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湖北農村的空巢男人徐向榮，54歲這年成了一名“北漂”—在北京CBD一家建築工地做鋼筋工。他想趁着身體尚未完全被掏空，還有一些力氣，出門“掙點小錢”。年輕的時候，他為家庭活、為子女活；現在，他主要為兩個長年在外打工的兒子活。
徐向榮有過兩段婚姻。第一任妻子死于自殺，第二任妻子兩年前病逝。她們各留下了一個兒子，大的29歲，小的23歲，都還沒有成家。
和他這些年從事的工作一樣，徐向榮的人生履曆主要由灰色構成。早些年，孩子們尚小時，他嗜酒、濫賭，到處跟人瞎混，一度在監獄待了兩年。後來，他到煤礦打工，奔波于河南焦作和山西太原兩地。雖然工作辛苦、危險，但來錢快。等年紀更大一點兒，人們開始叫他老徐時，他回到了家鄉十堰的建築工地上。
他幻想着高大上的首都北京會成為自己晚年生涯裡的一抹亮色。老鄉陳八千是他的一個參照。陳八千在北京的建築工地上幹了十多年，靠着多年的打工積蓄，在十堰市區買了房子，由此成了城裡人。
徐向榮想好了開頭，卻未猜中結局。他的“北京夢”剛剛開始，旋即就被一場疾病打敗。為此，他不得不踏上回家的列車。
實際上，他的北京故事即使不終止于身體的不支，也有可能終止于北京一些建築工地上不成文的規定—55歲是臨界點，超過這個年齡，很多工種都被限制從事，要麼做一些簡單的打雜工作，要麼被辭退。
遭遇這種困境的不隻徐向榮，由于年齡問題，大量臨近或超過55歲的農民工，開始陸續返鄉。這也是中國又一代農民工的集體謝幕。
徐向榮動身前往北京時，沒有考慮太多，隻是簡單地想再搏一把。
從38層開始的“北京夢”
徐向榮沒趕上北京第一高樓“中國尊”的建設。規劃高度為528米的中國尊位于北京CBD地區，鄰近央視“大褲衩”和過去的北京最高建築“國貿三期”，預計2017年7月結構封頂。
老徐所在的湖北這家勞務公司主要負責土建，老闆接下了CBD地區3個工地上的部分工程——除了中國尊，另兩處分屬泰康人壽和正大集團。他抵達北京時，建築隊已轉到了正大集團的項目上：北樓基本封頂，南樓建到了38層。
老徐的工作從南樓38層開始，被分配的任務是“綁鋼筋”。相對于各種搬運工作而言，這算不上特别重的活兒，也算不上技術活兒，不需要專業的資格考試。他之前沒有做過類似工作，但在陳八千的現場教學下，上手很快。
陳八千的手機裡存着幾張他們的工作照：腳下堆着各型鋼筋，折起來的，直的，長的，短的，頭頂是密密麻麻的腳手架；他們把鋼筋立出柱子的形狀，然後用手上綁鋼筋的套子一點點把它們圈綁起來；套子又長又重，他們拿着套子在柱子四周的腳手架上爬上爬下，“一天彎腰上下很多次”。
44歲的陳八千是老徐在十堰工地上認識的“大哥”的弟弟。“大哥”跟老徐同歲，少年時得了中耳炎，沒治好，落下病根兒，不戴助聽器沒法跟人正常溝通。前些年，“大哥”主要在十堰的建築工地上幹活，近兩年陳八千把他帶在身邊，一為方便照應，二來“是個伴兒”—父母去世得早，兄弟兩人相依為命長大，感情很深。
在陳八千眼裡，老徐幹活兒麻利，不比年輕人弱。老徐其實是力不從心的，“從來沒幹過這麼重的活兒”。
早年外出打工前，徐向榮曾很認真地想要幹一番事業。第一個妻子會裁縫手藝，他就琢磨着開家縫紉店。意外的是，孩子剛生下來半年，妻子就自殺了。
老徐家在上世紀80年代投資過魚塘，不怎麼成功，最後還欠了信用社一千多塊錢。老徐成家後，父親給他分了600元的債務。那時他在工廠上班，一個月工資才100多元。為此，妻子跟父親鬧了别扭。
老徐分析，這可能是妻子自殺的導火索。“她脾氣怪，我怕得很，但是是同學，感情好。”至今他都無法确定妻子的死因。
第一任妻子死後，老徐喝酒、打牌，消極了很長一段時間。兒子6歲時，他迎來第二段姻緣，第二任妻子小他12歲。婚後，他老實了一陣，但沒多久，就又開始玩牌，“輸赢多少都無所謂，心情不好，就一醉方休”。
常跟社會上的人厮混，他為自己招來了一場牢獄之災。對于這段往事，他有些羞于提及，一句“做人有點輕浮”匆匆帶過。他還記得妻子指着自己罵：“你個沒腦殼兒的。”
