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德胤：不管是大陸還是台灣，大家都比較少接觸到緬甸電影。我相信，在電影的銷售上，肯定有獵奇的因素在。某種程度上，我的電影觸及了一些緬甸的文化、一些人和故事，所以有一些社會學、人類學的價值。我有一些短片電影是賣給了當代藝術館的，香港的M+視覺文化博物館收藏了我的六部短片，大概也是從這些影片的社會學價值來考量的。
三聯生活周刊：你拍電影的方式是非常自由的，甚至是不符合常規的，這種拍攝和制片方式在台灣多見嗎？
趙德胤：像我這樣的制作方式，在台灣可能也隻有我一個，因為台灣的電影工業已經相對健全了，大家做東西都蠻成熟的。而我剛開始拍電影時，其實是在這個體系之外，也是無知者無畏吧，所以敢用一些非常規的方式去拍電影，很倉促但是也非常自由。
三聯生活周刊：所以要感謝數碼時代，不然像你這樣、像畢贛這樣的導演可能是沒有機會拍電影的。
趙德胤：對，至少我是不太可能的。在東南亞，現在能夠進入電影行業的幾乎都是出國念書回去的、家境很好的人。我有些不太一樣，我16歲離開緬甸到台灣，不是什麼留洋深造，真的是生活所迫。我這一代緬甸華人，精神上可能比較像張藝謀那類導演，就是還是要養家糊口，要考慮生存問題。所以，電影或者藝術對我來說，興趣是其次，它首先要能讓我生存和養家，所以你會發現，和台灣其他藝術片導演相比，我的創作更量産一些。
三聯生活周刊：雖然操作方式很獨特，但你的電影美學還是主要受台灣新浪潮一代影響吧？金馬電影學院對你的電影創作影響大嗎？
趙德胤：早期的電影美學來得更直接，就是看别人的電影，當然，台灣新電影看得比較多。金馬電影學院的學習更多是偏技術層面的，侯孝賢導演親自指導我們上課，啟發我們如何在創作和客觀條件下去破解，去完成拍攝。我覺得外在的東西可以變得很快，你可以去拍類型片，也可以去拍長鏡頭很多的獨立電影，但一個導演的核心思想不會變化太多。我也可能去拍科幻片，但我大概不會特别關注于宇宙世界是什麼樣子，我更關心的可能是，外星人離開自己的星球，他們會不會也有鄉愁。
三聯生活周刊：這兩天聽你分享，感覺你對紀錄片和劇情片理解區别不大，拍攝方式也有很多相似之處。
趙德胤：沒太大差别，都是形式，大家來玩弄一下形式。《翡翠之城》雖然是紀錄片，但其實是劇情片的套路，一個人要去冒險，去一個地方執行任務，中間遇到困難，經受很多心理掙紮，最後有一個高潮，主角也終于想通了，其實是三幕劇的結構。對很多普通觀衆來說，《翡翠之城》比《挖玉石的人》可看性更好。但對很多秉承着傳統理論來拆解電影的人來說，《翡翠之城》假一點，《挖玉石的人》真實一點。對我來說都一樣，都是套路，就像那天說的，你拿起攝影機就沒有真實可言了。拍攝、剪輯這些都是制造真實的手段而已。
三聯生活周刊：你的電影裡很多人為生計、為一個泰國或者台灣地區的身份而拼命，現在身份問題還困擾你嗎？
趙德胤：很幸運我最近10年已經沒有生存問題了，研究生畢業以後，我的經濟問題基本解決了，雖然不是有錢人但不需要擔心溫飽。我可以去世界的任何地方，身份問題不會再成為我生活中的障礙。但隻要一想到拍電影，最初蹦出來的還是16歲之前的記憶，這個是與生俱來的、割舍不掉的東西，一般年輕導演也會很自然地把自己的生活經驗作為早期的電影創作素材，這很正常。
三聯生活周刊：所以拍了這麼多部和緬甸、緬甸人相關的題材之後，會感覺到了瓶頸或者有一些局限嗎？
趙德胤：是需要有一些調整。第一是，因為這些和家鄉有關的東西太需要走心，不是走觀衆的心，是走我的心，所以元氣消耗比較大。第二是，我也想去嘗試一些電影工業體系内的工作方式，拍一些更通俗的東西。我不願意用“瓶頸”兩個字，畢竟作為導演來說，我太年輕了。
三聯生活周刊：在這方面，《再見瓦城》算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經驗？
趙德胤：對很多藝術片導演來說，我們習慣了在很多不确定因素下完成創作，所以一直在調動自己的變通能力，這個能力本身會給電影帶來驚喜，但也的确很辛苦，電影質量受很多不确定因素影響。《再見瓦城》比較像是一個商業規範下操作的電影，在整個的資金運作和人員配置上都更嚴謹，雖然總投資也不大，但對我來說是個很好的規範化操作的經驗。
三聯生活周刊：最近幾年你經常來大陸，也和這邊有一些合作，整體感覺上，大陸和台灣電影業差距大嗎？
趙德胤：很不一樣。在我看來，台灣電影已經沒有主流和獨立之分。本土電影花費4億新台币和50萬新台币差别不大。
三聯生活周刊：這個“差别不大”是指哪方面？
趙德胤：占領市場的信心差别不大，當然，内容上的差别是很大的。
三聯生活周刊：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
趙德胤：好萊塢電影在台灣的勢頭太強了，從投資者、制作者到觀衆，大家都對台灣電影缺乏信心。如果沒有信心，投資成本就變少，電影在類型的選擇上就很局限，品質也沒有保障。
三聯生活周刊：惡性循環。
趙德胤：對，但我覺得，台灣電影面臨的最大困難還不是資本，而是創作本身刺激點的匮乏。
三聯生活周刊：好像不像新浪潮那一代有那麼強的本土意識了？
趙德胤：也不是本土，其實就是關懷社會。現在的電影更像是純粹的商品，對社會、對未來沒留下什麼。講極端一點，如果我們完全放棄好萊塢電影，極緻地回歸到本土創作和自我表達，會不會有好東西？我覺得也不一定，因為核心推動力沒有了。你會看到，現在所有的台灣電影都在講一種狀态，《大佛普拉斯》非常好看，但它也是在表達底層人的狀态和情緒，隻不過是非常成功的表達。大家不太關心真實的社會處境，不太關心人類發展史中面臨的危機，這些東西在新浪潮一代的電影中是有的，而現在已經沒有了。
（感謝林象×詞語放映對本文的幫助）
這些和家鄉有關的東西太需要走心，不是走觀衆的心，是走我的心，所以元氣消耗比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