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族危機空前嚴重、中國人民苦難深重的黑暗年代，孫中山毅然抛棄和平改良的幻想，率先舉起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幟，持續發動和領導武裝鬥争，用暴力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統治，結束了延續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并在中華民國建立後為推翻封建軍閥的反動統治進行了不懈的鬥争。孫中山為實現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不屈不撓地奮鬥了一生，在長期的武裝鬥争中積累了豐富的軍事經驗，并通過理論升華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軍事思想，代表了中國近代軍事思想發展的新高度，為中國無産階級軍事思想的産生提供了有益的借鑒。在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50周年之際，重溫他一生豐富的軍事實踐活動和寶貴的軍事思想遺産，追尋他為實現“振興中華”的偉大理想而不懈奮鬥的光輝足迹，對激勵我們奮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中國夢，建設與我國國際地位相稱、與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相适應的鞏固國防和強大軍隊，具有重要的啟迪和借鑒作用。
孫中山的軍事實踐
孫中山先生畢生注重武裝鬥争，他的革命生涯大部分是在戎馬倥偬中度過的。毛澤東曾經指出：“從孫中山組織革命的小團體起，他就進行了幾次反清的武裝起義。到了同盟會時期，更充滿了武裝起義的事迹，直至辛亥革命，武裝推翻了清朝。中華革命黨時期，進行了武裝的反袁運動。後來的海軍南下、桂林北伐和創設黃埔，都是孫中山的戰争事業。”從曆史的發展來看，孫中山的軍事實踐活動大緻分為三個時期。
武裝建立民國時期
孫中山在青少年時期就受到太平天國起義、夏威夷人民反抗美國吞并的鬥争及西方民主革命運動的影響，時常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孕育了“改良祖國，拯救同群”的宏大志向。在1883年至1885年間的中法戰争中，清政府在戰場形勢有利的情況下簽訂了屈辱的不平等條約，充分暴露了其昏聩無能，激發了孫中山的革命意識。他後來回顧說：“予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此後孫中山聯絡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士，如陸皓東、鄭士良、陳少白、尤列、楊鶴齡、楊衢雲、謝缵泰、程奎光、程璧光等人，多次商議組織革命團體事宜，開始從事反清革命活動。1893年冬在廣州城南廣雅書局南園的抗風軒“議盟”時，孫中山提出了“驅除鞑虜，恢複華夏”的鬥争口号，明确表示了武裝推翻清朝統治的政治主張。為了開展武裝鬥争，孫中山還曾在醫院實驗室裡學習并試驗制造炸彈的技術。1894年上書李鴻章的失敗和清政府在甲午戰争中的一敗塗地，使孫中山進一步認識到，依靠清廷不可能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實現國家的富強，“和平之法無可複施”，“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強迫”；要救國就必須推翻清朝的腐朽統治。從此，他斷然抛棄和平改良的幻想，義無反顧地走上了武裝革命的道路。
1894年11月，孫中山在美國檀香山建立了革命組織興中會，提出了“驅除鞑虜，恢複中華，創立合衆政府”的革命綱領。1895年2月，孫中山到香港建立興中會總部，積極籌備發動反清武裝起義，把以“反清複明”為宗旨的會黨武裝作為起義的基本力量，也聯絡了部分綠林、遊勇、防營和水師官兵，決定于1895年10月利用重陽節之機在廣州舉行武裝起義。因起義計劃洩露，這次起義尚未發動就被清政府鎮壓，陸皓東、程奎光等人被捕犧牲。孫中山遭到清政府通緝，被迫流亡海外。
