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關口，兩種生活。
這邊是社會主義的珠海，那邊是資本主義的澳門；這邊是社會主義，那邊是資本主義；這邊盛産勞力和夢想，那邊充斥欲望和機會；這邊工資低，物價相對便宜，那邊賺錢快，卻常常住不起。
于是，有了越來越多的城市穿越者，白天工作在澳門，晚上居住在珠海。每天，他們見到得最多的風景，是珠海的日出和澳門的日落，以及通勤路上熙熙攘攘的同類。
26歲的潘慶就是這樣的穿越者。他來自福建，已在澳門一家通訊公司做了4年銷售，學會了講一口流利的粵語。每天早上8點半，他都會帶着自己的澳門勞工證“藍卡”和港澳通行證，準時出現在珠海拱北口岸的人潮裡。他每次都走右側的自助通道，那裡人少，路程也近。
32歲的江西人陳傑也是。多年的過關經驗讓他能迅速分辨出哪些是遊客哪些是跟自己一樣的勞工：遊客往往三五成群，衣着華麗，勞工大多健步如飛，目不斜視。
還有大學畢業近兩年的蘇展鴻。他已獲得澳門身份，曾在中國銀行澳門分行工作，但由于澳門經濟不景氣，波及到各個行業，他每天工作超過15個小時，薪水卻不見增長。8個月前，他換到了永利皇宮酒店工作，擔任餐飲部主管。為了省錢，最近他和妻子林麗婷從珠海夏灣的出租屋中搬回到了父母在珠海的家中居住。
每次往返珠澳，蘇展鴻最直接的感觸是兩地的環境差異。珠海街道寬敞，樓間距大，樓齡小，擡頭望見一整片藍天，有種新城市的氣息，仿佛一個拼搏奮鬥的年輕人；澳門正好相反，街道狹小，樓間距小，樓齡大，給人以曆史感，像一個成熟穩重的中年人。“雖說珠海與澳門隻有一關之隔，但澳門讓人壓抑，似乎空氣都是灰色的。”
在浩浩蕩蕩的過關者隊伍中，穿着一身澳門特色校服的宋慈格外顯眼。她今年讀高二，父母都是澳門人，在珠海開裝修公司，把家安在珠海。跨境讀書5年了，宋慈習慣走一條固定的路線，不一定是最近的，但可以避免擁擠。一些内地遊客因為購物，容易堵在關口通道上，她就從一家口岸商店内穿過。
澳門與珠海通關始于1997年，兩地陸路相連，中心區相距不過一個多小時的車程，比深圳和香港之間的距離還要短。
珠海是連續多年高居榜首的中國最宜居城市，但按最新的城市等級劃分，介于二線和三線之間。澳門則是名副其實的超一線城市，人均GDP一度排名世界第一，近年雖有下滑，卻也基本保持在世界前五。
兩城的通勤，讓生活在三線城市、工作在一線城市成為可能，并造就了中國最大的陸路口岸—珠海拱北口岸。據統計，2016年澳門有超過10萬内地勞工從事建築、酒店餐飲等工作。
不過，受阻于澳門特有的移民政策，這些人很難獲得澳門戶籍。外地人在香港工作滿7年可以申請獲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但在澳門，外地人工作再久，也可能隻是過客。
對他們而言，澳門就像遊戲裡的副本，是冒險之地，适合打怪、升級，還有一定幾率爆出好裝備，珠海則是地圖上的安全區，讓人放松，适合回血，補充體力和法力。李斌常開一輛粵澳兩地牌車往返珠澳誘惑
15分鐘穿過關卡，潘慶步入人煙密集的澳門，天氣似乎都更加悶熱。公司就在賭場附近，他蹭上賭場免費巴士，掠過樓宇間金碧輝煌的酒店，聞着蛋撻飄香，9點10分到公司上班。
作為電話卡銷售員，他的客戶主要是澳門人及内地勞工，多數短期逗留澳門的遊客則會開通日套餐。他的收入靠底薪加提成，生意紅火時月薪超過兩萬澳門元（約合人民币1.7萬元）。市場不斷變化，他感覺到生意沒以前好做了，但跟内地同行比起來，工資仍高出一大截。
平時工作節奏快，中午隻有一小時午休時間，他習慣同大多數澳門人一樣不午睡。潘慶所在的部門有30多人，三分之二是内地勞工，雖然他們和當地工人做一樣的工作，薪水卻低于對方。這種因為身份不同而造成的“同工不同酬”現象，在澳門甚為普遍。他學會了默默接受。
