囗陳紅民徐亮
1975年4月5日，蔣介石在台北去世。這天是中國傳統節日清明節，台北當天藍天白雲，氣候宜人，民衆利用假日外出掃墓踏青。當晚，台北原本晴好的天氣突然驟變，電閃雷鳴，瓢潑大雨從天而降。蔣介石在這個風雨交加的清明節夜晚，與生活了88年的人世間道别。
大人物的生與死，總會被不着邊際地與某些自然現象生拉硬扯地聯系在一起，蔣經國稱他父親病逝時台北的天象是“風雲異色，天地同哀”。
蔣介石的暮年，是在與惡化的内外環境與個人身體的病痛抗衡、鬥争中度過的。
内外困境
1949年，國民黨政權敗退台灣。蔣介石并未善罷甘休，而是利用國際上兩極對峙的冷戰局面，依靠美國支持，通過各種努力在台灣站穩了腳跟，逐步建立了威權統治，并幻想着要“反攻大陸”“光複大陸”。然而，随着時間的推移，國際環境與台灣社會内部都發生了變化，國民黨的統治在20世紀70年代出現了新的危機。
首先，台灣在聯合國竊取的席位被剝奪，國際生存空間受到擠壓。在美國的幫助下，台灣當局長期占據着聯合國大會及安理會内的中國席位。但随着中國大陸實力的增強和外交政策的成功，台灣在聯合國的席位連續受到沖擊。美國基于國家利益與全球戰略的考慮，也對恢複新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采取了新的政策。1971年10月25日，聯合國大會對“中國代表權”進行表決，以76票贊成、35票反對、17票棄權的壓倒性多數，順利通過了阿爾巴尼亞等22國“關于恢複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一切合法權利并驅逐台灣”的提案。台灣首席代表周書楷見大勢已去，在大會表決之前便帶領下屬退出會場，以表示台灣是“退出”而不是被“驅逐”出聯合國的。此事對年邁體弱的蔣介石打擊極大，他在次日寫道：
今日我正式宣布退出聯合國，此乃尼醜（對美國總統尼克松之污稱——引者注）謀害我，……但不足緻我死命耳。
本周退出聯合國在外表上雖予我一個莫大之打擊，但在内心上實為數年來最大之心願。今日決心斷行，乃心安理得，又一雪恥圖強之開始也。
失去在聯合國的席位，隻是台灣“外交潰敗”的開始。國際上興起一波與台灣“斷交”、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浪潮。美國總統尼克松于1972年2月21日訪華。28日，中美兩國在上海發表了《聯合公報》，中美兩國關系逐漸正常化。同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中日實現邦交正常化。尼克松曾持堅定“反共”立場，是蔣介石的“老朋友”，但他當選總統後，基于美國利益的現實考慮，決定訪問中國大陸。蔣介石對此極為憤慨，在日記中稱其為“尼醜”，并幾近謾罵地寫道：
閱尼醜與周匪（對周恩來之污稱——引者注）所發表之聯合公報，不勝憤慨。此為尼醜手出賣我政府既定之方針，亦為其槍下屈服之一舉。無恥已極。
面對聯合國被逐、尼克松訪華、中日建交接二連三的“外交潰敗”，蔣介石強打精神，提出今後台灣要“建立獨立自主之心理”，不可再完全依賴美國，“重蹈大陸時期之覆轍”。他不得不改變内外政策，更加注重在台灣的紮根與建設。
其次，20多年間，國民黨政權在台灣保持着僵硬的統治體制，而台島的社會經濟結構則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兩者之間産生嚴重矛盾。島内新一代知識分子開始表現出議政參政的熱情，廣大民衆對國民黨的專制統治、上層權力機構老化僵化以及政治效率低下等現象極為不滿。如果再用老辦法強行壓制，一着不慎，就有可能引發連鎖反應。蔣介石對國民黨内部問題成堆，也有較清晰的認識。他在1969年6月批評道：“當前本黨最嚴重的問題，就是處處顯示出一種衰老滞鈍的現象……從組織上看，不是因人設事，肢大于股，就是松懈洩沓，了無新生的革命的氣象。從人事上看，則是表現着管道壅塞，老大當退不退、新生當進者仍不得進的現象。從工作方向上看，更是抱殘守缺，被動敷衍。……而這種有事無人做、有人無事做的情形，也不止黨的組織為然，政府各機構，莫不皆然。”