1900年，義和團運動席卷華北，帝國主義的八國聯軍發動侵華戰争。為了挽救民族危亡，孫中山派鄭士良等率領會黨武裝在廣東惠州再次發動武裝起義，起義軍為取得海外接濟向廈門進軍，連戰皆捷，在半個月時間内由600餘人迅速發展到2萬多人，但終因遭到清軍優勢兵力的圍攻，糧械不繼、彈盡援絕而失敗。孫中山并不氣餒，繼續堅持鬥争，探索救國道路。
1905年8月，孫中山與黃興、宋教仁等人聯合興中會、華興會和光複會等革命團體，在日本東京成立中國同盟會。孫中山被一緻推舉為同盟會總理，成為公認的革命領袖，他提出的“驅除鞑虜，恢複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被确定為同盟會的政治綱領。11月，孫中山在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發刊詞中進一步把16字綱領闡發為民族、民權、民生三民主義。同盟會是統一的全國性的革命組織，實現了革命力量的大聯合，為廣泛開展武裝鬥争奠定了重要的組織基礎。
同盟會成立後，孫中山一方面領導革命黨人深入開展與康有為、梁啟超等保皇黨人的思想論戰，另一方面把主要時間和精力投入到策劃和指導反清武裝起義的實踐之中。孫中山和黃興、章太炎等制定了《革命方略》，為各地舉行起義、奪取政權、建立共和制，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針、政策和原則，強調建立一支貫徹同盟會綱領、由同盟會領導的國民軍，以期通過武裝革命實現其政治主張。從1907年到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前，孫中山在廣東、廣西、雲南邊境連續組織了八次武裝起義，即廣東潮州黃岡起義、惠州七女湖起義、欽（州）廉（州）防城起義、廣西鎮南關起義、欽州馬笃山起義、雲南河口起義、廣州新軍起義和著名的黃花崗起義。其中在鎮南關起義中，孫中山甚至親自據守炮台，堅持與清軍作戰。雖然這些起義都以失敗告終，但擴大了革命的影響，促進了革命高潮的到來。
在孫中山革命思想的影響下，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軍中的革命黨人發動武昌起義，迅速占領武漢三鎮。各地紛紛響應，各路英勇奮戰，清王朝的反動統治在席卷全國的辛亥革命風暴中土崩瓦解。1912年1月1日，以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的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南京臨時政府雖然隻存在了三個月，但在孫中山主持下頒布了許多充滿民主共和精神的政策法令，并制定了具有資産階級共和國憲法性質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在軍事方面，南京臨時政府設立了陸軍部和海軍部，頒布了統一軍隊體制編制、實行軍銜制等法令法規，緻力于建設一支現代化的國防軍。所有這些，都充分體現了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除舊布新、矢志共和的不懈追求。
武裝保衛民國時期
辛亥革命的勝利果實被袁世凱篡奪後，中國進入北洋軍閥統治的時期。孫中山一度認為民族民權革命任務已經完成，但北洋軍閥的倒行逆施使他很快醒悟過來，重新舉起武裝鬥争的旗幟，為保衛民國進行了不懈的鬥争。
1913年初，由同盟會聯合幾個小黨組成的國民黨在國會選舉中獲勝，國民黨代理事長宋教仁希望憑借國會多數席位組織責任内閣。袁世凱感到自己的獨裁權力受到嚴重威脅，遂于3月派刺客暗殺了宋教仁。正在日本訪問的孫中山立即回國，主張迅速發兵讨伐袁世凱。但由于國民黨内部意見不一緻，讨袁戰争遲遲未能發動。袁世凱在得到帝國主義列強支持後，先下手為強，于6月下令免去國民黨人江西都督李烈鈞、廣東都督胡漢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的職務，并派兵南下，發動了反革命内戰。國民黨人被迫倉促應戰，發動了讨袁的“二次革命”。由于國民黨内部渙散，“二次革命”不到兩個月就失敗了。孫中山、黃興被迫再次逃亡日本，國民黨掌握的地方政權全部喪失。
