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航班上的盜竊
2017年4月7日，KQ870航班由肯尼亞内羅畢至中國廣州。剛果商人馬哈馬杜（WagueMahamadou）搭乘這班飛機前往中國進行服裝貿易。和往常坐長途飛機一樣，登機後他把随身行李放置在頭頂的行李架上，開始睡覺。
飛行了4個小時，多數乘客都已睡去。為保證乘客休息，客艙燈光也已調暗。坐在21G座位的中國乘客羅似海卻異常清醒，他在黑暗中起身，打開了右前方20H号座位也就是馬哈馬杜頭頂上方的行李架。一個黑色雙肩背包，拉鍊上有鎖，但羅似海一拉就拉開了，裡面一個深色的布袋子粗略一看裝着一捆捆的現金。羅似海本想把包拿到衛生間裡仔細查看，不過當時衛生間有人，于是便把雙肩背包放回了行李架，但把那個布袋子拿回了自己的座位。坐在羅似海旁邊21H座位的乘客陳先生被這一系列動靜吵醒，并未覺得有什麼異常，“我以為他是在翻動自己的行李，所以沒有理會他”。又過了5個小時，飛機在越南河内經停，随後前往廣州。
剛降落在廣州白雲國際機場，就有警察登上飛機，要找坐在21G座位的羅似海——此時尚未有任何乘客發覺此次航班的異常，亦不知警察為何而來。不過，羅似海已經在河内下機離開了。而直到出海關填寫大額現金入境申報單，馬哈馬杜才發現自己雙肩背包裡的布袋子不見了——裡面裝着13.84萬美元，約合人民币95萬元！
一個月後，羅似海從廣西潛返回國時即被邊防派出所抓獲，河南省羅山縣人民檢察院指控其犯盜竊罪，提出公訴。這是近年來公布的涉案金額最大的中國公民實施的國際航班盜竊案。據本刊獲得的該案審理過程中羅似海的辯護詞、證人出庭證言以及判決書等材料，可以認定羅似海盜竊馬哈馬杜的錢财金額至少為6.8萬美元，這部分數額有準确的兌換外币銷贓及轉賬記錄可以證明，其餘或被揮霍。羅似海是慣犯，就在這起案件後一個月内，他再次乘坐内羅畢至廣州的航班，以相似手法盜竊另一名外籍乘客數千歐元現金。法院一審判決羅似海犯盜竊罪成立，判處有期徒刑14年，并處罰金人民币10萬元，涉案扣押的30餘萬元人民币依法處置，返還被害人。羅似海認為量刑過重，提出上訴，二審維持原判。
羅似海這樣的“飛天大盜”并非個例。國際航班盜竊這門看似罕見的行當有着不少的“從業者”，而且他們中的許多人與羅似海都是老鄉——河南省信陽市羅山縣人。以至于羅山被稱作“飛天大盜之鄉”。據公開數據，2006年至今，僅羅山縣下的周黨鎮，就有約200人因在飛機上行竊而獲刑。也正是因為羅山人的“名聲”，KQ870航班降落時，廣州機場警方主動進行盤查。隻不過反偵察意識很強的羅似海早料到了，特意選擇了在境外經停的航線并且逃脫。
2018年6月，羅山縣的“飛天大盜”問題又以另一種形式引發了人們的關注。羅山縣下轄的彭新鎮有四名“重點人員”被懷疑在外從事國際航班盜竊，且四人滞留國外拒絕回國配合警方調查，于是“打飛盜辦”（河南羅山縣打擊盜竊民航旅客财物專項行動辦公室）給他們的家人發出了告知書并張貼在全鎮。其中要求家屬勸說他們回國，否則“若7日内不回的，将其個人情況在縣電視台曝光、必要時将其父母、兄弟姐妹、兒子兒媳、女兒女婿曝光”；“若10日内不回的，将其本人及父母、兄弟姐妹、子女全部拉入誠信系統，限制出行，株連三代人”；“若20日内仍不回國的，将在其家門口、村口懸挂‘飛天大盜之家’的牌子”。
