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館的“島”獲本屆雙年展榮譽提名。“島”建立在虛無空間之上，包含了遺棄、重建、庇護所、氣候變化、英國脫歐等諸多主題
瑞士館的“瑞士240：住宅導覽”獲最佳國家館金獅獎。展館内部打造了一個尺度不斷變化的出租公寓，吸引人們去重新審視被忽視的空間雙年展：侵襲威尼斯的另一股潮水
因為飛機延誤，我到達威尼斯機場時已是午夜。轉乘一艘水上出租船，看它劈開黑色的水面，向着狀如一條大魚的威尼斯主島駛去。臨近岸邊，發現島上仍然燈光閃耀，笙歌不辍，像是黑夜裡升起的海市蜃樓。這是威尼斯帶給我的強烈印象——一個舞台，一個布景，什麼都可能在這裡發生，什麼都可能轉瞬即逝。某種意義上，這也是為什麼每年5月到11月的雙年展能在這裡延續100多年的原因，而雙年展也隻是這座島上的衆多狂歡之一。
威尼斯是一條魚。這是一個事實，也是一個隐喻。從地圖上看，它就像一條躺在水底、體型巨大的比目魚。這條魚遊到了地中海的最北端，在亞得裡亞海甯靜而隐蔽的潟湖中心休憩下來。威尼斯最初被稱為“高岸之城”，但事實上，它和海水的水位差不到1米，很多地區已經被水淹沒了。每年冬天，潟湖水位都會高漲，而如果水位差超過1.1米，城市就會進入緊急狀态。所以正對着運河邊上的房子，往往一層是不能住人的，窗戶也要密封。但大部分時候，這些措施無濟于事，水湧進了房子，腐蝕了地闆，浸泡了牆壁，以至于很多房子的外立面支離破碎，一看就是常年被水侵蝕，房主人已經放棄了再粉刷一遍的努力。更可怕的隐患是整個威尼斯被徹底淹沒。自1965年大洪水發生以來，整個世界都在關心如何拯救它，很多人想到威尼斯時，首先想到的是它被淹沒在海底的寓言式未來。2003年以來，雄心勃勃的新水閘系統“摩西”（MOSE）開建，但這個“摩西”若要像《聖經·舊約》中的英雄摩西那樣劈開海水，顯然需要更長的時間。2014年，這一工程中的腐敗醜聞被曝光，市長被捕，讓一拖再拖的完工更加遙遙無期。
奇特的是，這樣一個漂浮着的島嶼，一個看上去随時就要轟然跌落到海水裡的城市，卻晃晃悠悠地矗立了這麼久。這裡建立了一套獨特的水陸兩栖系統，河道就是道路，船隻就是汽車，甚至還設置了加油站、紅綠燈，一如在陸地上。在運河的某個地方必定有一條貢多拉，船頭翹得高高的，塗着黑漆，裝飾着黃銅，不平衡的船身随海水漂蕩，它是威尼斯的靈魂。而且，還有各個曆史時期的鐘樓、教堂、宮殿不斷為它增添石頭紀念碑。這些石頭建築并沒有受到海水的限制，而是建在數以千萬計的楔入環礁湖的木樁支架之上。據說，聖母安康教堂下至少有10萬根木樁，聖馬可教堂則建在栎木做成的木筏上，樁基是用榆木搭建的。
僅憑獨樹一幟的水城運轉網絡，威尼斯也是值得驕傲的。更何況，它介于東方與西方之間的地理位置還造就了偉大的曆史。它以阿爾卑斯山為北方屏障，面朝東方，并最終成了通往東方的貿易通道主宰。一半是陸地，一半是海洋，既有東方韻味，又有西方特質，周旋于羅馬和拜占庭之間、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之間，這種孤立與超然使威尼斯無法被歸類到某一陣營，也帶來更多選擇的自由。