1911年10月11日，中華民國湖北軍政府成立
袁世凱在鎮壓“二次革命”後，逆曆史潮流而動，一步又一步地加強專制獨裁統治，于1915年12月公然宣布複辟帝制。蔡锷等人在雲南發起護國戰争，進軍四川和廣西、湖南，取得了重大的勝利。孫中山領導中華革命黨積極投入反袁護國鬥争，積極策動廣東、福建、湖北、四川、安徽和東北等地的武裝起義。居正率領的革命黨人在山東攻克十餘座縣城。各地紛紛響應，雲南、貴州、廣西、廣東、浙江、陝西、四川、湖南先後宣布獨立。在全國人民的反對聲浪中，衆叛親離、内外交困的袁世凱被迫取消帝制，不久憂病而死。
袁世凱死後，以段祺瑞為首的皖系軍閥控制了北京政權。1917年7月，段祺瑞在趕跑制造複辟鬧劇的張勳後，通電拒絕恢複《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和國會，并派北洋軍進攻湖南，推行武力統一政策，開展各種武裝鬥争。孫中山舉起“護法”旗幟，聯合一部分國會議員和桂系陸榮廷、滇系唐
繼堯等西南軍閥，于8月在廣州召開國會非常會議，建立中華民國軍政府，當選為軍政府大元帥，随即宣布出師北伐，發動護法戰争。但不久孫中山受桂系軍閥排擠，憤然辭職離開廣州，護法戰争失敗。孫中山看到護法軍政府完全被軍閥所控制，沉痛地認識到：“吾國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與北如一丘之貉。雖号稱護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
1920年8月，孫中山命令援閩粵軍總司令陳炯明率部回粵，驅逐了盤踞廣州的桂系軍閥勢力。1921年4月，在廣州召開的國會非常會議決定重建中華民國政府，選舉孫中山為非常大總統。孫中山再次舉起“護法”旗幟，于12月在桂林設立大本營，準備由桂入湘，北上讨伐直系軍閥曹锟、吳佩孚。1922年3月，因湖南軍閥趙恒惕拒絕北伐軍過境和陳炯明暗中牽制，孫中山決定改道贛南北伐。北伐軍于1922年6月占領贛州，直逼吉安、南昌。正當北伐節節勝利之際，陳炯明在廣州發動武裝叛亂，炮轟總統府和孫中山在觀音山的住所粵秀樓。孫中山避居永豐艦，親率海軍艦隊與叛軍交戰50餘天，終因勢單力薄，被迫退避上海。北伐軍奉命回師讨伐陳炯明，在韶關一帶作戰失利，不得不向江西、湖南退卻。陳炯明的叛變使孫中山認識到，舊軍隊都是不可靠的，要想使革命事業成功，必須從根本上改造舊軍隊，建立一支新型的革命軍隊。
國民革命時期
1923年初，孫中山策動滇、桂軍驅逐了陳炯明叛軍。2月孫中山返回廣州，3月建立了名為陸海軍大元帥大本營的廣州革命政府，就任大元帥，恢複了廣東革命根據地。此後，孫中山親自領導和指揮了平定沈鴻英叛亂、擊退陳炯明叛軍、鎮壓廣州商團叛亂的軍事鬥争，使廣東革命根據地得到初步的鞏固和發展。1924年9月，孫中山乘江浙戰争爆發之機，又一次在韶關誓師北伐。北伐軍進軍贛南，攻克了贛州，後在敵軍兩面夾攻、後援受阻的情況下，撤退到贛粵邊界一帶。
經曆數次實踐的教訓，促使孫中山高度重視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和蘇聯紅軍建設的經驗，對自己往昔鬥争的失敗作了深刻反省，也通過五四運動和早期工農運動對人民群衆的力量有了新的認識。在共産國際代表和中國共産黨的幫助下，孫中山對國民黨進行了改組，吸收共産黨員加入國民黨，邀請蘇聯顧問并仿照蘇聯紅軍的軍事制度創建國民革命軍。
1924年1月，孫中山在廣州主持召開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對三民主義作了新的解釋，正式确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國民黨一大的召開，标志着國民黨改組的完成和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正式形成，為掀起國民革命的新高潮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和組織基礎。