蔣介石已經意識到，面對内外環境巨變帶來的挑戰，如不深刻反省，改弦易轍，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将失去基礎，面臨危機。然而，此時的蔣介石已是耄耋之年，歲月不饒人，他決心盡快為蔣經國接班鋪平道路，實現政壇上的“更新換代”。
傳子計劃
蔣介石選擇接班人的過程十分漫長，傳子計劃也是逐步形成的。
敗退台灣之初，陳誠對蔣十分忠誠，為台灣社會的穩定立下汗馬功勞，得到社會各界稱贊與認可。20世紀50年代後期，陳誠身兼國民黨副總裁、“副總統”、“行政院長”等要職，在台灣的地位僅次于蔣介石。1960年，台灣舉行第三屆“總統”選舉，依法規已擔任兩屆“總統”的蔣介石不能再參選，社會普遍認為陳誠可順理成章地“接班”。不料，蔣介石執意要參選，并不惜為此修改相關法規。這實際上是堵陳誠的路，為蔣經國接班做準備。蔣介石接受大陸失敗的教訓，認為隻有交權給自己的兒子才放心。
1962年，75歲高齡的蔣介石進行前列腺手術。為以防萬一，他在7月23日的日記中終于對“交班”計劃有了明确的交代：
病中甚念外交與内政問題，如餘果病死……至内政問題，在“人和”為第一。如辭修繼任總統以後，惟一重要問題即行政院長與台省主席人選。餘認為目前隻有（周）至柔、（袁）守謙與經國三人中選擇之，此外以餘所知者皆不适也。
在這個假定他死後的“交班”計劃中，陳誠繼任“總統”，“行政院長”與台灣省主席二職則隻能在周至柔、袁守謙和蔣經國中三選二。蔣經國在三人之中資曆最淺，職位最低，而蔣将其與陳誠并列，囑咐“互諒互助，徹底合作”，顯然是竭力提升蔣經國的地位。
1965年，“副總統”陳誠憂郁多年因病去世，蔣經國“接班”的最大障礙消除。蔣介石選擇性情溫和、行事低調的嚴家淦擔任“副總統”兼“行政院長”。嚴家淦體會蔣介石旨意，保薦蔣經國出任“國防部長”，使其順理成章地掌控了台軍兵權。
1969年，國民黨“十全大會”通過《現階段黨的建設案》，提出要加緊推行黨政工作的全面革新。蔣介石将“全面革新”與蔣經國“接班”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通過政壇的“更新換代”，既能革新政風、鞏固國民黨的統治地位，又能為蔣經國接班鋪平道路。
時任“行政院副院長”的蔣經國利用“全面革新”，充分表現和展露了自己的政治才能。“全面革新”的主要内容有：一、推行“本土化”政策，延攬更多的台灣籍人士擔任“中央”及省級高級職務。二、推行“專業化”政策，大批技術型官僚進入權力核心。三、推行“年輕化”政策，大力提拔青年精英，逐步開始統治階層的改朝換代。四、在行政上，着意宣傳“十大革新”，突出标榜“廉能政治”，力除陋習弊政。蔣經國主導的這場革新被稱為“革新保台”，改造了不适應島内政治、經濟發展并且日益成為革新阻力的僵化保守的制度和官僚階層。與此同時，蔣經國在經濟上開展了以交通、重化工業、大型機械制造為主體的“十大建設”，為經濟持續發展奠定了基礎，改善了民生。
所有這些，為蔣經國增色不少，有人将“全面革新”視為“蔣經國時代”開啟的标志。實際上，這背後有暮年蔣介石在利用權威為蔣經國掃除保守障礙，“保駕護航”。蔣介石對蔣經國的栽培可謂不遺餘力，到晚年，他仍要求已年逾六十的兒子每年上交日記本給他批閱，以指導其處理政務的能力與品行。
1972年，蔣介石蟬聯第五屆“總統”，嚴家淦再次當選為“副總統”。此時，讓蔣經國正式走上政治前台的時機也已經成熟。嚴家淦“主動讓賢”，辭去“行政院長”兼職，提議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蔣經國從此時開始，在事實上掌握了台灣政局，台灣悄然進入“蔣經國時代”。
