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克法蘭的大學階段在牛津大學學習曆史學，而後到了博士階段轉向人類學研究。從上世紀70年代起，他開始在劍橋大學人類學系工作，曾在尼泊爾、日本、中國等地進行長時間的人類學項目研究。在社會人類學研究之外，麥克法蘭對于資本主義史、茶葉史和個人主義精神的發展史等方面也頗有興趣，他在這些領域撰寫過多部面向大衆的曆史學著作。
2018年5月，麥克法蘭在劍橋大學國王學院接受了《三聯生活周刊》的采訪。這位76歲的人類學家對于世界上各種文明之間的差異和比較，當今世界在全球化浪潮中所面對的新問題，人類學研究的意義，乃至人類學與殖民主義之間的關系等問題談了自己的看法。
人類學研究的一個準則就是不去做評判
三聯生活周刊：我以人類學家的方式提第一個問題。能否簡要介紹一下你出生時的情況？你的家庭對你又産生了哪些影響？
麥克法蘭：我在1941年12月20日出生于印度西隆，這個城市在印度與緬甸的交界處，我出生一年以後就爆發了戰争，日軍侵略了印度。我之所以出生在那裡，是因為我的父親是一個茶農，我的父親和母親在印度相遇并且結婚。戰争爆發之後我父親加入了當地軍隊，準備和日軍作戰。在我四五歲之前，我都是生活在印度。相比于父親，其實我的母親對我影響更大，當時她的父母也生活在印度，我的外公是當地英國軍隊的一位上校，外婆出生在緬甸，外婆的父親是緬甸的第一個律師，也是第一個進入上緬甸（UpperBurma）地區的英國人。所以說，我母親的家庭與印度和緬甸都有很深的聯系。
我的家族成員遍布全世界。随着大英帝國的擴張，我的家庭可以說是一個典型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家庭。比如說，1655年在牙買加出生的第一個白人孩子，就是我十二輩以上的祖父；我的父親出生在墨西哥，在第二次鴉片戰争期間，我還有一位遠親在英法聯軍中做翻譯。在當時，富有冒險精神的英國人遍布全世界，然後再把賺到的财富運回英國——我也屬于其中的一部分。5歲時，我經曆了大英帝國的最後幾天，因為在那之後，很快印度就獲得了獨立，可以說我是大英帝國的最後一代子民。
三聯生活周刊：你在很多不同的，甚至是極端的環境中生活過，又作為人類學家周遊了世界，那麼你是否總結出了一套評判文明先進程度的标準？我們有沒有可能依照标準判斷某個文明優于另一個文明？
麥克法蘭：人類學研究的準則之一就是不去做評判（nottojudge），不去說一個文明好于另一個文明。什麼是“更好”的标準，是道德方面，還是政治方面？人類學家需要去理解這一點。我在一本書裡比較了我曾經研究過的四種文明形态：中國、日本、歐洲大陸和英格蘭。在書裡我隻是試着解釋如何去理解不同的文明，但我不會說其中某一個文明更好于其他的文明，你隻能選擇文明的一個特征，試着去理解它。你當然可以有個人的喜好，也可能在某個方面，比如法律體系、藝術體系等單獨的方面進行比較，但是我們無法對文明的整體進行比較。
三聯生活周刊：這聽上去是否有一點學術上的“相對主義”，過于強調一切都是相對，而沒有一個通用的準則？
麥克法蘭：一個人類學家需要把學術上的判斷和個人判斷分離開來。在學術研究中我們必須有意識地不去做判斷。因為你一旦開始認為某方面是好的，某方面是壞的，這對人類學的研究方法來說就是一個錯誤。但是在個人方面，在道德上，人類學家不需要做一個相對主義者。對于人類學家來說，最難的地方就在于當你遇到某個讓你感到痛苦的東西，此時就很難做到客觀和不去評判。比如說中國的裹小腳傳統，在100多年以前，無數的中國婦女終生遭受了這種難以想象的痛苦。作為一個人類學家，我可以從人類學的角度解釋她們為什麼要裹小腳，但是作為一個人來說，我認為這是一個極為糟糕的傳統。在這一點上人類學研究和自然科學研究是有相似之處的（不去對研究對象做道德判斷）。劍橋大學人類學家艾倫·麥克法蘭
三聯生活周刊：在曆史上，人類學研究為反殖民主義、文化融合做出了重大貢獻，但是現在的人類學研究是否還是關于研究“他者”的學科？随着全球化的發展，如果沒有了“他者”，不再有新的文明被發現，所有不同的文明都趨于同化，人類學會如何發展，它是否可能失去自身的知識價值？