某種意義上，威尼斯是建立在一具屍體之上的。公元828年，威尼斯人把福音傳教士聖馬可的遺體偷了過來，作為城市守護神，用他的标志——飛獅——裝飾所有的徽章，這保證了威尼斯共和國的獨立。到1204年十字軍第四次東征的時候，威尼斯參與其中，憑借軍械庫已經建立起來的世界上最早的流水組裝線，為十字軍供應軍艦，達到出産每天一艘的驚人速度。威尼斯借此機會擴張了自己的領土，在其後的14世紀到15世紀，成為最偉大的海上強國。直到幾個世紀之後，威尼斯失去了霸權，商業巨頭家族被削弱，元氣也在無休無止的與意大利的争執和糾紛中被耗盡。1866年，威尼斯成了意大利王國的一部分，不再是一個獨立存在的實體。英國文藝理論家約翰·羅斯金（JohnRuskin）這樣描述19世紀的威尼斯：“砂岩之上的幽靈是如此虛弱、如此安靜，幾乎完全喪失了她的魅力，我們可能懷疑眼前的景象是其在湖上海市蜃樓的模糊映象，這就是城市，這就是影子。”
而從1895年開始，以第一屆威尼斯雙年展為起點，這座曾經為貿易、權力和帝國而建造的水城重新找到了它的現代定位，即一個博物館，一個藝術中心，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個展覽工廠。
吊詭的是，現代威尼斯被旅遊和展覽所成就，也正在被其摧毀，就如同遭遇另一股潮水。不斷增長的遊客“入侵”了這裡，消耗着它作為一座城市的天然特質。一方面，威尼斯市區人口一直在減少，隻剩大約5.4萬本地人居住在這裡，很多人将擁擠喧鬧、物價高昂的威尼斯留給遊客，徹底搬到了新市區梅斯特雷，在那裡的船塢和工廠工作。2009年11月14日，威尼斯居民還為這座“垂死”城市舉行了一場“葬禮”，由三艘貢多拉組成的“送葬船隊”，運載着象征威尼斯已死的粉色棺材，沿着大運河緩緩前行。一名男子身披黑色鬥篷，用威尼斯當地方言朗誦詩歌，表達對威尼斯人生活現狀的惋惜。這種擔憂不無理由，威尼斯正變得越來越不自然，越來越庸俗化，很多房屋變成酒店，賣蔬菜、香腸和面包的日用品商店轉而賣起了面具、玻璃制品等紀念品，最後遊客們也會感受到它的虛假本質，改去别的地方度假。另一方面，威尼斯的優勢還在，它處在東方和西方的邊界上，仍然是意大利的第三大港口，這對遊客來說非常方便，對藝術、學術和商業也有促進作用，因此駐紮在威尼斯的各大基金會仍然在不斷地對外送出邀約，像威尼斯雙年展這樣的活動甚至變得日益壯大。
事實上，5月26日開幕的第16屆威尼斯建築雙年展是曆史上規模最大的一屆，在綠園城堡（Giardini）和軍械庫（Arsenale）兩處主場館中，來自世界各地的71位建築師和65個國家展館集中呈現了作品。
雙年展的物理邊界仍在不斷擴張中。除了傳統陣地綠園城堡，軍械庫正日益成為新的文化産業中心。每年的春夏之交，雙年展都會以特許經營的方式，占用軍械庫的一部分空間舉辦展覽。盡管意大利海軍至今仍然擁有軍械庫40%的地産，但潛力巨大。雙年展機構主席保羅·巴拉塔（PaoloBaratta）正在開辟軍械庫裡的其他空間：除了纜繩工廠和火藥間外，還有16世紀的舊倉庫、彈藥庫、處女花園、軍船廠小劇院和武器銷售處，試圖通過各個國家的捐款進行修葺，建立新的國際展館。
一個更大的待開發寶藏是空置的曆史建築，尤其是貴族宮殿，大約有300多座可追根溯源。它們在威尼斯随處可見，無論是僻靜的小巷裡，還是人迹罕至的庭院裡，甚至不起眼的雜貨店往往就建在精緻的15世紀宅邸一側。在大運河邊，可以看到出自三個曆史時期的富麗堂皇的大宅——拜占庭時期、哥特時期、文藝複興時期，以至于約翰·羅斯金把威尼斯總督府稱為這個世界的核心建築。
從雙年展中國館晚宴的舉辦地也可見一斑。這也是一座舊日宮殿，由本博家族建于15世紀下半葉，後來成為貴族庇薩尼家族的一個分支住所。狂歡節期間，它是一年一度的化裝舞會總督舞會舉辦地。室内由提埃波羅等巴洛克藝術家裝飾，保羅·韋羅内塞的名畫《大流士家族在亞曆山大面前》曾懸挂在這裡，這幅畫在1857年被倫敦國家美術館收購。而中國館晚宴的贊助商更是直接将其“興隆大溪地”項目的論壇放在了總督府裡，那裡曾是總督府的法庭，後來成為博物館的一部分。為中國館活動尋找新場地的WeExhibit展覽公司合夥人LiLi告訴我，這些場所平時不輕易出租，是市政府破例協調的。WeExhibit為未來的威尼斯展覽瞄準的新領地也是這些曆史建築。LiLi說，随着旅遊業的極大繁榮和本地居民人口劇減，這些宮殿的命運已經注定——要麼成為酒店，要麼成為展館，以延伸人們對昔日黃金時代的想象，也是一個浪漫的假面。