蔣介石苦心孤詣經營的“傳子計劃”，很有私心，有封建家天下意識。此計劃若從退台初期算起，到1972年已曆時20多個年頭，蔣經國在台灣政壇一個台階一個台階地走到最高層，曆練完整，能力出衆。陳誠逝世後，環顧台灣政壇，确實也無出蔣經國其右者。後來的曆史證明，蔣經國領着台灣确實走出了另一片天地。
晚年病況
讀蔣介石日記可以看出，他的身體狀況不算特别好，年幼時鄉村術士為其算命，說他活不過63歲。他年輕時常患病，中年後因安裝假牙，多吃軟食。1962年前列腺手術後，曾長期低燒昏迷，以緻他都留了遺書。進入80歲後，身體機能全面衰退是自然規律，而蔣在1969年7月又遭遇一場車禍，使其身心受到很大傷害。
當時，蔣介石的車隊向陽明山開去，速度極快，而一名軍官在參加完軍事會議後匆忙乘車下山，陰差陽錯地與蔣介石的車隊發生碰撞。在撞擊的一刹那，車内的蔣介石絲毫沒有準備，嘴巴、胸部和下體受到強烈撞擊。坐在蔣介石左側的宋美齡受傷更重，厲聲叫喊。車禍發生後，侍衛立即把蔣介石夫婦送到醫院急救。這次車禍令年逾八旬的蔣介石胸腔和心髒受創極重，而且心有餘悸。他曾對前來探訪的嚴家淦說過，這次車禍，“減我陽壽20年”。
1971年春天，蔣介石在一次小便時尿血。這是蔣介石前列腺手術後留下的後遺症，幾乎每逢春季，他都要犯這毛病。蔣官邸的洗手間内專門擺幾個空瓶子，隻要他一發現小便有暗紅色的血絲流出，就吩咐手下接血尿。但這年尿血後，蔣的整個身體機能衰退得很厲害，抵抗疾病的能力已相當衰弱，常患感冒。該年6月，蔣介石例行體檢報告中稱其腦動脈血管硬化，而他在自知來日無多後，再次留下遺囑：
審閱檢查身體報告書，腦動脈血管有硬化之象，自覺亦有所病也。如醫藥與休息無效，則國家後事應預作安排。經國乃可繼此複國任務，惟其為我父子關系，不願有此遺囑。但其能力為靜波（嚴家淦字——引者注）之助手，出任行政院長，則于公于私皆有益。望我黨政軍同志，以助我之心助彼完成我光複大陸之共同使命也。
該遺囑中已經明确要讓蔣經國出任“行政院長”，并由其領導完成“複國任務”，等于是說他死之後由蔣經國“接班”。
1972年，蔣介石出任第五任“總統”。當時他的身體已經相當虛弱。5月20日就職典禮時，官邸人員為做周全之策，在“總統府”大客廳中蔣介石和宋美齡站立的位置後邊擺上了一張沙發椅，可讓蔣挨着沙發椅站着，既可給他一個依靠，使他站着不會太吃力，又可防止其身體不支，突然跌倒。醫療小組還在會場後安放了氧氣瓶，以備急用。蔣介石自己也精心準備，對其本人當天的表現基本滿意：
上午舉行第五任總統就職典禮，朗誦文告，氣壯聲宏出乎意料外，其他行動如常。惟缺一點宣誓時未舉右手，微歉。
蔣介石是第五次“宣誓就職”，對程序了如指掌，但這次卻“宣誓時未舉右手”，嚴重違反了宣誓的禮儀，說明其确實有些老糊塗了。
就職儀式完成後，蔣的身體檢查報告顯示，他的心髒已經比之前更為擴大。醫生建議蔣介石停止一切對外活動，到一個完全封閉的環境中休息半年。在此前後，蔣介石堅持了57年每天寫日記的習慣，也因常手抖、病痛等原因隻寫數字，或幹脆不寫了。到1972年7月21日，蔣介石寫下了人生中最後一篇日記：
雪恥。今日體力疲倦益甚，心神時覺不支。下午安國來訪後，與經兒車遊山下一匝。
7月22日，蔣介石突然陷入昏迷，令官邸上下陷入緊張和恐慌。據侍衛回憶，宋美齡在傷心之餘，已做好了操辦後事的心理準備。
為醫治蔣介石，台灣當局在“榮民總醫院”開設了專用病房，并從美國請來了國際心髒科治療方面的權威專家。在“總統”醫療小組的全力搶救與盡心照料下，蔣介石在1973年元月奇迹般蘇醒過來。此後，蔣身體更為衰弱，因為手腳的萎縮和變形，在行動上有諸多不便。蔣介石的家人體貼入微，給病中的他不少安慰。宋美齡終日随侍在側，兒孫們也常來探視，忙于政務的蔣經國隻要在台北，“每日探病至少三次”。