麥克法蘭：關于這個問題可以從兩個方面來回答。一方面，确實是這樣。對于人類學研究來說，最好的時代正是一個文明——實際上就是英國文明——發現了另外一個從來沒有被分析過的全新的文明，而後又通過人類學研究讓整個西方社會可以去理解它，而這個時代幾乎已經結束了。在中國的一些區域，比如四川、雲南等地，可能還有一些少數民族沒有被系統地研究過，但是總體來說，整個世界已經被人類學家大體了解了。所以那種深入到未知的文明中進行研究的人類學，比如說我在博士研究過程中深入到尼泊爾進行考察——那個時代已經結束了。所謂人類學的大發現時代，是因為以前西方世界對于世界的其他區域完全不理解。即使是在100年前，西方對于中國、印度、拉丁美洲等地，也還知之甚少。比如中國的人類學家費孝通，在上世紀四五十年代深入到印度進行研究，因為當時人們對那裡還一無所知。在那個時候你真的可以做出重大發現，在比較之下同時也可以對西方社會的很多現象進行解釋，比如說西方的家庭系統——在很多社會中沒有浪漫的自由戀愛，孩子會終生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做出了這樣的發現）你就會對自己的社會進行重新審視。100年來，人類學研究動搖了西方社會關于社會結構的所有基礎認知，但是現在這個時代已經結束了。
另一方面，如果說國際化讓全世界到處看上去都一樣，這又過于簡單化了。因為國際化可以産生雙重效應，它可以讓一些東西結合起來，比如經濟，還有智能手機、通信系統等等，但是全球化也會讓地方特性（LocalIdentites）和地方傳統更加被強化，也就是說全球化讓地方色彩更強烈了。比如在中國，很多的資金就被用在了“重建傳統”上。從這個意義來說，中國正在被重建，就和劍橋一樣。因為有太多的遊客來到劍橋，實際上劍橋也在被不斷重建的過程中。
而且現在人類學研究也變得更加關注細節了。比如說在100年前，主要是英格蘭人在英國生活，而現在英國的人口變得更加多樣化，如今的倫敦中國城對于人類學家來說就是一個極好的研究對象。而且很多我們曾經感到熟悉的東西變得陌生了，比如英國的政治系統一直在發生變化。對于人類學家來說，工作可以說反而變得更多了，而且相對于以前來說，這又是一種全新的工作。
人類學研究對現代社會仍有重要意義
三聯生活周刊：現代社會正在面臨很多問題，比如反全球化的趨勢、種族主義、沙文主義的重新興起、信息爆炸、公共空間的縮小等等，在這樣的背景下，人類學研究有什麼特殊的意義？
麥克法蘭：從比較高的層面來說，這個世界的很多問題都是因為缺少相互理解才産生的，對此一個極端的例子當然就是特朗普對于美國之外的事物的完全不了解，甚至是對于美國以内的事物也是一樣。比如說對于朝鮮局勢，如果美國方面理解朝鮮文化中對于榮譽的理解等，他們就會采取另外的一種方式與之相處。人類學經常被形容為不同文化系統之間的翻譯者，它最大的貢獻就是讓人可以理解其他文化，也因此更容易交流，溝通方式也會更合理。大多數人對于自己文化系統之外的世界理解都非常少，但是人類學家們以整個世界為研究對象，人類學需要教導學生關于幾乎所有文明形式的基本知識。
從一個更實際的層面來說，這關系到人們如何處理不同的情況。比如一個中國商人想在埃塞俄比亞或者巴基斯坦經商，如果他對當地的文化、曆史和人際交往的規則有所了解的話，就會容易得多。對于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來說，每進入到一個新的文明，人們都應該花一些時間來了解當地的文化，這會減少很多誤解和沖突，做事會更有效率——這就屬于應用人類學的範疇了。
三聯生活周刊：對于像中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人口數量龐大的大國來說，人類學研究有什麼現實意義？
麥克法蘭：中國有很多優秀的人類學家，但是他們大多是在各個大學的社會學系裡工作。他們工作的一個方面就在于進行“搶救性”的人類學研究，因為中國有世界上最多的少數民族人口，而針對他們數千年來的生活方式，目前隻進行了很少的真正的人類學研究，隻有很少的檔案、影視資料、生活物品和民間傳說等等被整理和收集，而這些東西很快就會消失了。在這方面，中國的人類學研究有很多的工作需要馬上去做。