從獄裡出來，老徐在河南焦作和山西太原的煤礦待過幾年，“在那裡開煤車”，把煤從地下運到地面。“後來國家不讓開采了，幹久了對身體有害，對生命也有威脅，白天出去晚上不一定能回來。”加上煤礦開采成為夕陽産業，他回到了老家。
他有點懷念在煤礦的日子，那時他還年輕，“一天下來，不覺得怎麼累，現在不行了”。偶爾他還把妻子和孩子帶在身邊，下工回家能吃上現成的飯。
提起第二任妻子，老徐全是贊美。“我那媳婦兒真的好得很，不管認識不認識，為人處世好得很，也聰明，看電視，我們看不懂，人家看得懂。”
2015年妻子生病後，他把她送到了十堰最好的醫院，“沒救回來”。直到現在，想起她，老徐仍會掉淚。
相對于這兩段“失控”的婚姻來說，外出打工成了老徐生活中為數不多可以自我掌控的事情，比如2017年年初他決定來到北京。
但随着年齡漸長，他開始發現，身體似乎也在失去控制，稍微重一點的體力活，明顯吃不消。
老徐有點懷念在煤礦的日子，那時他還年輕，“一天下來，不覺得怎麼累，現在不行了”。偶爾他還把妻子和孩子帶在身邊
“我們在這兒，太低了”
CBD的高樓是向上蓋的，但老徐說自己的人生是向下的。曾經，他自己是這種下墜的力量之一。後來，他企圖通過打工的方式，調轉生活的走向，但效果并不明顯。
54歲的這次遠行，是他的又一次努力。
見到老徐，是在3月底的一天傍晚。他們的集體宿舍在順義，離首都機場不遠，一街之隔是京旺家園小區，那邊是紅頂高樓，這邊是藍頂白皮的臨時集成房屋。宿舍空間不大，放了5張上下鋪，但隻住了7個人。可能跟大家行李比較少有關，地面空間綽綽有餘，放張桌子，吃飯、打牌一起搞定。
聊完天後，陳八千拉着他和大哥一塊出來喝酒。酒是老徐在小賣部裡買的，一瓶500毫升的牛欄山二鍋頭。由于老家人晚上愛吃面，他們特意找了一家面館—盡管老徐總覺得北京這邊的面不如老家的好吃，“家裡的面都是新糧做的”。
面館不大，挨挨擠擠放了4張桌子，卻是他們近期走進的最好的一家餐館。平時，他們要麼吃食堂，要麼在路邊攤吃6塊錢一盤的餃子。
“來之前不知道他們幹這麼重的活兒。”老徐又強調了一遍工作的不輕松。他給陳八千、大哥把酒倒上，又倒了一杯給自己。他的眉頭有一道明顯的紅色劃痕，“搬鋼筋的時候，力氣使大了，哐當一彈，蹭的”。
老徐愛喝白酒。年輕時，他借酒尋歡；現在，他借酒解乏。
他知道國貿的樓很高大，提起時有些驕傲：“你去過那邊嗎？”隻是他并未花心思去刻意感受北京的繁華，更多時候，他穿梭于塵土撲撲的工地上，或者待在逼仄的宿舍裡睡覺、在手機上看劇。
小區裡有免費網絡，陳八千給他下了54集的電視劇《咱家》，給自己下了農村題材的《家有大姐》。
從他們的住地到建築工地，看起來挺遠，但因為錯過了早高峰，路上并不耽誤時間—他們的大巴車早上5點20分準時發車，通常6點不到就到了工地。
早上的工地口很熱鬧，早餐車蜂擁而至，賣二手衣服鞋子的攤位也早就鋪好。老徐愛買點粥當早餐，吃完休息會兒，6點半趕到崗位。随後的12小時，是他和各種不同形狀、重量的鋼筋打交道的時間。
似乎有一群人，一直在追着為他們服務。趕完工人們的早高峰後，下午5點，這些人又開始出現在工人的生活區，仍舊以販賣各種舊衣服舊鞋子為主，大多數物品不超過10元。
陳八千想得比較多。“這些人就是覺得我們會買。”他有一種被看不起的感覺，“我們在這兒，太低了。能理解的，就說辛苦。不理解的，就說穿得髒兮兮的……被看得太低了。”
可能也因為這，他和老徐都特别注意，從不穿髒衣服上街，公衆場所盡量保持體面、幹淨。
疾病
徐向榮兩年多前認識的陳八千。原本2016年年初他就打算到北京的，票都買好了，臨上車前打電話說去不了，讓陳八千幫忙退票。第二任妻子的去世，給了他很大打擊。去年一年他都在家歇着，緩和情緒。
2017年，他卻一反常态地堅決。新年剛過，就從鄉下老家乘坐一個多小時的汽車趕到市裡，敲開了陳八千家的門，說“無論如何我要跟着你去”。
這是老徐第一次正式到北京，之前他隻是在北京西站轉過車。
年後正大集團工地上的活兒少，老徐等人常常幹一段就休息三兩天。閑暇時間，陳八千愛騎着小黃車上街溜達，老徐不愛出去，常窩在宿舍裡。北京給老徐的最大感受是，市區很大、國貿很美，但也僅限于此，他沒有任何想探索這座城市的沖動，理由是“去哪裡不得花錢”。他甚至沒有去過天安門。