國民黨一大期間，孫中山于1月24日下令在廣州黃埔島籌建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即黃埔軍校。同年6月16日，黃埔軍校正式開學。孫中山聘請加倫等蘇聯紅軍将領為軍事顧問，任命廖仲恺為軍校黨代表，蔣介石為校長，自兼軍校總理。黃埔軍校在孫中山親自指導下，汲取蘇聯紅軍的經驗，采取軍事與政治并重、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教育方針，培養革命骨幹。孫中山在黃埔軍校開學典禮上的演說中明确指出：開辦黃埔軍校，“就是要從今天起，把革命的事業重新來創造，要用這個學校内的學生做根本，成立革命軍”。
為了貫徹他的辦學宗旨和目的，孫中山在軍校采取了兩項重要措施：一是建立黨代表制度。黨代表擁有與校長職權并行的領導權，負責指導、監督校内各項工作。校長的命令和學校的各種文件，必須由黨代表的副署才能生效。在必要時，黨代表還有權制止軍事長官的命令。黨代表的權能在于保證黨的主義、方針和政策得到貫徹執行，防止革命軍隊蛻變成個人獨裁專制的工具。二是建立政治機關，選派忠實可靠的人擔任政治部主任。政治機關的責任是開展政治宣傳和思想教育工作，訓練基層政治工作人員。周恩來領導的黃埔軍校政治部在軍隊思想工作和政治建設方面作出了開拓性的貢獻。從事政治工作的絕大部分是共産黨員和國民黨左派分子，他們講解新三民主義，宣傳反帝反封建思想，進行革命精神和紀律教育，從而增強了黃埔學生軍的戰鬥力和為主義奮鬥的自覺性。軍校除開設政治課程之外，還特邀校外名人毛澤東、譚延闿、何香凝、魯迅、張太雷等來校作專題講演，通過讨論會、演講會、報刊、學生社團等多種活動方式提高學生的政治素質，形成了“軍政并重”的教育特色。黃埔軍校成績斐然，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軍事人才。
為保衛廣東革命根據地和準備北伐，孫中山在黃埔軍校第一期學員還未畢業時，就開始了組建革命軍的工作。1924年10月，他在給蔣介石的信函中要求：“練一支決死之革命軍。其兵員當向廣東之農團、工團并各省之堅心革命同志招集，用黃埔學生為骨幹。”根據孫中山的指示，黃埔軍校建立了兩個教導團。11月，孫中山下令将教導團改稱“黨軍”，親任總理。這支黨軍的各級指揮員大都由軍校師生擔任，團、營、連三級均設有黨代表，大多數是共産黨員。此後，還在以教導團為主力的東征軍中建立了政治機關。與此同時，孫中山還要求把蘇聯援助的一批武器全部用來裝備黨軍。由于采取了這些有力的措施，教導團成為一支士氣高昂、戰鬥力極強的革命軍隊，1925年3月在第一次東征的棉湖之戰中，擊潰了陳炯明部主力萬餘人的進攻，受到加倫将軍的高度贊揚。以黃埔師生為骨幹的教導團和國民革命軍，無論是在平定廣州商團叛亂，消滅滇桂軍閥，還是在東征、北伐中，都展現了與舊軍隊迥然不同的新面貌，所向披靡，戰無不勝，攻無不克，建立了赫赫功勳。毛澤東曾經對此給予充分肯定，他指出：“那時中國共産黨和國民黨合作組織新制度的軍隊，在開始時候不過兩個團，便已團結了許多軍隊在它的周圍，取得第一次戰勝陳炯明的勝利。往後擴大成為一個軍，影響了更多的軍隊，于是才有北伐之役。”
孫中山的軍事思想
孫中山先生一生與革命戰争相伴，曾多次發動和領導武裝起義和革命戰争，積累了豐富的軍事鬥争經驗。他一生著述宏富，留下了大量的函劄、文稿、電報、演說，其中的許多内容涉及軍事方面。他以革命家、政治家的睿智和遠大眼光，對軍事問題作了許多精辟的、創造性的論述，形成了富有時代特色、比較完整的軍事思想，在中國近代軍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總的來看，孫中山的軍事思想包括四個方面的内容。
戰争觀的思想
孫中山戰争觀的思想，主要是在創立三民主義學說時提出，并在爾後的革命鬥争中不斷發展的。其内容涉及戰争的根源、戰争的性質、戰争的目的、戰争與政治、戰争與經濟、戰争與民衆、戰争與和平等一系列重要問題。