另一方面，理解少數民族的文化，對于當地政府制定政策也非常重要。實際上當年大英帝國的人類學家也為政府做出了很多貢獻，他們和政府的關系非常密切。人類學研究和帝國主義是緊密相連的，因為英國人認識到，如果你想治理印度、緬甸等殖民地，你就需要理解你所治理的當地人。
第三點，就在于人類學研究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不隻是在于經濟、政治、法律，或社會等方面，而是方方面面，它的研究成果可以被應用到各個層面。比如說對于中國的一些超大型城市，像上海、武漢、深圳這樣的大城市，對那些剛剛從農村地區來到大城市的人來說，他們從所有人都相互認識的鄉村來到這樣的大城市，看到四處的摩天大廈，他們該怎麼生活呢？這對他們的生活有什麼影響，他們該怎樣去建立新的社交網絡？如何找到自己全新的定位，為生活制定新的目标？要研究這些問題，人類學家會和他們一起生活起碼一年的時間，去理解他們的生活。這也會幫助政府更加理解這些外來人口。在人類學家的幫助下，處理任何社會問題都會更有針對性，而不是出于完全的無知。
三聯生活周刊：在曆史上，人類學研究和殖民主義的關系非常密切，但是一些人類學研究的方法，例如田野調查，尊重不同文化，又帶有強烈的反殖民主義色彩，這是不是人類學研究一種内在的、與生俱來的矛盾呢？
麥克法蘭：是的。在曆史上，人類學家經常被殖民主義者雇傭，或者彼此合作，隻有這樣人類學家才有可能開展工作。另一方面，人類學家又不想被認為是殖民主義者，他們希望與當地人建立一種平等的關系，并不是想要去統治他們，或者是去改善他們的經濟條件。可以說人類學家與殖民者都在殖民主義的體系之内，但是人類學家同時又對這個體系持有批判态度。
在這方面，英國人可能更注重培養人的批判精神，科學家們在接受學術訓練的過程中就習慣于對任何體系持批判态度。人類學家隻能利用自己受到的訓練，一方面成為這個制度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對其持批判态度——這可以說是英國教育的一個傳統，因此（與殖民主義的緊密聯系）對于人類學家來說并不是一個太大的問題。
在上世紀60年代，很多人對人類學和帝國主義之間的關系進行過嚴厲的批評，他們準确地指出，很多人類學的奠基者，都和政府部門保持着密切的聯系，即使他們在工作時可能會有意地掩飾這一點。我們必須接受這樣的批評，因為這是有道理的。另一方面，我想人類學家也有可能同時處于殖民主義體系的内部和外部。
“馬爾薩斯陷阱”依然存在
三聯生活周刊：你之前提過，社會結構會影響人口數量，而且這兩者之前也會相互影響。這能否解釋在過去幾十年裡中國社會生育率的巨大變化？中國過去曾經有嚴格的獨生子女政策，而現在則有人開始擔心中國在未來沒有足夠的人口維持現有的社會結構。
麥克法蘭：中國的人口統計學非常複雜，也非常有趣。在以前，我們形容中國是“危機人口”（CrisisDemography），也就是說因為戰争、饑荒、疾病等因素的影響，人口數量會發生急劇的增加或是減少。而從清初之後，中國的人口開始穩定，數量開始急劇上升，在200年的時間裡增加了四五倍，而且因為人口的增長中國也開始出現了一些環境問題。之後中國的人口數量穩定了一段時間，随後共和國成立，後來又出現了獨生子女政策。
現在中國對于人口的擔憂主要是來自于新生嬰兒減少，而老齡人口越來越多，這和日本、西方社會的擔憂是一樣的。我對于這種擔憂一直持懷疑态度。因為這種對于人口老齡化、沒有足夠的勞動人口的擔心，都是建立在一種農業社會的結構之上的，意思是說你需要很多人做很多繁重的體力勞動。現在人類社會正在快速發展，進入一種人類不需要進行繁重勞動的社會形态，你需要的是思想。人的頭腦比身體要持續得更久，因此很多60多歲的人繼續工作并沒有任何問題。我現在已經76歲了，馬來西亞新當選的總理已經92歲了，這些人仍然可以繼續工作。因此如果你擔心沒有足夠的人口進行工作，隻要修改退休年齡就可以了，因為很多人都希望能夠繼續工作，而且很多人都希望能夠不停地更換工作。