在長期實行威權統治的地區，威權統治者的身體狀況是絕對的秘密與政治晴雨表。蔣介石卧病期間，外界不斷有一些關于他病情的謠傳。為安撫人心，穩定政局，蔣介石間或利用家族的活動亮相，以證明其尚健在。1973年後，蔣介石對外有四次露面，均由宋美齡一手策劃。
蔣介石的第一次露面是1973年7月其孫蔣孝勇結婚時。蔣沒有參加婚禮，但孝勇夫婦在完成婚禮後，按照家鄉奉化的習俗，前去給蔣介石奉茶。在發布新聞的同時，還配了新婚夫婦與蔣介石的合影。
第二次是同年11月，國民黨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後，由中央委員會秘書長張寶樹帶領全會的10位主席團成員，到“榮總”晉見蔣介石。
蔣介石的第三次曝光，是蔣孝武夫婦帶着年方周歲的蔣友松去士林官邸探望他時。那次的家族活動，對外發布了一張蔣家合影，證明蔣還“好好地”活在人間，以肅清當時台灣流傳的蔣已不在人世的謠言。
第四次曝光是1975年初，蔣介石接見即将離任的“美國大使”馬康衛。早在一二年前，馬康衛就向台灣“外交部”提出晉見請求，均以蔣身體不适被婉拒。面對馬康衛離職前的最後晉見請求，宋美齡考慮再三，決定還是安排接見。此舉不僅為打消坊間不必要的臆測，更因如果再對美國有失禮之處，對台美“邦交”會有負面效應。此次曝光是一次别無選擇的政治性亮相。
除了這四次對外曝光，有關蔣的病情從未在任何正式媒體上透露，這是國民黨控制言論的一個典型例證。
病逝孤島與遺願
1973年蘇醒後，蔣介石的身體似乎有所改善，但這不過是“回光返照”而已。對一個年近九十的高齡老人而言，身體機能全面退化，稍不小心，随時都有可能發生不測。而導緻蔣介石生命垂危的“最後一根稻草”，是對其實行的“肺髒穿刺手術”。
宋美齡為使蔣介石早日擺脫病痛困擾，“康複如前”，希望能尋找到一種“根本轉變病情”的醫療辦法。1975年初，她聽從友人建議，請一位美國胸腔專家為蔣診治。美國醫生檢驗後提出，蔣病因是肺髒有三分之二積水，最好立即進行肺部穿刺手術，将積水抽出，如此，心髒病将大為緩解。但台灣的專家們認為，此手術有太多的變數，很難掌握，一旦發生術後并發症，會有緻命的後果，何況蔣已88歲高齡，更不适合做這種穿刺手術。然而，宋美齡堅持己見，并說“我負全權責任”。
結果，穿刺術本身而言是成功的，蔣介石肺部的積水被順利抽出，但醫療小組專家所預料的術後并發症卻不幸出現了。蔣介石高燒不退，小便帶血，心電圖出現的心髒停跳頻率也愈來愈高，其間隔愈來愈短。據侍從副官們回憶，蔣自從“榮總”回到士林官邸後，每一兩個月也會在心電圖中出現心髒停跳的信号，但做完穿刺手術後，情況似乎更嚴重了，他的心髒警訊頻頻，一夕數驚。可以說，此次手術之後，蔣介石的生命很快就走向了盡頭。
1975年4月5日，蔣介石因病發性心髒病，病逝于台北，終年88歲。
台灣官方的醫療報告稱：4月5日，蔣介石突感腹部不适，泌尿系統失靈，醫生認為蔣的心髒功能欠佳，便施以藥劑使之排尿。傍晚20時15分，蔣入睡不久，病情便極度惡化。醫生發現蔣的脈搏突然轉慢，用緊急電話通知蔣經國。當蔣經國趕到時，蔣的心跳已不規則，血壓下降，情形甚危。醫生施行人工呼吸無效，轉而運用藥物和電極直刺入心肌，刺激心髒跳動，蔣的心髒與呼吸短暫恢複正常。但四五分鐘後，心髒再度停止跳動。23時50分，蔣介石雙目瞳孔放大，經搶救無效病逝。
蔣介石彌留之際，夫人宋美齡及長子蔣經國等家屬均随侍在側。蔣介石死時雖是深夜，“副總統”嚴家淦暨“立法”“司法”“考試”“監察”各院院長及有關高層人士，聞訊立即趕達官邸，瞻仰了蔣介石遺容，随後即将遺體移至榮民總醫院。
蔣介石有在預計将有不測之時留遺囑的習慣。晚年知其來日無多，數度寫下類似遺囑的文字。他最後的遺囑是在1975年3月29日口授，由秘書秦孝儀整理記錄的。4月5日蔣去世的當晚，這份經宋美齡、“副總統”暨五院“院長”簽字的遺囑，迅速由“行政院”新聞局交各傳播機構播告：