第一，戰争的根源和性質。孫中山認為，戰争是有階級性的，國際間的戰争是由資本主義列強争奪領土和霸權引起的。早在1904年日俄戰争爆發後不久他就指出，這場戰争“隻不過是在中國問題上利害有關系各國間勢力将發生一系列沖突的開端”，是“争奪亞洲霸權的國家之間”的戰争。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他又指出：“這次大戰争所以構成的原因：一是撒克遜民族和條頓民族互争海上的霸權，二是各國争領土。”孫中山将列強争霸視為世界戰争的根源，與同一時期列甯所提出的論斷非常接近。孫中山進一步分析了資本主義社會戰争的階級根源，認為“資本家有了機器，靠工人來生産，掠奪了工人的血汗，生出貧富極相懸殊的兩個階級。這兩個階級常常相沖突，便發生階級戰争”。這種認識十分接近馬克思主義的戰争觀。孫中山明确指出，帝國主義是國際間戰争和中國内戰的總禍根。中國長期以來都是西方資本主義列強侵略的對象，“強鄰如虎，各欲吞食我國”。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侵略造成中國嚴重的國防危機和戰争不斷。孫中山指出，戰争作為一種暴力行為，有正義與非正義之分。“革命需要用軍隊之故，乃以之為手段，以殺人為救人”，是正義的戰争。與此同時，他還提出反對帝國主義戰争和贊成被壓迫階級解放戰争的觀點。這表明孫中山對戰争的認識已經遠遠超過了同時代的資産階級革命家。
1911年12月29日，17省代表在南京舉行正式選舉臨時大總統會議。候選人為孫中山、黃興、黎元洪，每省有一票投票權。選舉結果，孫中山得16票，黃興得1票。孫中山以超過投票總數三分之二的得票數，當選為臨時大總統。圖為參加選舉的各省代表合影第二，革命戰争的目的及與和平的關系。孫中山認為，革命戰争的目的是為民族生存而戰，為社會進步而戰，為人類的和平而戰。對内而言，革命戰争是“為人道作幹城，為進化除障礙”。清政府對内壓迫剝削人民，對外喪權辱國，“窮兇極惡，今已貫盈”，革命黨人發動反清武裝起義，是為
了“驅除鞑虜，光複我民族的國家”，“以建國民政府”。中華民國建立後，封建軍閥成為社會進步的障礙，革命黨人發動讨袁鬥争、護法戰争，是為了“推翻不良的政府，趕走一般軍閥官僚”。對外而言，要“以戰止戰”，以正義的民族自衛戰争制止非正義的侵略戰争。孫中山強調：“對于國外之侵略強權，政府當抵禦之。”鑒于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勾結在一起壓迫中國人民，孫中山認識到革命戰争對内對外的目的一緻性，指出“北伐之目的，不僅在推倒軍閥，尤在推倒軍閥所賴以生存之帝國主義”。孫中山認為，戰争與和平的關系是“能戰而後能和”，且“戰必期于不敗，乃能言和”，正義戰争是争取和平的手段。
第三，戰争與政治的關系。孫中山認為，戰争是為實現政治目的服務的，武力與外交是國家推行政策、實現政治目的的基本手段，“國與國遇，用外交手段與用戰争手段，均為行其政策所不可阙者”，“凡國家之政策既定，必先用外交手段以求達其目的，外交手段既盡，始可及于戰争”。孫中山的這一思想，與列甯“戰争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的思想不謀而合。孫中山認為，由于戰争和外交都是實現國家政治目的的手段，中國抵抗外敵侵略，應該軍事手段和外交手段并用，積極通過外交建立國際間的聯盟，防止在國際上處于孤立境地。
第四，戰争與經濟的關系。孫中山領導革命戰争的實踐，深切體會到經濟力量的重要。他指出：“中國今日之革命，純視經濟力為轉移，經濟力大，則成功速，經濟力少，則成功遲；若無經濟力，則直不能革命。”經濟是戰争賴以進行的物質基礎，要進行戰争并取得勝利，沒有一定的經濟基礎是不行的。因此，孫中山領導國内武裝起義、選擇起義地點時，首先考慮的是經濟因素。他多次在廣東發動武裝起義，就是因為廣東經濟發達，便于海外接濟。孫中山認為，經濟力是構成戰鬥力的重要因素，“近世戰鬥之力，每以金錢為限”，并曾把黃花崗起義失敗的原因歸結為“金錢不足”。後來孫中山修正了這個觀點，提出：“精神與物質相輔為用”，“全無物質亦不能表現精神，但專恃物質，則不可也”。孫中山認識到戰争不僅依賴于經濟，而且對經濟具有反作用。他多次抨擊封建軍閥制造戰禍、荼害人民的罪行，指出封建軍閥割據混戰，造成“民生日以凋敝，物力日以艱難”。與此同時，孫中山也承認戰争對經濟發展有暫時的刺激作用，但他認為這種刺激是得不償失的，是以犧牲人民的生活需要為代價的。因此，孫中山主張戰争結束後應該将軍事工業迅速地轉為民用工業，促進國民經濟的發展。