4月初，老徐突然感到身體不适，咳嗽不停，不得已請了好幾天假。起初，他以為是自己常一身大汗站在38層的通風口工作引發的着涼感冒，沒太在意，覺得打幾天針就好了。誰知病情越來越嚴重，到4月9日這天，喘氣都很困難。他趕緊打電話給陳八千，讓陳八千送自己到醫院。
在地壇醫院做完檢查，醫生告訴他不是感冒，是肺積水，情況兇險，得住院。
聽聞結果，老徐和陳八千都吓了一跳。老徐沒有北京醫保。陳八千替他算了一筆賬，他到北京工作這段時間，扣除每月發放的生活費，到手工資大約三四千塊錢，就算能提前拿到手，可能也不夠住院的費用—入院第一天，光檢查費，他就花了1000多元。
一番斟酌後，老徐決定回家治療，走醫保。為了省錢，在陳八千的建議下，老徐稍微感覺好點就辦了出院手續，“回社區醫院打針”。
4月13日，提着行李箱的老徐在北京西站見到了來接他回家的小兒子。那天到火車站的交通，也是陳八千為他規劃的最省錢的路線：一大早坐工地班車到國貿，再坐9路公交車去西站。
陳八千有些奇怪，明明是老徐在襄陽搞安裝的大兒子離北京更近，怎麼來的卻是在四川賣大貨車的小兒子？他心裡嘀咕着，電話也是小兒子來得多，沒怎麼聽說大兒子的情況。可别人的家事他不好多嘴。老徐護崽，隻輕飄飄地解釋說，“他（大兒子）請不了假”。
北京給老徐的最大感受是，市區很大、國貿很美，但也僅限于此，他沒有任何探索這座城市的沖動，“去哪裡不得花錢”。他甚至沒有去過天安門
回家
算下來，老徐在北京待了不到兩個月。他是進入陳八千的公司後，才知道北京的工地上有55歲的年齡限制的。國貿附近的幾個工地，也都把工人的招聘年齡卡在了55歲以下。
對于這些，他并不在意，“能幹一天是一天”。工地上，像他這樣年紀的甚至比他更大的也不是沒有。他們是一個數量巨大的高齡農民工群體。據國家統計局數據，截至2015年，全國農民工總量為27747萬人，50歲以上占比17.9%，達到4967萬人。
高齡農民工人數加劇的原因之一，是新生代農民工的減少延遲了他們的退休。農民工不再像之前人們想象的那樣，是永不枯竭的資源。
老徐是近5000萬高齡農民工裡的普通一個。他和他的同伴們，在過去幾十年裡，參與并見證了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城市裡摩天大樓越來越多、越來越高，他們的力氣逐漸被消耗殆盡，身體也因為衰老而開始萎縮、變矮，最終或主動或被動踏上返鄉之途。
老徐離開之後，陳八千一直在休息。他也想過回家，但這邊的工程什麼時候徹底結束，老闆遲遲不給消息，聽說下一個工地還沒有着落。
自2004年來到北京，陳八千參與過首都機場T3（航站樓）、北京會議中心、北京南站、中國尊等地标建築的建設。對于這座城市，他有着很複雜的情感。但這裡似乎從來都不屬于他，他也從沒想過在這座城市紮根、生存。
好幾次，他産生了回家後不再來的沖動。兒子大了，有時候也會問，“爸爸今年能不能不出去”。但真要留在家鄉，他又覺得沒有什麼可做。他老家屬丹江口水庫庫區，種地對水質有影響，早己退耕還林，回家務農也不現實。
為孩子上學考慮，2009年他在十堰市區買了一套期房，結果開發商拿到錢後，轉眼就把地皮賣給了下家。後來，房子沒蓋起來，開發商因為詐騙，至今在牢裡關着。他的10萬元首付也還沒有要回。
這讓他第二次買房時長了個心眼，特意挑了現房。一套140多平方米的房子，差不多耗盡他在外打工的所有積蓄。
“說實話，在外邊工地上，就是來錢快，平常一個月三四千、五六千，比家裡高一兩千。現在很多年輕人都在這裡幹活兒。”他坦陳，錢才是自己這些年外出打工的最大動力。
幾天前，他接到了老徐的電話，說新的檢查結果是“肺炎和胸膜炎”，無大礙，住上十來天院就好了。
老徐回家時隻帶走了衣物，新買的棉被和洗漱的杯子都還留在宿舍。陳八千不知道，老徐病好後，會不會回來—他離55周歲還有一段時間，也沒提是否就此接受最後一搏的失敗。
（徐向榮、陳八千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