轉了轉，還去集市看了走私的摩托車……那種漫無目的和疏離的感覺是兩人當時内心的真實寫照，直到今天，趙德胤都覺得，雖然《歸來的人》很粗糙，但它對個人情感、狀态的表達是非常準确的。
2014年，王興洪離開台灣，回了緬甸。2017年，經曆了幾年密集工作後，趙德胤想休息一陣子，于是，他回到緬甸陪母親。當時，王興洪開了一家小型電影公司，主要做廣告，他的姐姐有個鋼鐵工廠，算起來也是當地的企業家了。生活是無憂的，但不知從什麼時候起，王興洪開始失眠，整夜地睡不着覺，也很少和身邊人交流。母親看不下去，請了算命的來看，對方讓王興洪去緬甸中部的一個寺廟當14天和尚，并且每天吃一個蘋果。
這件事被趙德胤跟蹤拍攝成了紀錄片《十四顆蘋果》。和早期探讨緬甸華人生存狀況的紀錄片、劇情片不同，這部年初在柏林電影節展映的紀錄片走向了精神層面。王興洪在寺廟裡教人打坐念經，給鄉親們調解糾紛，按時按量吃完了蘋果。他非但沒治好失眠，還因這14天的出家生活看到了寺廟體系不為人知的一面，原本就不平靜的心更喧嚷了。
王興洪當下的生活又讓趙德胤對照到自己，如果當年畢業時，他的短片作品《白鴿》沒有入圍影展，他就會因為簽證到期不得不回到緬甸。或許，當下王興洪的困惑也就是他的困惑了。
台灣美學與緬甸叙事
一個緬甸窮小子能在台灣以電影謀生，說起這個，趙德胤總要感激自己當年的“無知者無畏”。“如果我一開始就在這個圈子裡，知道人家都是怎樣分工明确、怎樣運作資本拍電影的，可能我就拍不成了。”趙德胤說。
和趙德胤聊電影和生活，你很快就會捕捉到他身上的務實與平和，緬甸華人為生存随機應變、不得不把自己扔出去闖一闖的勁頭兒，趙德胤都用在了電影拍攝上。
《再見瓦城》之前，趙德胤的很多電影都是用一台松下GH2相機拍攝的，機身3500塊，加上鏡頭不過8000塊錢。就是這台遊客配置的機器，跟着趙德胤和王興洪走過了緬甸、泰國的很多地方，記錄下那些電影裡的人和事。
“它小，看起來很不專業，但它能把我藏在遊客裡，隐去媒體和電影屬性，很多東西才拍得到。”最極端的案例是《翡翠之城》裡的一段鏡頭，正在拍攝的趙德胤被巡邏的緬甸軍逮了個正着，他趕快把相機收起來，用流利的緬甸語解釋，說自己是遊客，過來礦區轉一轉。在電影裡，這段鏡頭被處理成了隻有聲音沒有畫面的黑幕，成為電影叙事重要的轉折點。
《再見瓦城》之前，趙德胤的很多電影都是用一台松下GH2相機拍攝的，機身3500塊，加上鏡頭不過8000塊錢。
除了設備上的能簡就簡，趙德胤的頭幾部劇情片創作也幾乎沒有劇本，“遇到什麼拍什麼”，再靠後期剪輯完成故事叙述，這幾乎成了他獨特的創作方式。如果說《歸來的人》這樣操作是不得已而為之，第二部劇情片《窮人·榴蓮·麻藥·偷渡客》就是一次更任性的嘗試。當時，《歸來的人》在釜山電影節上賣出了幾個海外版權，這讓趙德胤信心大增。他和王興洪商量着，馬上再去泰國拍一部電影。拍什麼依然不知道，隻知道二哥在曼谷做導遊，有個公寓，大家可以住在那邊，費用問題就解決了一大半。在做“獎金獵人”時，趙德胤就和當時還在演舞台劇的吳可熙有過合作，她也是他們唯一能請到的專業演員，于是就早早敲定，讓女主角去體驗生活。
實際拍攝時，電影情節基本都來源于現實生活。二哥做導遊，他就讓二哥在電影裡演了一個導遊，自在地講了很多泰國導遊的貓膩。2012年，泰國水災，旅遊業下滑，大多數會講中文的泰國導遊都是緬甸人或者雲南華裔，收入大打折扣，他們就要找點别的事來做。于是，把安非他命賣給制毒商就成了電影裡的情節。緬甸人的身份問題、販賣人口問題更不用說，這些幾乎出現在趙德胤的每一部電影裡。
看完趙德胤的七部長片電影就會發現，除了《再見瓦城》和一直合作的吳可熙，趙德胤的電影幾乎都是由素人演員出演的。大哥、二哥、大姐、好朋友興洪，還有各種街坊鄰居，馬路上的普通人，他們都能成為趙德胤電影裡的重要角色。
在《窮人·榴蓮·麻藥·偷渡客》裡，有場戲是一個女人與二哥飾演的導遊接頭兒，交易毒品。這場戲拍攝之前，趙德胤的大姐正好要來曼谷看望他和二哥，不知情的大姐就成了演員，他讓大姐把手裡的吃的當成毒品，鬼祟一點交給大哥，原本是親人見面的場景，就這樣成了電影中的毒品交易。這種演員調度方式裡有趙德胤的天賦，也有他在當年的金馬學院和侯孝賢學到的一些技巧。
在接受台灣報道者網站采訪時，趙德胤曾說過一段動情的話：“拍這樣的電影，沒有來自緬甸的鄉親拍不了，需要他們的磁場來加持，痛苦、故事都在他們身上，他們站出來，氛圍就出來了。”
對于趙德胤來說，《再見瓦城》是一個轉折點，他從粗犷式的個人創作走進了電影工業，創作環境和資源變了，但對他來說，觀察世界的視角和背後的緬甸故事依然是他電影靈感最重要的供給。和書本、報告裡的數據、案例相比，他更相信自己的眼睛，以及用雙腳走出來的故事。
劇情片《窮人·榴蓮·麻藥·偷渡客》劇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