這屆雙年展的主題是“自由空間”（FreeSpace）。或許威尼斯自身正可以作為一個樣本來回應：除了狂歡節和雙年展，威尼斯還剩下什麼自由空間？
自由空間：尋找範式
“自由空間”似乎是一個可以無限外延的概念，這一主題框架是由來自愛爾蘭Grafton建築事務所的伊馮娜·法雷爾（YvonneFarrell）和謝利·麥克納馬拉（ShelleyMcNamara）共同提出的。這也是繼2010年的妹島和世之後，威尼斯雙年展又一次迎來女性總策展人。這兩位策展人對主題的闡釋非常感性：“‘自由空間’描繪了一種廣闊的精神境界以及人文關懷，這種境界與關懷滲透在建築的内核之中，凝聚于空間的品質之上。其重點是建築要為使用者提供自由、額外的空間，從而滿足人們在這顆脆弱星球上的生存需求與人格需求。”
與被利潤驅動的空間相對照，她們形容，“自由空間”是被價值驅動的，可以說，“把地球看作甲方”。“伴随而來的是永久的責任。在揭示世界奧秘的層面上來說，建築是光、太陽、陰影、月亮、空氣、風、重力的遊戲。所有這些資源都是免費的。即便是一個沒有錢的人，也會從建築中得到免費的禮物，也有他的自由空間。比如，一面漂亮的牆形成了為行人帶來愉悅的街道立面，即便不進去。一個可以瞥見庭院的拱門、一個可以斜倚的陰涼處，或者一個遮風擋雨的休息處，也是如此。正如一句希臘諺語所說，當老人種植下蔭庇的樹木，而他們知道自己無法享受時，這個社會便開始發展壯大。”
第16屆威尼斯建築雙年展主策展人伊馮娜·法雷爾和謝利·麥克納馬拉威尼斯雙年展主席保羅·巴拉塔指出，建築進入威尼斯雙年展體系相對較晚，1998年才成立了獨立部門。但建築雙年展已經從最初的4周，逐漸延長到如今的6個月，就是為了吸引盡量多的人關注這一具政治性的藝術分支，展示建築能夠以不同方式完成，這本身就是一種反對被動接受的姿态。他認為，建築是需要被保護、更新和創造的公共财富，因此，研究建築與社會之間的關系，重新發現建築的社會價值，也是威尼斯建築雙年展持續要走的路。“我們要問，建築雙年展憑什麼能夠連續6個月吸引非建築師專程來威尼斯？在消費和居住之外，人們對空間價值還有什麼渴望？從這點出發，‘自由空間’不正是更高質量居住權利的一部分嗎？”
保羅·巴拉塔指出，由亞力杭德羅·阿拉維納（AlejandroAravena）策展的第15屆建築雙年展提供了一個全球建築革命的批判性視角，強調了有效回應個人和社會所提出的合理需求是何等重要。延續這一視角，而又另辟蹊徑，伊馮娜·法雷爾和謝利·麥克納馬拉将目光對準了公共和私人空間的質量、城市空間的質量、區域領地的質量，以及景觀作為建築的最終目的。”他認為，從這個意義上，“自由空間”可以是特例，但也可以成為範式。
事實證明，“自由空間”确實是一個賦予人很大想象空間的題目。最終獲得本屆雙年展國家館金獎的瑞士館和獲榮譽提名的英國館都是一種空間的意外，或者如第13屆威尼斯雙年展中國館策展人方振甯所說，是觀念的勝利。
雙年展中國館内部裝置——丙丁柴窯，建築師：張雷（高長軍攝）