自餘束發以來，即追随總理革命，無時不以耶稣基督與總理信徒自居，無日不為掃除三民主義之障礙、建設民主憲政之國家艱苦奮鬥。近二十餘年來，自由基地日益精實壯大，并不斷對大陸共産邪惡展開政治作戰，反共複國大業，方期日新月盛。全國軍民、全黨同志，絕不可因餘之不起，而懷憂喪志！務望一緻精誠團結，服膺本黨與政府領導，奉主義為無形之總理，以複國為共同之目标，而中正之精神自必與我同志、同胞長相左右。實踐三民主義，光複大陸國土，複興民族文化，堅守民主陣營，為餘畢生之志事，實亦即海内外軍民同胞一緻的革命職志與戰鬥決心。惟願愈堅此百忍，奮勵自強，非達成國民革命之責任，絕不中止！矢勤矢勇，毋怠毋忽。
該遺囑自公布以來，便褒貶不一。有人認為蔣生前不會寫遺囑，他又是在睡眠中過世的，不可能完成遺囑，而且遺囑沒有蔣的簽字。很多人質疑遺囑的真實性，甚至說是蔣過世的當晚宋美齡逼着秦孝儀“補寫”的。但隻要了解蔣介石有留遺囑的習慣，生前各階段曾先後寫過不下10份遺囑，就不會有此質疑了。
蔣介石晚年雖已很少直接參與政治活動，但他死時身兼“總統”與國民黨總裁兩個最重要的職務，在台灣的權威與影響力無人能及，他去世的消息自然引起十分強烈的震撼。民衆聽聞蔣去世，皆驚愕不已，原定的各種假期活動遂自動取消，電影院等各娛樂場所則停止營業，各商店門前都下半旗志哀，民衆多佩戴黑紗。
4月9日中午，蔣介石的遺體奉移台北市“國父紀念館”靈堂，并于10日至14日開放靈堂，供民衆瞻仰遺容。據台灣報紙統計，五天内前往瞻仰蔣介石遺容者達250餘萬人。16日上午8時，在“國父紀念館”舉行蔣介石遺體大殓奉厝儀式，場面極為隆重。在遺體殓禮完成後，又由基督教牧師主持追思禮拜與證道。接着，蔣介石的靈車在2000多執绋人員的護送下，駛向其靈柩的暫厝地——慈湖。
慈湖行館是一座古色古香、雅潔樸素的中國傳統式建築，位于桃園縣大溪鎮福安裡。在蔥郁的青山圍繞中，湖面如鏡，映着山光，景色如畫。蔣介石生前非常喜歡這裡，在此建了行館，常來此小住，并囑咐在他死後靈柩暫厝此地。故蔣經國與宋美齡依此遺願，将其靈柩暫厝此處，并同時表示：“以待來日光複大陸，再奉安于南京紫金山。”
蔣介石一生漂泊，此時總算是有了歸宿，這是他不願意卻也不得不接受的結局。他一直隻把台灣當成是“反攻複國”的基地，是暫住之處，而最終卻隻能帶着無可奈何的“遺志”長眠于此。
抛除一切政治因素，作為一個老人，蔣介石的思鄉之情在晚年不斷加劇，日記中有許多對故鄉、親人的思念。因此，他最大的心願，如其生前所言：“日後光複大陸，中正生于斯長于斯，要将遺體移返南京，葬于中山先生之側。”或許這才算是他真正的遺願吧。
蔣介石去世，留下的政治遺産是蔣家王朝繼續統治的台灣。數十年來，蔣介石時刻叫嚣“反攻大陸”，一切行動也都圍繞這一中心展開，但遭受無數的失敗。蔣介石晚年意識到，“反攻大陸”根本就是無法實現的癡心夢想，要想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得以持久，唯有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他提出，施政“要處處為民衆着想，事事為民衆打算”。他晚年推動的“革新運動”，使台灣在内外交困險境中立足，渡過難關，國民黨在台灣的統治得以維持。
蔣介石及蔣經國始終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同各種分裂中國的陰謀及“台獨”勢力堅持不懈地進行鬥争，這使得兩岸統一仍有可能在未來實現。想必，這也是蔣介石的“政治遺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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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亮浙江大學曆史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