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離開過伊斯坦布爾—沒離開過童年時代的房屋、街道和鄰裡。雖然我住過别的城區，但50年後，我發現自己回到帕慕克公寓，我最早的相片在這兒拍攝，也是母親最早抱着我看世界的地方。
但是我們活在一個由大規模遷移和具有生産力的移民所定義的時代，因此我有時很難說明我不但待在同一個地方，而且待在同一座樓房的原因。
康拉德、納博科夫、奈保爾—這些作家都因曾設法在語言、文化、國家、大洲甚至文明之間遷移而為人所知。離鄉背井助長了他們的想象力，養分的吸取并非通過根部，而是通過無根性；我的想象力卻要求我待在相同的城市，相同的街道，相同的房子，注視相同的景色。伊斯坦布爾的命運就是我的命運：我依附于這個城市，隻因她造就了今天的我。
福樓拜在我出生前102年造訪伊斯坦布爾，對熙熙攘攘的街頭上演的人生百态感觸良多。他在一封信中預言，她在一個世紀内将成為世界之都。事實卻相反：奧斯曼帝國瓦解後，世界幾乎遺忘了伊斯坦布爾的存在。我出生的城市在她2000年的曆史中從不曾如此貧窮、破敗、孤立。她對我而言一直是個廢墟之城，充滿帝國斜陽的憂傷。我一生不是在對抗這種憂傷，就是像每個伊斯坦布爾人一樣，讓她成為自己的憂傷。
我們一生當中至少都有一次反思，帶領我們檢視自己出生的環境。我們何以在特定的這一天出生在特定的世界這一角？我們出生的家庭，人生簽牌分派給我們的國家和城市—都期待我們的愛，最終，我們的确打從心底愛她們—但或許我們應當得到更好的人生？我有時認為自己不幸生在一個衰老貧困的城市，湮沒在帝國遺迹的餘燼中。但我内心的某個聲音總堅信這其實是件幸運的事。我不願抱怨，我接受我出生的城市猶如接受我的身體和性别。這是我的命運，争論毫無意義。
土耳其語當中有個特殊時态，讓我們得以把傳言和親眼看見的東西區分開來。我們在講述夢境、神話或無法目睹的往事時使用這個時态。此種區分方便“憶起”我們最早的人生經驗、我們的搖籃、我們的嬰兒車、我們的第一次學步，聽父母講述的故事，我們就像聽他人的奇聞轶事般津津有味。這種甜美的感覺猶如在夢中看見自己，但我們卻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一旦深印腦海，他人對我們的往事所作的陳述，到頭來竟比我們本身的回憶重要。而正如從他人口中得知自己的生活，我們也讓他人決定我們對所居城市的了解。
有時我把他人對我和我的城市所作的陳述當成自己的故事，那些時候我總忍不住要說：“聽說我生在伊斯坦布爾，是個頗有好奇心的孩子。22歲的時候，我似乎莫名其妙地寫起了小說。”我本想這麼寫我的一生—仿佛我的人生發生在他人身上，仿佛人生即夢，夢中的我感覺自己聲音消逝，意志恍惚無法自持。雖然優美，我卻認為叙事語言并不可靠，因為我沒法相信第一個人生的神奇故事，有助于我們面對更明朗、更真實的第二個人生，那個在我們醒來時注定展開的第二個人生。
《伊斯坦布爾》
[土耳其]奧爾罕·帕慕克/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