雙年展中國館内部裝置——竹裡，建築師：袁烽（高長軍攝）瑞士館和英國館都在雙年展老牌陣營綠園城堡中，這裡坐落着國家館中曆史最悠久的那些展館，它們緊緊圍繞在主策展人館周邊。瑞士館給人的第一印象平淡無奇，就是一套普通出租公寓，白色地闆，白色牆壁，白色天花闆，白色家具……典型的現代主義白盒子。再往前走，走廊裡出現由大及小的若幹嵌套的房間，好像要被吸入一個洞穴，開始覺得有些不對勁。左側顯然是一間廚房，擺放着全套櫥櫃，可為什麼那些櫥櫃尺寸那麼大，連門把手都要踮起腳尖才夠得着？正疑惑進入了巨人國，右側又出現一個低矮小門，需要俯身才能鑽進去，門内卻是碩大的中庭，而中庭外都是圍觀看熱鬧的人，感覺自身如同一件玻璃展櫃裡的展品。再往前走，牆又變矮了，又辨不清方向了……真不知是如愛麗絲夢遊奇境一般的新奇更多，還是反被空間操控的恐懼更甚。
我滿懷好奇地去問瑞士館建築師和聯合策展人亞曆山德羅·波薩德（AlessandroBosshard），這樣一個奇特的點子從何而來。“事實上，這起源于年初以瑞士館對雙年展的貢獻為主題的呼聲，于是，就決定借用瑞士館建築師布魯諾·賈柯梅蒂（BrunoGiacometti）在1952年設計展館時的想法，他是瑞士建築師的典型代表，緻力于打造一個不張揚、不虛飾的現代建築，這也是為什麼瑞士館建築看起來如同公寓一般樸實。于是，這屆瑞士館的展覽主題也由此而來——‘瑞士240：住宅導覽’——重新審視被熟視無睹的公寓。”波薩德告訴我，瑞士人一直自稱為一個“租戶國家”——大多數人住在出租公寓裡，而且經常搬來搬去，所以人們想要一個标準化的居住環境。這種出租公寓可以被認為是最成功的現代發明之一，而其審美持久性的一個關鍵就是它的自我簡化，隻留下一些不可或缺的元素：240厘米淨高、白色牆壁、木地闆或瓷磚地闆、踢腳線、标準化組件等。人們已經将這些東西視為理所當然，而沒有人想過，為什麼牆壁是白色的，為什麼開關都是一樣的。于是，波薩德打造了一個不斷放大又縮小的公寓空間，希望激起進入其中的參觀者的好奇心，讓人們不由自主地以新的視角去思考熟悉的空間。他認為，這也是回應“自由空間”的一種方式——在日常生活中或受限制條件下發現潛在的可能性。
相鄰的英國館也帶來了先抑後揚的觀看體驗。我照慣例先走入館内，卻發現裡面空空如也，更顯得展廳格外高大。這就結束了？納悶地繞到外面，發現外立面完全被腳手架覆蓋了，由此可攀爬至屋頂的公共平台。“島”的主題浮現——屋頂平台相當于“海平面”，下面的場館是海底世界，而平台中央凸起的場館屋頂如“島”，劃破“海平面”而出。站在平台上向遠處眺望，潟湖水面平靜，綠樹掩映，仿佛是另一個威尼斯。
英國館策展人卡魯索·聖約翰建築事務所（CarusoStJohnArchitects）和馬庫斯·泰勒（MarcusTaylor）把“島”視作诠釋不同想法的最簡單方式。當然可以輕松地看待：島就是提供一個空曠的自由公共空間，讓不同身份、國籍和文化的人在此彙聚和交流，關注不完美的現實，擁抱自然饋贈的美景，以樂觀心境面對變化。或者也可以展開更深層的聯想：在400年前的莎士比亞戲劇《暴風雨》中，島是代表逃亡與庇護的無名地中海島嶼；在氣候變化背景下，島又是威尼斯與海洋間危險脆弱的關系；島包含了遺棄、重建、庇護所、氣候變化、英國脫歐和隔絕在内的諸多主題，而在這種聯想下，回頭去看腳手架，其實也是種暗喻，代表了一種“重構”的态度和不知道最終結果如何的不确定性。從這個意義上說，英國館建造了一座虛無之島，有些浪漫、有趣，也有些傷感。在英國脫歐倒計時的最後一年，“島”是否依舊是庇護所？
中國館參展項目之一——雲夕深澳裡書局，建築師：張雷（姚力攝）鄉村：一種現實回應