堂而皇之地提出“株連三代”這樣違背基本法理的說法與威脅懸挂“飛天大盜之家”牌子的黑色幽默場景，使得這則政府告示在互聯網上迅速流傳并被大量批評、嘲諷。在羅山，本刊記者見到了被追查的四人之一的胡清強的父母胡現付和王道芳。73歲的胡現付文化程度不高，不識字，當初是聽鄰裡給他念的這則告示，聽完既氣憤又難過。“株連三代”，這是他在電視劇裡才聽說過的。“年輕時沒教育好兒子，老了還要受這些委屈。本來就已經是泥巴了，還要被人踩上幾腳。”
（插圖:老牛）“飛天大盜之鄉”：三步走與傳幫帶
哪怕一個對“飛天大盜”毫無了解的人，隻要來羅山待上半天，無需别人額外解釋，都能知道這裡出了許多在飛機上行竊的罪犯。因為四處都貼滿了号召遏制航班盜竊的标語。
從信陽市的高鐵站下車，還需一小時左右的車程才能到達羅山縣城。一進入羅山境内，便随處可見标語，有些似乎是寫給罪犯本人的：“住手！飛機盜竊是違法犯罪會玷污你的一生！”有些寫給一般民衆：“全民參與共同打擊飛機偷盜。”有些則語氣嚴重，在“打擊飛機盜竊”前加上“保持高壓态勢”“從重從嚴”“從嚴從快”的定語。
本刊記者從縣城來到周黨、彭新等鎮，再到青龍村、仁和村等村莊走訪，這些都是“飛機大盜”比較聚集的地方。從縣到鎮，再到各村，樓房逐漸稀少，道路愈發崎岖，唯一不變的是标語貫穿全程，它們形态各異，有的是兩根電線杆之間挂起的橫幅，有的是專門豎起的巨型廣告牌，有的則因地制宜粉刷在房屋外牆之上。數量之多，不能不使人産生一種壓迫感，仿佛這裡是一個無形的戰場，危險就埋伏在四周。然而此處自然風光實則秀麗，連綿的水田在山巒映襯下有如江南，反差鮮明。
與标語營造的緊張氛圍形成另一重反差的，是羅山村莊裡凋敝的人氣。村裡基本隻能見到老人和孩子，一位村民告訴記者：“年輕人都外出打工了，幹飛機盜竊的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即使有也肯定不會留在村子裡的。”羅山縣是省級貧困縣，經濟以農業為主，全縣總人口75萬，而年度勞務輸出達到50萬人次。
周黨鎮是羅山縣治安問題的重災區，在該鎮公安局門口，有一治安情況簡介，其中提到自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起，周黨鎮大部分居民外出務工，“少數人在嘗到了扒竊這種不勞而獲的甜頭後，逐漸走上了犯罪道路”。這可以說是日後羅山國際航班盜竊群體的發端。
賭博的風氣或許也與團夥盜竊相伴相生。彭新鎮的公告追查了四個人，除胡清強外，其他三人的家人都已聯系不上，但當地一位村民向本刊記者指出了四人中汪延勳曾經的住處。一棟紅磚房，房梁都已倒塌，而四周早已是雜草叢生。“他早年做水産生意，後來好像沾上了賭，沒錢了就去偷，老婆和他離婚，帶着兒女去了外地，村裡人早沒有他的音訊了。”村民說。2013年，兩名男子飛機上盜竊51000港元被成功追回（東方IC供圖）本刊記者去胡清強家探訪時，其父親胡現付說，孫女還上小學時，胡清強因在火車上盜竊被判刑，家人一起去長沙探監，他想弄清事情原委，為什麼要偷、跟誰偷，可胡清強要麼不出聲，要麼頂一句：“你管我！”胡現付還提到，“他每次都是弄來兩個錢，然後又沒錢了，應該是在賭博”，至于是因賭博輸錢而盜竊，還是盜竊來了錢所以起了賭博之心，他不清楚，也已經多年不和兒子聯系了。現在兒子又因被懷疑參與飛機盜竊而被追查，他早已不關心，隻想讓孫子、孫女健康成長。