三聯生活周刊：你曾經說過，英國和日本都是在“無意中”避開了“馬爾薩斯陷阱”，但是現在世界上不同國家的人口生育率差别相當大，這對于人類社會來說是不是一個全新的問題，“馬爾薩斯陷阱”依然存在嗎？
麥克法蘭：“馬爾薩斯陷阱”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假設之上的：人類的人口數量以指數形式增長，而可以養活人類的資源卻隻能呈線性增長，當資源無法養活人口，就會爆發戰争、饑荒和疾病。目前這種情況已經發生了改變，我們可以看到，人類可以尋求到的資源也可以以指數形式增長，從這個角度來說，“馬爾薩斯陷阱”已經不存在了。但是另一方面，人類的人口數量仍然在以指數形式增長，因此未來的“馬爾薩斯陷阱”可能不再是關于食物，而是關于環境污染、全球變暖、塑料污染等方面，我們可能是以一種新的方式，而不是饑荒來毀掉人類自己。因此可以說“馬爾薩斯陷阱”仍然存在，它一直在那裡，人類并沒有解決這個問題，而且這個問題也一直在變化。
三聯生活周刊：你對于“個人主義”的發展曆史做過很多研究，那麼在你看來，“個人主義”是不是一種人類獨有的發明？
麥克法蘭：“個人主義”并不是人類所獨有的，它甚至并不是人類所普遍擁有的。可以說個人主義是在英國被創造出來的。英國是第一個真正推崇個人主義精神的國家，它随後被傳播到了美國，現在它被廣泛傳播。
你看一看這個世界，你隻有一個人，世界的所有部分都在你的心裡，這就是個人主義精神——“上帝在我心中，我的一切社會關系都在我心中，其他的一切都是第二位的”。而在其他所有文明裡，都是以相反的形式發展的，他們都是首先以群體的形式衡量，例如儒家思想是建立在父子關系的基礎之上，包括道教、佛教，都是建立于一個更廣大的身份認同之上，你隻有通過和别人聯系才能夠找到自身的價值。
所謂“孤掌難鳴”，在中國和印度，個人是沒有意義的，隻有兩隻手才能夠拍出聲響。因此英國之外的文明，在人類學研究中被稱為“關系式”，或者是“結構式”的，我的意義取決于我和其他人的關系，這在日本，在其他國家都是一樣的。英國人發明了個人主義。我有一個完美的家庭，但是說到底，我不需要依賴任何人，我隻是我自己。
三聯生活周刊：在經過了幾十年的研究之後，你如何描述人類這個物種？你認為對于人類來說，最重要的特點是什麼？宗教，或者是科技？
麥克法蘭：我想是說謊的能力。說謊是一個至關重要的能力，因為我們總是處于非常複雜的社會關系之中，這對于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是非常重要的。當然其他動物也可以說謊，因此這并不是人類獨有的能力。相對于其他動物來說，人類可能沒有任何獨特的能力，甚至自我認知能力也不是人類所獨有的。比如海豚和高級的靈長類動物就具有自我認知能力。如果我們一件一件地分析，我們會發現人類的所有能力其他動物都具備。
人類真正獨特的，可能就是人類在出生時沒有任何的優勢或“長處”，很多動物都有與生俱來的長處，比如奔跑能力、鋒利的牙齒、非常好的消化能力或視力等等，人類在各方面都比較平均，人缺少自我保護，因此人類從一開始就需要制造工具。雖然一些動物也能夠制造工具，但是制造複雜的工具，讓它們成為自身的一部分，這是人類最獨特的特點。
三聯生活周刊：目前在中國，有越來越激烈的關于“普世價值”的辯論，有人認為并不存在所謂的普世價值，作為一個人類學家，你認為在道德、倫理、社會秩序等方面是否存在着一種普世價值？
麥克法蘭：我并不這麼認為。我想可能存在普世的目标，但是一些東西，比如說生命、自由、對快樂的追求等應該被認為是屬于普世價值的東西，這并不是在所有的社會中都被珍視的價值。而且關于普世價值的危險之處在于，當西方社會提到普世價值時，他們的意思是“我們的價值觀”，而不是你們的價值觀。所以在很多情況下，普世價值的意思就是我的價值觀。比如說西方的民主社會完全不适合中國，西方的資本主義隻是部分地适合中國，西方宗教完全不适合中國。現在有很多人認為中國應該接受西方的價值觀，但是在50年之後或許會反過來，中國人會宣傳普世價值是追求和諧，或是儒家思想——但這也隻是中國人的價值觀。英國人推崇公平競争，推崇公正的法律體系，但這是目标，而不是價值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