作為對“自由空間”的回應，中國館提出“我們的鄉村”主題。中國館策展人、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李翔甯提出，談自由空間，就要先參與到自由空間的建設過程中去，中國的鄉村就是可以去實踐的地方。他說，在中國經曆了城市快速增長的浪潮之後，如今鄉村地區成為了中國當代建築實踐的新前線，建築師、藝術家、開發商以及現金流都一起湧入鄉村，進入生态群落、公共生活以及價值體系的重建當中。
而鄉村的未來發展也是當下建成環境面臨的主要挑戰之一。歸田園居，是中國文人傳統對居住的美好理想。在當代，鄉村居住問題則往往與國家政策、資本力量、基礎設施、技術條件等相交織。面對城市化帶來的千篇一律的鄉村住宅，建築師試圖在傳統與現代之間探索一條中間道路，重新尋求與鄉土的聯系，這也非常具有挑戰性。位于軍械庫中的中國館——“我們的鄉村”即是對上述圖景的勾勒與呈現。
“鄉村”如今是一個國際熱點。李翔甯也提到，國際上很多建築師都在把關注的視野聚焦到鄉村建設上，比如雷姆·庫哈斯（RemKoolhas），他的研究團隊AMO已經針對鄉村問題進行了7年的研究。庫哈斯最初的興趣源于這一領域的空白，鄉村就像是從文化雷達中消失的一個景象。他認為，鄉村的重要性在于，可以啟發人們對城市化和現代化進行全新的研究。就在今年4月，庫哈斯通過視頻與各個領域的代表針對中國鄉村問題進行了長達6小時的“鄉村馬拉松”對話。論壇組織者姜珺告訴我，庫哈斯談到中國的鄉村問題尤為興奮，因為中國鄉村不僅有理論意義，而且是一個如火如荼的實踐前沿。
在綠園城堡中央的策展人展廳，王澍和陸文宇創立的業餘建築工作室的“瓜山計劃”成為中國建築師中唯一入選其中的項目，這是一個關于杭州城中村的研究性項目，與中國館的“鄉村”主題遙相呼應。場館中矗立着一個城中村切片模型，參觀者可以進去感受其中的民間智慧，一旁則循環放映着挖掘機拆除這些“非法空間”的影像。“你能想象嗎？這個村就在杭州的市中心。如果我們不尋求一些輕質介入的方法，瓜山也早和其他城中村一樣以‘違法’的理由被推平了。或者像北京、上海正在進行的整治‘開牆打洞’計劃一樣，被改得面目全非……”在項目旁遇到王澍和陸文宇，他們告訴我，這一城中村研究的緣起是因為之前他們在杭州富陽下轄的文村等鄉村做民居改造項目，後來富陽主管文村的一個領導調到杭州，正好負責瓜山社區的改造，于是又找到王澍，希望他能拿出不太一樣的方案。城中村問題看似不新鮮，而“瓜山計劃”的特殊之處在于，建築師和政府合作，從研究工作坊開始，試圖找到系統性的解決方案，将不合法的自發建造變為合法，又能解決出租者的實際生活需求，而不隻是做一個明星項目，對村莊卻沒什麼實際觸動。
“城中村和真正的農村一樣，内部都是一個自治體系。房子是老百姓自己造的，而且因為生活的需要，不斷進行點點滴滴的自己動手、自發建設。瓜山社區也是如此，因為居住的密度極高，催生了一系列圍繞社區生活的空間小發明，但随之而來的是公共空間被私人侵占，引發違章和違法問題。但城中村的那種栩栩如生，那種煙火氣，那種社區自治精神，也正是城市高端區域裡嚴重缺乏的。如果認識不到這些價值，隻是簡單粗暴地規劃、清理和替換，這些東西也就消失了。”
王澍認為，怎麼給這些低收入人群設計出“立錐之地”，怎麼小心翼翼地處理其中違法和合法的界限，怎麼對租戶的生活進行合理的引導，而不是僅憑烏托邦或者改良主義的想法，随随便便就把别人的生活給改了，也是對“自由空間”的一個回應。“我不認為‘自由空間’是一個小清新的話題，或者隻局限在狹隘的建築學領域内探讨，它必須要進入社會學的範疇，觸及我們生活的現實。”
（實習記者李南希對本文亦有貢獻）
面對城市化帶來的千篇一律的鄉村住宅，建築師試圖在傳統與現代之間探索一條中間道路，重新尋求與鄉土的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