第五，戰争與民衆的關系。孫中山在早期的軍事鬥争中，先是依靠會黨，繼而依靠新軍，在反對北洋軍閥的鬥争中又主要依靠與西南軍閥的結盟。在經曆了多次武裝鬥争的失敗後，到晚年他受俄國十月革命勝利的影響，從五四運動以及中國共産黨領導的早期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中，認識到人民群衆中蘊藏的巨大革命力量，對戰争與人民群衆的關系産生了新的認識。孫中山指出：戰争的勝利“若單獨倚靠兵力，是不足靠的”，更重要的是依靠“人民之心力”，“要用人民之心力以奮鬥”。“人民之心力與兵力，二者并行不悖”。而兵力又必須“以人民之心力做基礎，為最足靠”，沒有人民心力做基礎，“雖有兵力，亦不足恃”。戰争要取得勝利，“必先得民心”。總之，戰争應由單純依靠武力轉變為依靠以人民群衆為基礎的“武力與國民的結合”，進而做到“使武力為國民之武力”。
軍事戰略思想
孫中山在長達30年的軍事生涯中，不斷地調整軍事鬥争的戰略策略，形成和發展了堅持武裝革命、建立革命根據地和北伐統一全國等戰略思想。
第一，堅持武裝革命。作為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比較早地認識到暴力革命對于改造中國社會的重要性。他在建立興中會時提出的“驅除鞑虜，恢複中華，創立合衆政府”的16字綱領，就是要用暴力手段反對清朝壓迫，反對封建君主專制，建立資産階級共和國。孫中山指出：改革中國，“除非在行政的體系中造成一個根本的改變，局部的和逐步的改革都是無望的”。在與康有為、梁啟超為代表的保皇黨人的思想論戰中，孫中山進一步闡述了隻有暴力革命才是挽救民族危亡、振興中華的唯一出路，痛斥了保皇派替清政府辯護、反對暴力革命的荒謬論調，堅決主張進行推翻清政府的民主革命鬥争。此後，孫中山無論是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都始終堅持進行武裝革命的基本戰略思想，發動和領導了推翻清政府的辛亥革命，以及反對封建軍閥的一系列武裝鬥争，并在鬥争的實踐中不斷發展武裝革命的理論。1919年5月28日，孫中山在上海發表“護法宣言”，表示改造中國的方法隻有革命；同時強調，必須經過武裝鬥争重新創造一個國民所有的新國家。
第二，建立革命根據地。孫中山對建立革命根據地問題十分重視。早在1897年制定反清革命方略時，他就提出，必須派遣“我同志之士相率潛入内地，收攬所在之英雄，先據有一二省為根本，以為割據之勢，而後張勢威于四方，奠定大局”。孫中山認為，武裝鬥争開始時，必須先找到一個立足點，造成一個武裝割據的局面，然後以此為基地，發展革命勢力。“不先擇定一地，則無由定經略之策也。”對于革命根據地的作用，孫中山作了一個生動的比喻：“有一起點，即如置一星之火于枯木之山矣，不必慮其不焚也”，星星之火就能造成革命的燎原之勢。他認為，革命的起點必須選擇得當，“蓋起點之地，不拘形勢，總求急于聚人，利于接濟，快于進取而矣”。這就是說，革命的起點必須具備三個條件：能迅速集合一支武裝力量；便于接濟武器裝備、軍饷物資；起義之後能迅速地形成進取态勢。在比較各地的優劣短長後，孫中山提出攻取廣東、廣西、雲南三省為革命根據地，“以廣東為最善”，其原因就是廣東有利于革命黨“聚人”“接濟”和“進取”。在這一戰略思想指導下，孫中山先後在粵、桂、滇邊境發動了六次較大規模的武裝起義。在保衛民國的護國戰争和護法戰争中，孫中山仍然全力經營廣東。經過與各派軍閥和反動勢力的反複較量，才使以廣州為中心的廣東革命根據地得以鞏固，為北伐戰争創造了條件。