“我的勞動合同一年簽一次，老闆随時可能不和我再簽合同，我就直接滾蛋失業。”潘慶說。重新找一份澳門工作對内地勞工來說并不容易，内地勞工流動率相對小，反而澳門本地人因為工作選擇面廣，一旦工作不順心，就經常炒老闆鱿魚。
澳門物價在不斷水漲船高。前些年，潘慶一頓午飯大約花20多元，現在需三四十元。因為免稅，澳門的進口商品物美價廉，他平時用的牙膏、洗發水、沐浴露等日用品都是從澳門買的。他身邊有不少朋友利用來回珠澳關口的便利，在澳門買酒、奶粉、化妝品等，銷給珠海收購點。
潘慶租住在珠海拱北口岸附近的夏灣，外來人口衆多，等級在這裡顯得模糊，沒人在意對方是開跑車的精英階層，還是踩腳踏車的路邊小販。
晚上7點回到珠海，是他一天中最輕松的時候，聊天工具也從Facebook切換成微信。
在他眼中，珠海特别溫馨的一點在于不排外。“在珠海主要講普通話，不會因為你不說粵語就對你有看法，反而經常雙方談了半天普通話，才發現對方其實都懂粵語。”
澳門外勞大多數招的是基層員工，内地人在澳門想往上晉升比較艱難。
陳傑最初在珠海上班，因為公司有一定量的澳門業務，他被派到澳門。之後他通過熟人介紹，跳槽到一家澳門建築公司。5年裡他一直在做預算，升職空間并不大。
陳傑的老闆是土生土長的澳門人，管理嚴格，請假算曠工，生病需要病假條。公司從不拖欠工資，但收入非常不透明。“我工作過最神秘的公司，連會計都不知道别人領多少錢，每次都是老闆親自發工資。”陳傑說。
澳門社會保障體系與内地不同，沒有“五險一金”的概念。雇主會給勞工購買保險費，但内地居住的勞工無法使用。陳傑自費在珠海買了社保，每月700多元。他已經是兩個孩子的父親，上有老，下有小，負擔沉重，因擔心自己出現什麼意外，最近也在考慮買意外險。
43歲的徐偉漢，來自廣東江門，在澳門做了4年司機。澳門地小路窄，一個車位需要200萬元以上。找車位是他每天的一大煩惱，經常不得已将車停在老遠的地方。
他每天工作10個小時，晚上回到公司提供的宿舍，3個房間裡住着13個人。像他這種年紀在澳門做司機的并不多，盡管現實中有林林總總的不如意，高工資仍是他堅持下來的動力。
從珠海一處正在建設的工地遠眺澳門塔身份
澳門經濟飛速發展始于上世紀80年代，作為中國對應澳門的窗口，珠海開始湧現第一批赴澳門掘金者。
1988年，15歲的珠海人陳明明經由父母安排，從珠海橫琴坐船偷渡澳門，成為餐廳服務員。彼時，多數内地人月工資數十元，而她的月收入達到近1000元。
兩年後，趕上澳葡政府最後一次特赦，她這個非法移民幸運地獲得了合法居留證件。但當時的澳門社會并不太平，黑社會犯罪猖獗，本地報紙上幾乎每天都有血淋淋的照片。
“在馬路上看過拿刀傷人的事情。”陳明明說她每次出門都很小心，常擔心家裡被盜。如今，和丈夫離婚後，她又回到了珠海居住。
澳門治安趨于穩定，是在1999年回歸祖國之後。2002年，澳門賭權開放，進入快速發展期。投資超2.4億美元的澳門金沙娛樂場，僅運營7個月就回本的故事，被人們津津樂道。一邊是博彩業井噴，一邊是不斷填海造地，骰子旋轉的聲響，和晝夜不息的推土機的轟鳴，成為這個城市的最強音。
“來珠海和澳門20多年，變化太大了。”在珠海粵海酒店頂樓旋轉餐廳裡，53歲的朱雲忠感慨道。他是澳門一家建築工程公司的總經理，參與過這家酒店的二期建設。1992年鄧小平視察珠海時，曾在這裡深情瞭望澳門，并留下一句話：“一國兩制是我的發明，看來是對的，一定要維護領土的完整，這也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責任。”
來自江蘇南通的朱雲忠，如今已在珠海安家，說話仍帶着濃厚的地方口音。“我是吃過苦頭的。”他說。兒時家裡窮，父母經常生病，他領着政府救濟糧長大。初中畢業後，他一步步從建築工做到項目經理。