據本刊獲得的一份發表在公安系統内部刊物的文章，時任羅山縣公安局刑偵大隊副大隊長楊智林分析了羅山盜竊群體的“三步走”路線圖。“信陽市羅山縣周黨鎮無業人員外出盜竊旅客财物之風由來已久。”楊智林寫道。改革開放之初羅山就有人專職盜竊，但主要集中在大巴、火車上。而随着形勢的變化，犯罪群體也“與時俱進”，到2006年左右盯上了民航航班。楊智林分析原因：“（罪犯）認為空中旅客攜帶現金貴重物品多，容易作案，作案後所得贓款贓物多。”據說，當地犯罪分子中流傳“要想富，吃鐵路，要想狂，吃民航”的話。
很快，民航盜竊團體又從國内航班“升級”至國際航班盜竊，完成了“三步走”中的最後一步。盜竊國際航班收益更大，而作案成本甚至更低了。在内地往返迪拜、澳門等航線上，許多前往購物或賭博的旅客往往攜帶大額外币現金，且這些線路的折扣機票、簽證等都容易購買和辦理。還有人認為，國際航班行竊可以鑽法律的空子。
在周黨本地的一個網絡群組中，自稱曾做過這一行的張嶺說，他第一次出國是輾轉數個國家到達土耳其，最終收獲6萬元人民币左右的贓款。曾有朋友勸他，賺了這“第一桶金”又沒被發現，就不要再幹了。“根本控制不住啊。在家整三畝地，一年見不到幾個錢。跟一趟飛機，多的能有十多萬，你說哪個來錢快，豁出去了。”張嶺說。當初選擇國際航班作案，還因為他聽說盜竊同等财物外國相對量刑較輕，“有的偷了幾十萬才判了一年”。不過張嶺本人最終被中國警方抓獲，獲刑8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有所謂“屬人管轄原則”，第七條第一款明确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外犯本法規定之罪的，适用本法，但是按本法規定的最高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所以理論上而言，無論中國公民在哪國航空器、哪國為起落地的航線上對哪國旅客實施盜竊犯罪，都受中國法律約束并可以被中國警方抓獲、由中國法院判決。
不過實際情況要複雜一些。中國民航管理幹部學院法學教授刁偉民向本刊介紹：“如果飛機飛行過程中發生犯罪行為并被發現，通常機組成員會将嫌疑人移交給降落地國家警方。這對機組而言是最現實可行的辦法，而且《東京公約》也保障了降落地國的管轄權。”《東京公約》是航空領域保障安全方面最主要的國際公約，全稱為《關于在航空器内犯罪和其他某些行為的公約》，于1963年在東京制定，包括中國在内的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均為締約國。而一旦被移交給降落地國，案件的處置多少有了不确定性。“有些國家傾向于按照屬地管轄原則自己審理并處罰，有些國家則傾向于将嫌疑人引渡回國籍國，要看他們的司法制度以及和中國的外交關系。”刁偉民說。
在國際航班上盜竊，隻要被及時發現和抓獲，基本不可能逃脫法律制裁，即便存在案件按照外國法律審理其量刑标準與中國不同的可能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十條亦有如下規定：“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外犯罪，依照本法應當負刑事責任的，雖然經過外國審判，仍然可以依照本法追究，但是在外國已經受過刑罰處罰的，可以免除或者減輕處罰。”