第三，北伐統一全國。孫中山的北伐思想與建立革命根據地的思想是緊密聯系為一體的，他認為在南方建立革命根據地隻是實現革命目标的第一步，“統一中國，非出兵北伐不為功”。為此，孫中山在确立武裝革命、建立根據地的戰略思想的同時，把北伐統一全國視為實現革命目标的必然步驟，并制定了相應的計劃，不遺餘力地策動和領導了多次北伐。興中會成立之初，孫中山便着手奪取廣州的武裝起義之籌備，并制定了北搗清廷的計劃。1897年，孫中山進一步将他的戰略思想概括為“侵三江踞兩湖直搗幽燕”。1907年後，孫中山在粵、桂、滇邊境發動了多次武裝起義，每次都設想“長驅以定兩廣，出師湘鄂”。南京臨時政府建立後，孫中山也曾下令出兵北伐，後因南北議和告成而取消。1921年4月，孫中山第二次在廣州建立革命政府。同年10月，他向南方革命政府的非常國會提交了“北伐案”并獲得通過。在此前後，孫中山基本确定北伐戰争實行“分兵出擊，突破中路”的戰略方針，其基本要點有三：一是合西南全力攻之，即聯合滇黔川等各路人馬共同完成北伐大業；二是移師湘境，中路突破；三是分道出兵，會師武漢。盡管這次北伐因陳炯明叛變而中途夭折，但“分兵出擊、突破中路”的戰略方針及具體進軍路線都對1926年的北伐戰争産生了深刻的影響。
軍隊建設思想
孫中山對掌握武裝的認識，經過聯絡會黨、運動新軍、利用軍閥階段，直到晚年才認識到借他人力量終不可靠，要建設新國家，必須建立一支革命軍。1924年，孫中山在共産國際代表、蘇聯顧問和中國共産黨幫助下，認真學習蘇聯紅軍建軍經驗，提出了一系列比較進步的建軍方針和原則。
第一，把三民主義作為革命軍隊的靈魂。早在1905年，孫中山在籌建國民軍的規劃中就強調，對三民主義持“矢信矢忠，有始有卒”的堅定信念，是參加國民革命的起碼和第一條件。他還強調，革命軍必須具有全軍一緻信仰、追求的“主義”。所謂“主義”，既是指進步的社會理想和學說，又特指他的三民主義。他曾以有無主義來區分軍隊與政治團體的根本性質，有主義的軍隊是為民族、國家而打仗的正義之師，沒有主義的軍隊隻能是被金錢、權勢所驅使的暴力工具。因此，孫中山視主義為根本：“如果我們的兵士都知道革命主義，便變成了革命軍。”三民主義不僅是國民黨的政治理想，也是建立民國進而實現大同的思想指南；革命軍隊成為國民革命先鋒的曆史責任、革命軍人的品質作風和力量源泉，都基于對三民主義的忠誠。當然，這時的三民主義是經過孫中山重新解釋的新三民主義。
第二，實行“以黨治軍，以軍固黨”的建軍指導原則。孫中山認為：“黨與兵實相依為命，兵出于黨，無黨即無兵，黨賴于兵，無兵即無黨。”“往者吾黨之失敗，由于黨自黨，兵自兵，此後吾人萬不可再蹈覆轍。”為了建立一支由國民黨完全掌握的“黨軍”，孫中山仿照蘇聯共産黨和蘇聯紅軍的軍政制度，實行“以黨治軍，以軍固黨”的建軍指導原則，确立黨對軍隊的領導地位。“以黨治軍”的主要措施是：建立黨代表、政治部、黨部三重領導體制，建立起革命的政治工作制度，以保證國民黨對軍隊的領導權。毛澤東曾對此給予高度評價，他指出：“那時軍隊設立了黨代表和政治部，這種制度是中國曆史上沒有的，靠了這種制度使軍隊一新其面目。1927年以後的紅軍以至今日的八路軍，是繼承了這種制度而加以發展的。”
第三，實行“武力與國民相結合”和“國民之武力”的兩步戰略。孫中山認為，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偉大事業，“必恃全國農夫工人之參加，然後可以決勝”。因此，他主張中國革命必須“第一步使武力與國民相結合，第二步使武力為國民之武力。國民革命必于此時乃能告厥成功”。“武力與國民相結合”，既強調了革命軍隊在國民革命中的先鋒作用，也包括了武裝工農群衆的策略。孫中山還很重視發動工農群衆，壯大革命力量。他号召工人、農民成立革命團體，組織工團軍、農團軍。在東征、北伐和平定廣州商團叛亂的戰鬥中，這些武裝的工農組織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使武力為國民之武力”的思想，反映出孫中山對戰争的本質認識不斷深化，體現了他依靠人民進行革命戰争的思想。盡管孫中山沒能完成這一曆史使命，但他的建軍理念為中國革命戰争留下了一筆寶貴的思想遺産。
國防建設思想
孫中山是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也是探索中國國防現代化建設道路的先驅。他注重把握世界大勢的發展，着眼抵抗外來侵略和威脅，對加強國防建設提出了許多具有前瞻性、創新性的設想，并努力付諸實踐。