2003年，内地陸續開放澳門自由行，無數人抱着一夜暴富的心理到澳門參賭。同年，朱雲忠的事業版圖從珠海擴展到澳門，參與建設了威尼斯人酒店、路環的熊貓館等如今的地标建築。
“以前從珠海到澳門的關閘隻開了兩道很小的驗票窗口，我本來以為澳門的機會不多，賺點錢後就回老家，哪知道一不小心做了這麼多年。”他很滿意澳門建築業環境。這裡建築工有較好的人身保障，出一起小事故，保險公司都會賠償，澳門工地上的建築材料也很少被偷。他的團隊如今有200多人，預算、測量、木工等各部門專業化分工，普通建築工月薪1.7萬澳門元。
早年放棄了擁有澳門身份的機會，是朱雲忠覺得自己最失策的一件事。澳門在還沒填海之前，隻有20多平方公裡，比他家鄉的鎮還小，沒能入得他的法眼。如今，澳門“身份”已成為香饽饽—除了就業保障，澳門綜合福利堪比歐美，本地人可享受政府分紅、全民免費醫療、低稅率等待遇，一些特殊行業也隻對持有本地身份證的人開放，例如公務員、賭場裡面發牌的荷官等。
但要入籍澳門，如今非常難。2005年，澳門投資移民隻需在澳門購買100萬元的不動産，但兩年後，政府就終止了投資房産移民申請。現在移民澳門主要有兩個途徑，一是重大商業移民，投資金額必須超過1000萬澳門元以上，投資項目必須有利于澳門經濟；二是技術移民，應滿足澳門多元化發展需要。并且兩個途徑提供的配額都極少。
吳彤的澳門技術移民身份，讓不少朋友羨慕，但很少人知道她背後付出的努力。
她出生在北京，曾在國家級電台工作近10年，其間邊工作邊讀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傳播學碩士，後來又成為電台駐澳門首席記者。在澳門工作時，她又攻讀了澳門大學公共行政管理碩士。“真正融入當地的最好方式是上學或者參加社團，我的粵語也因此突飛猛進。”她說，“這是我給自己的保障。”
2012年，她以播音科班出身、雙碩士學曆、獲得國家級榮譽等多項籌碼，成功申請到澳門技術移民，跳槽至澳門電視台工作。後來，她對心理學又産生了興趣，2016年讀了心理學博士，目前正在準備關于“澳門認同”的課題。
“澳門錯綜複雜的曆史背景下，許多社會現象區别于内地，土生葡人與華僑的關系，回歸後從本土認同到公民認同的轉變，這些探究起來會很有意思。”她說。
轉折
對絕大部分内地人而言，澳門重大商業移民和技術移民政策都不具有現實操作性，獲得澳門身份的最佳途徑是與澳門居民通婚。由于文化、經濟、價值觀等差異，這種婚姻常充滿不确定因素。
上世紀80年代，蘇展鴻的父母從福建泉州南下珠海，入澳門打拼。2000年，準備在澳門買房的媽媽帶着8歲的蘇展鴻，站在珠海拱北口岸，告訴他：“将來有一天會成為澳門人。”
蘇展鴻在珠海讀小學四年級時，經過隔壁班瞥見一個小姑娘被同班的小霸王欺負，很是可憐。後來知道她叫林麗婷，因為英語老師提起她成績優秀。林麗婷第一次見到蘇展鴻是從窗外看到的，一副帥帥的模樣。
小學四年級下學期，林麗婷調換班級和蘇展鴻變成同班同學，還是前後桌，兩人經常一起打牌、下象棋。此後緣分持續蔓延，初中繼續同班，中考同分，高中同校。順其自然，他們成了青梅竹馬的戀人。
蘇展鴻在高三時獲得了澳門身份。一次晚自習結束後，他和林麗婷說要去廣州培訓半年，參加港澳台聯考。
聯考不同于高考，需要考高數，但總體上比高考容易，也更有機會考上名牌大學。蘇展鴻聯考了不錯的成績，本想去北京讀書，但考慮到女友，又把志願全改成廣東省内的。最終他考上了中山大學，比錄取線高出100多分。中山大學有到珠海的直通車，可以在林麗婷就讀的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門口直接下車。
大一時，蘇展鴻借錢買來求婚戒指，向林麗婷求婚。對于未來的生活，他有長遠的考慮：“麗婷和我早點結婚，就能早點申請澳門身份，以後和我一起在澳門工作，不用做勞工這麼辛苦，工資也能高一些。”