真正較為棘手的是，盜竊行為一旦沒有在乘客們下機前被發現，處理起來難度就大大增加。北京的張女士曾在國際航班上丢失了放入手提行李中的單反照相機，她告訴本刊，正是因為離開飛機之後才發現并報案，導緻問題最終未能解決，“降落地警方說我無法排除在機艙以外其他地方被偷的可能性，也無法再去盤查同機乘客”。據刁偉民介紹，現階段行業内各項安保措施、法規的重點以及機組人員的主要精力在于防範劫機等嚴重威脅飛行安全的犯罪行為，處理盜竊問題亦在職責之内但無法替乘客做到滴水不漏的防範，民航客機機艙内通常不安裝攝像頭的行業慣例也導緻取證困難。“其實隻要旅客自己有一定的警惕意識，哪怕隻是飛機降落前檢查一下貴重物品，航班盜竊問題基本可以杜絕。但罪犯利用的就是人們通常想不到國際航班上還會有職業盜賊這一點。”刁偉民說。除了作案收益與風險之間的考量，國際航班盜竊之風在羅山愈演愈烈，也與熟人間的“傳幫帶”有關。曾做過“飛天大盜”的張嶺說，這一行是團隊合作，飛機上行竊時常有人幫忙望風，且多是叔侄、兄弟組合，親戚之間較為信任，村子裡一傳十、十傳百，幹的人越來越多。楊智林在文章中也提到，“犯罪嫌疑人作案回鄉後大肆炫耀其作案成果，于是盜竊民航旅客财物之風愈演愈烈”，民航盜竊團夥最終從周黨鎮個别村組擴散到羅山全縣。
目前在外地工作、家鄉在周黨鎮的徐強告訴本刊，自己至少15年前就聽聞周黨有人從事民航盜竊，他認為這種風氣日益壯大與政府早年不作為有關。“以前在外盜竊的人過年回來，如果派出所找他們，他們就‘孝敬一點’。”不過徐強補充，這一點是從親戚處聽來，并無确鑿憑據，但政府确實缺少治理動機，因為犯罪行為不發生在本地，對本地治安不産生影響，而且當時縣裡有着所謂“白貓黑貓，隻要把錢搞回來就是本事”的風氣。“早期有苗頭不治理，形成公害後再加上政府作風懶散，就形成這種狀況。”徐強說。
不過，眼下羅山縣政府在此問題上絕非“懶散”，因為國際航班盜竊犯罪有其特殊之處，這種特殊讓政府無法長期坐視不管。
釜底抽薪
2017年12月29日，北京飛往布拉格的海南航空HU7937上又發生了一起重大盜竊案，多名中外乘客共計數萬美元現金被盜，乘客在機上及時發現，向機組反映并要求報警。一名中國籍盜竊犯将錢扔到座位下面銷毀證據時被當場發現，另有兩名中國籍同夥在白俄羅斯經停時逃離。這起案件最終在中國、捷克、白俄羅斯三方努力下解決。此事被捷克媒體大量報道，至今還能在中國外交部網站上看到相關情況說明。
不同于國内發生的盜竊，國際航班盜竊案一旦發生，往往牽涉多方，最終不得不由外交部門出面協調，一旦查實罪犯為中國人，造成的影響相當負面。壓力于是由上而下傳來。
2016年11月，羅山縣被公安部列為犯罪重點地區挂牌整治，被要求開展專門針對國際航班盜竊的打擊行動，由公安部和河南省委政法委部署。羅山縣公安局的治安情況說明中，提到國際航班盜竊，其危害被歸納為“嚴重影響了我國政治聲譽、經濟發展，甚至國家安全”。而在另一份由羅山縣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發布的文件中，提到國際航班盜竊問題，表述為“對羅山、信陽乃至河南的聲譽造成了極壞的影響”，“随着我國‘一帶一路’建設布局的推進和全球化的不斷深入，決不允許再發生影響我國國際形象的事件”。這個延續十餘年的行當在新形勢下最終招來了相應的整治。當地居民告訴本刊記者，遍布羅山的打擊“飛天大盜”的标語，其實也都是最近一年多才張貼出來的。