第一，統一軍制。孫中山認為，中國軍制分歧錯亂，嚴重削弱了國防力量，主張統一軍制以加強國防。首先是建立中央統一的軍事指揮系統，統一調度和指揮各方軍隊，使軍隊“盡歸中央管理”，消除各地軍閥、都督割據一方、擁兵自重的局面。其次是統一軍隊編制。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孫中山于1912年1月16日以臨時大總統身份批準頒布了陸軍編制表，将清末新軍的名稱全部摒棄，陸軍各建制單位名稱改為國際通行的軍、師、旅、團、營、連、排、班。至孫中山解職止，臨時政府已整編有21個師的陸軍。再次是實行現役和預備役制度，以加強軍隊的戰鬥力和國防的後備力量。
第二，建設陸海空立體化國防。孫中山根據中國“陸界綿長”的特征，提出了“二線防衛論”和“五大軍區設防”的陸防構想，提出“為保障陸權，除賴有精良和嚴整的陸軍外，尚須注意分區防守”，主張在邊境設國防第一線，距國界稍遠内地設國防第二線，除行政區域外，設置東北、蒙古、西北、康藏、西南五個軍區，獨立處理軍事。他還主張向這些地區移民，使軍人安置、開發邊疆與鞏固邊防等舉措相得益彰。
基于近代中國有海無防、屢遭海上入侵的教訓，孫中山把海軍的現代化放在突出的位置，認為“由于世界大勢變遷，國力之興衰強弱，常在海上而不在陸，其海上權力優勢者，其國力常占優勢”。為此，他明确提出“興船政以擴海軍，使民國海軍與列強齊驅并駕，在世界稱為一等強國”的目标，主張從艦械購造、人才培養、軍港建設三方面加強海軍建設。南京臨時政府成立時就組建了海軍部，以起義的清王朝巡洋、長江兩艦隊所屬艦船為基礎，建立了一支包括34艘艦隻的近代海軍。
早在世界航空興起之初，孫中山就敏銳地覺察到：“飛行機為近代軍用之最大利器。”1910年，孫中山指示旅美同盟會員組織有志青年學習飛機制造和飛行技術。他認為，“自航空機參加戰鬥序列後，在國際主權之劃分言之，往昔戰争之領土、領水，今有領空之劃分”；“保衛國家領空權即是捍衛國家神聖主權”；“欲因應現代國防上的需要，非擴充空軍力量不為功”。為此，他提出了“航空救國”的思想，主張建立軍事航空力量，并通過多種途徑培養航空人才，建立航空組織。辛亥革命爆發後，革命軍控制的武昌、上海、廣州、南京都督府先後成立了四支航空隊。孫中山在廣州領導革命政府期間，先後設立航空處、航空局，将航空力量置于統帥部直接領導之下。
第三，實行精兵政策。孫中山認為軍隊應當精幹，主張将操練不勤、老弱無用者盡行裁撤，留得“強壯者訓練純熟，使之成軍”；同時實行“工兵”政策，對軍隊下級軍官和士兵進行農業及職業教育，退出現役後能夠就業，不緻成為散兵遊勇。他還主張将募兵制改為征兵制，把國民當兵“定為義務，兩年一易”，使每一國民不僅能享受國家權利，也能為國家盡義務。
第四，發展國防經濟。孫中山注重國防與民生兼顧，将國防建設同國家的經濟建設聯系起來考慮。他認為，國防對于經濟有很大的依賴性，沒有強大的經濟基礎，就沒有強大的國防。因此，他主張“須極力振興實業，講求民生主義，使我五大族人民，共浚富源，家給人足，庶民生有賴，而租稅有所自出，國家歲入，日漸增加，則練兵之費，既有所取，教育之費，亦有所資”。孫中山兼顧國防與經濟的思想在《實業計劃》中進一步具體化，諸如鐵路分區建設、六大鐵路路線的設計，三大海港的設想，以及疏通河道水系，開發礦源，移民實邊、軍港要塞建設、兵工場擴建等，無不以國防為着眼點。
第五，普及國防教育。孫中山認為，國防的鞏固不能僅僅依靠軍隊，還要依靠全體國民，必須大力加強國防教育，提高全體國民的國防意識和國防素質。孫中山強調指出，中國長期以來重文輕武，造成民風過于優柔，不能适應現代國防的要求。他呼籲各界人士“發憤為雄，研究軍學，使四萬萬同胞均有尚武之精神，使中華民國富武力之保障”。他還強調，應在全國學校中，特别是大中學校中普及國防教育，提高全體學生的軍事素質，增強國防觀念，樹立為國犧牲的愛國精神。他在《國防計劃》中提出的“指導國民研究軍事學問之研究”，“獎勵國民關于國防物質科學發明之方略”，以及訓練4000萬國防人才的計劃等，都體現了普及國防教育的思路和舉措。■
作者系十二屆全國政協常委，軍事科學院原副院長、研究員，中将軍銜，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