他們在大三領證結婚。蘇展鴻認識林麗婷時才10歲，兒時爸媽長期在澳門工作，他和她在一起讀書上學的時間比爸媽都多。
不曾想到，他們感情遇到最大的坎坷來自他的媽媽。“我和麗婷結婚是經過父母同意的，領證後，我媽媽又反悔說她沒同意。”蘇展鴻的媽媽希望兒子找一個澳門姑娘，“有房有車，說不定對方有錢還可以幫忙開公司，幫助事業發展”。他對此感到不屑：一個男人怎麼能靠娶老婆發達？
蘇展鴻與林麗婷青梅竹馬，因“身份”不同生活多了一層煩惱蘇展鴻試圖制造多一些和父母相處的機會，多了解對方，但發現這個方法太幼稚，相處越多，媽媽越挑剔。
至今他們還沒有正式擺喜酒，聘禮都是蘇展鴻一個人在存。“我欠麗婷一個婚禮，我想等我30來歲發迹後，給她擺一個大婚禮。”他說。
2017年元旦，蘇展鴻帶林麗婷來到他工作的永利皇宮酒店。兩人乘坐觀光纜車從30米的高空橫越占地3萬平方米的表演湖，俯瞰水柱在色彩燈光下變化多端的噴泉表演，底下宏偉瑰麗的皇宮倩影若影若現。
永利皇宮給了他們在澳門最浪漫的時刻，同時也給了蘇展鴻不得不面對的現實。他工作雖然還算順利，但1.5萬澳元的月收入遠低于最初設想。他本想在澳門打拼幾年，回珠海創業，但短期不太可能。
澳門經濟在經曆了十年的爆發式增長後，2014年以來持續下滑，最重要的原因是支柱産業博彩業萎縮，影響波及千萬人。
33歲的山東人李斌是其中的見證者。2011年，他在澳門和珠海經營文化産業，拍賣藝術品、做展覽。在飯局上認識了現在的澳門妻子，妻子看中他的人品——踏實穩重，這在聲色犬馬的澳門尤為珍貴。
妻子在澳門賭場開貴賓廳，屬于澳門數一數二的德晉集團，2007年成立，如今已經覆蓋澳門所有五星級酒店，以及海外衆多賭場。
婚後李斌也開始涉足賭場生意，财富滾滾而來，夫妻兩人在澳門和珠海購置了多套房産。
賭廳生意好的時候，他三天三夜沒合眼。“我把自己的籌碼借給客人下注，輸赢和我有直接關系，說白了就是監工。”陪賭過程中，李斌全程為客人呐喊助威、陪吃陪玩。
他見了不少幾十億身家的客人傾家蕩産。前年春節，他的妻子半小時内輸了100萬，之後再也沒賭了。“做賭場最忌諱自己賭，如果還去玩，絕對死路一條。”他說。
陳明明也間接經曆了澳門博彩業的興衰。通過自學會計，她于2007年起在賭場做貴賓廳賬房，生意興隆時，每月能掙三四萬，一度被外派到菲律賓賭場工作了一段時間。
她經手的都是大錢。有一次，賭客赢了9000萬，要求提取現金，她數錢數到手抽筋，看保安帶走一箱又一箱錢。她也見過輸了3500萬仍然心平氣和的人物。更多的時候，她要忍受賭客輸錢後的破口大罵。
近年，在内地反腐打貪的影響下，赴澳門賭場豪客大減，貴賓廳倒閉成風，數量減少一半，隻剩下100多家左右。
李斌是以文化産業起家的，賣藝術品的錢來得慢，但是穩妥，這部分事業他一直沒有放棄。他在珠海設有藝術工作室，牆壁上挂了一幅他手寫的行草：“明月一壺酒，清風萬卷書。”
陳明明則随着貴賓廳倒閉，成了失業者。澳門政府通常會優先幫本地人找工作，但她覺得自己有這麼多年經驗，憑個人能力應該也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
她并不喜歡炫目的賭場，待久了頭暈。當初和丈夫離婚就是因為他癡迷博彩、夜生活泛濫。像陳明明一樣失業的，還有一批走出賭場後的澳門本地年輕人，因為不願意從事辛苦的工種，未來打上了問号。
失落
澳門經濟下滑的同時，内地勞工的淘金夢也在一步步瓦解。
翻出近兩年澳門中介公司招聘可以看到，2015年澳門内地勞工開價普遍在月薪8000澳門元以上，而2017年開春招聘中，澳門餐廳務工的内地服務員月薪約六七千澳門元。澳門務工的優勢越發不明顯。
21歲的林榮是新一代澳門勞工，2016年11月，剛成為澳門西餐廳甜品師。餐廳在關閘附近的筷子基一帶，是同條街上裝修比較精緻的店，共兩層，能容納40多人就餐，主要做街坊生意。