怎麼才能杜絕本地人搭乘國際航班盜竊？羅山警方祭出了釜底抽薪的辦法：直接注銷護照。根據目前可查的公開信息，截至2017年8月，專項行動開展不到一年時間，羅山縣收繳出入境證件446本，注銷重點人員出入境證件1069本。本刊緻電羅山縣公安局刑偵大隊大隊長黃恒及城關派出所所長王博，希望了解注銷護照的範圍與标準，對方均拒絕了采訪請求。
是否有“漏網之魚”不得而知，被“誤傷”者倒是存在。餘光輝原籍羅山，目前是上海一家外資企業高管，他向本刊講述了自己的遭遇。2016年11月19日，餘光輝接到了一個自稱是河南省羅山縣城關派出所的手機電話，“打電話的人要我回去接受調查，我問原因，他也說不清楚”。公安部督導的專項行動，正是從這個月開始。接到電話的第二天，餘光輝的護照被注銷了。恰逢通過人才引進落戶上海，餘光輝在上海出入境部門重新辦理了護照，不過很快又被注銷。“上海方面明确告訴我，是應羅山警方的要求而做的。”通過向國家信訪局上訪、向河南省信陽市公安督察部門投訴等，以及開具各類證明證實自己以前并無犯罪前科、确在上海有正當工作和頻繁國際飛行需求，餘光輝最終争回了持有護照的權利。
但他仍不能安心地坐飛機，因其身份已在公安系統内部網絡中被标注為盜竊高危人群。“去年出差去重慶，飛機降落之前，機上就開始廣播請各位旅客檢查随身貴重物品是否丢失。剛一降落，三個警察直接上飛機把我帶走，坐警車到公安審訊室盤問，還暫時沒收了手機不讓我和外界聯系。折騰了一個多小時，才把這誤會解釋清楚。當時外國同事和我一起乘機，叫他們怎麼想？”雖然羅山警方的工作人員曾口頭向餘光輝承認這是工作失誤，不過問題至今沒有解決，他現在坐飛機仍不時遭到盤查。
在國内的可以直接注銷護照乃至限制乘機，但少數羅山人一直滞留國外，如果這部分人從事國際航班盜竊怎麼辦？自然是想盡一切手段讓他們先回來。在因“株連三地”告示出名的羅山縣彭新鎮，當地幹部告訴本刊，現在村一級都成立了“打飛盜辦”，“重點人員”勸返工作要求“三不脫鈎”，即“人員不回歸責任不脫鈎、護照不上交責任不脫鈎、幫教轉化不到位責任不脫鈎”。
“重點人員”之一胡清強的父親胡現付告訴本刊，兒子回國之前，各級領導軟硬方法都用上了，硬的除了威脅“株連”，還一趟趟地來家裡，做思想工作之外甚至搜查家裡看有沒有贓款。軟的則是鼓勵他翻新房屋，并答應按照危房改造政策補貼1.54萬元。前一陣兒子忽然回來了。“我們和他從來沒聯系，我也不知道他之前在國外幹什麼，又為什麼回來。”胡現付說。胡清強回國後向公安機關報到并上交了護照，前往浙江打工去了，從事建築業。“既然他沒被抓，那應該說明沒有證據證明他在飛機上偷過吧，不過我也不知道具體情況，也不和他聯系。”胡清強的弟弟胡清勝告訴本刊。
至于是否要“株連”，羅山“打飛盜辦”回複本刊，那份告知書不妥，是有關鄉鎮的部分工作人員“方法簡單不當、法律意識淡薄”造成的，“已對相關人員進行了批評教育，并及時撤回了相關通告”，且已經公開向社會道歉。不過那筆危房改造款胡現付至今沒有拿到，村裡提出給他3000元了結此事，他不同意，為原本答應的1.54萬元奔走成了他眼下最重要的事。
（感謝牛泰、曹慧茹對本文的幫助，實習生朱雯卿亦有貢獻；文中張嶺、徐強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