廚房約15平方米大，進門左側是西廚區，右側一小塊空間屬于林榮負責的甜品區。林榮必須站着做甜品，9小時工作時間，隻有吃飯的半個小時可以稍微休息。
到澳門工作之前，他在廣東中山的西餐廳工作過3年。聽說一位朋友在澳門發展得不錯，林榮就委托同一家中介公司找工作，對方來珠海面試了3次，每次面試都有十幾個人競争一個崗位，他最後一次才成功。
“我把以前做過的特色甜品都彩色打印出來，老闆可能就對我比較有印象。剛走沒多久，中介公司就發信息說應聘成功了。”林榮說話時經常不自覺地用右手抓頭，露出年輕人的羞澀。
入職前他交了一大筆錢。中介費是第一個月工資的1.2倍，一年勞務費3600元，辦證費900元。拿到勞工證時，他下決心在澳門努力工作，沒想到迎接他的是從未有的辛酸。
林榮的老闆是香港人，50多歲，脾氣暴躁，店裡16名員工都怕他。餐廳一二樓都安裝有對講機，老闆一來店裡時，一樓的服務員就摁下對講機，響3秒後挂斷，二樓廚房裡的人就知道老闆來了。
盡管如此，林榮每個星期都會挨老闆的罵。
有一次，他上完衛生間後，沒有及時反映衛生間缺紙，老闆當着同事和客人的面罵他自私、沒有責任感，把祖上三代都“問候”了，足足5分鐘，唾沫星子都噴到他臉上。那是他從小到大被罵最慘的一次。
“我當時差一點直接罵回去，脫衣服走人。”考慮到還沒工作多久，中介費已經交了這麼多，他還是忍了下來。
為了多掙錢，2017年春節他沒有回家。除夕那天，餐廳生意特别好，訂單一個接一個，他隻站着匆匆吃了一塊紅燒肉、兩隻蝦、幾口飯。晚上忙到11點半下班，一個人走在路上，整個澳門都空蕩蕩的。跨年時他正在口岸裡過關，周圍冷冷清清，沒幾個人，隻是遠遠聽到珠澳兩邊炮聲齊鳴。想起這個時候老家一定也在放煙花鞭炮，他心裡很不是滋味。
2013年底，澳門大學從氹仔舊校區搬至橫琴新校區。為了防止偷渡客從學校進入澳門，學校設有圍牆和鐵絲網。梁舜欣的宿舍就緊挨着圍牆，晚上經常會聽見珠海大媽在馬路邊跳廣場舞的音樂。
珠海與澳門正在朝“同城化”發展趨勢邁進。澳門人多地少，發展面臨諸多限制，珠海橫琴人少地大，土地面積是澳門的3倍之多，可以為澳門提供更廣闊的發展空間。粵澳産業園區、輕軌在橫琴口岸無縫對接等項目，都将使兩城聯系越加緊密。
李斌常開一輛豐田埃爾法保姆車，因為珠澳兩地業務多，他租了一個粵澳兩地車牌，每年需6萬多港元。有一次晚上12點，李斌從珠海富華裡開車回澳門家，一路綠燈，3分鐘到關口，6分鐘就進家門。
目前珠海共有近兩萬輛粵澳兩地車牌，每日有大量兩地牌車經珠澳口岸進出，在粵澳經貿合作和民間往來中，發揮重要作用。2017年底有望開通的港珠澳大橋也将為跨境車輛通行提供更便利的條件。
2004年至2013年，澳門居民在珠海新購買一套100萬元以上的商品房，可辦理粵澳兩地車牌。這一政策，吸引一批澳門人來珠海買樓置業，但與此同時，兩地車牌增加給澳門本地帶來交通堵塞等不良影響，随後該政策被叫停。
2016年，澳門回歸17周年紀念日這天，澳門單牌車首次進入橫琴。雖然首階段申請條件較為嚴苛，如需要在橫琴注冊設立至少一家獨立法人公司，但有消息稱，不久後條件将逐步放開，屆時将有更多澳門單牌車進入珠海。
随着珠海和澳門工作生活差距逐漸減小，陳傑覺得自己過不了幾年就會回到珠海工作，“澳門工資沒變，國内工資不斷上漲，以我現在的資曆，能在珠海找到稅前年薪20萬元以上的工作”。
林榮已經決定不在澳門久留。有了澳門這段工作經曆，再回中山工作，月薪應該能有5000元。雖然工資不比澳門高，但在内地工作晉升空間大，可自由支配的時間多。
澳門人死後會送往珠海山頭火化。林榮幾次進出關口時，看到有人披麻戴孝，哭着推靈柩車前行。“感覺自己也像是在珠澳兩地經曆了一場浴火重生。”他說。
（應受訪者要求，陳明明、吳彤、林榮、宋慈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