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就是中國著名中共黨史學家、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的重要開拓者和奠基人，被譽為“紅色理論家”的東北師範大學原副校長鄭德榮。在他身上，馬克思主義從來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而是一門紮實的學問，是融入生命的信仰。
2018年5月3日，中國共産黨優秀黨員，著名中共黨史學家、毛澤東思想研究專家，中共黨史學科、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的重要開拓者和奠基人，東北師範大學榮譽教授、博士生導師，東北師範大學原副校長鄭德榮同志因病逝世，享年92歲。2018年，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理論研讨會之前，92歲的鄭德榮老人身體已極度虛弱，但他強忍病痛，堅持寫了9頁手稿。4月19日，他的文章收到了大會入選通知。鄭德榮很受鼓舞，期待能夠參會。遺憾的是，5月3日，大會召開的前一天，信仰了60多年共産主義、講了一輩子馬克思主義的鄭德榮卻永遠地離開了他堅定一生的事業……“他用一生踐行了自己的信仰。”鄭德榮的學生們含淚說。
2018年6月6日，教育部追授鄭德榮“全國優秀教師”榮譽稱号。2018年6月27日，中共中央追授鄭德榮“全國優秀共産黨員”稱号。
一位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
1926年，鄭德榮出生在吉林省延吉市。少年鄭德榮眼中的故土，是“瓜剖豆析、山河破碎”。年少的經曆讓他不時拷問自我：“怎樣才能救積貧積弱的中國？”
1948年，鄭德榮從國統區投奔解放區，跨進了中國共産黨在東北創建的第一所綜合性大學——東北大學（東北師範大學前身）。“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那裡的一切，都讓他感到新鮮，“有一種‘新生’的感覺。”
在那裡，鄭德榮看到了共産黨的幹部和群衆的緊密相連，懂得了什麼是中國共産黨，使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産生了強烈的興趣。他積極研讀馬克思列甯主義的經典著述，在馬列主義中找到了人生奮鬥目标的答案。從此，他與中共黨史、毛澤東思想、馬克思主義的研究結緣。
刻苦學習，留校任教，畢業後的鄭德榮被分配到中國革命史直屬教研室。工作僅一年，鄭德榮光榮入黨。從此，“鄭德榮”這個名字便與中共黨史研究緊緊相連。
剛從事黨史研究時，鄭德榮更多是出于對一個年輕政黨如何成為執政黨的興趣。研究越深入，他越覺得馬克思主義是一門學問、是一種真理。
感性的認知慢慢聚攏，理性的判斷漸漸升騰。
20世紀80年代，鄭德榮被借調到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工作兩年，接觸到許多珍貴的黨史資料。鄭德榮如饑似渴地吸收着珍貴史料中的營養，也讓他對自己的信仰更加堅定。
鄭德榮的二兒子鄭曉光說：“那時國家有6個大的檔案館，他走了4個。很多檔案隻能看，不能複印，他就手抄下來。有的不允許抄，他就記在腦子裡。”直到今天，東北師大政法學院的資料室裡，還保存着十幾盒已經發黃的黨史資料，其中很多是鄭德榮當年一筆一畫抄寫下來的。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從教67年來，鄭德榮教授共培養了49名博士研究生、14名碩士研究生，其中多人成為中共黨史學科和毛澤東思想研究領域的教授、博士生導師，或成為其他領域領軍人才。與人合著的《毛澤東思想史稿》是系統研究毛澤東思想的第一部專著，開創了毛澤東思想史科學體系的先河；主編的《毛澤東思想概論》是改革開放後最早創立概論體系的教材，印刷13次發行100多萬冊，至今在全國高校廣泛使用；《毛澤東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一書，首次提出了毛澤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奠基人、用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革命的真谛在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等獨到見解。在他推動下，東北師範大學于1981年成立的毛澤東思想研究所，是全國高校成立最早、堅持時間最長的毛澤東思想研究機構之一。
中央文獻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曾評價：“鄭德榮的著作對宣傳毛澤東思想，特别是推動毛澤東思想的科學研究具有重要貢獻。”
“史論結合、以史立論、以論見長”，他的很多成果，提出獨到見解，填補學術空白，匡正傳統觀點，曾得到胡喬木、胡繩等著名黨史學家的充分肯定。
鄭德榮的學術研究，烙有鮮明的時代印記。從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到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鄭德榮的研究視野一直與時代同步。
“黨史研究，必須注重科學性與政治性的統一。”鄭德榮提醒自己，也告誡學生，“我們黨史工作者，是在為中國共産黨寫‘紅色家譜’，是為黨做學問。入了這扇門，就必須成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信仰者，不管什麼情況，都要立場堅定、對黨忠誠。”
鄭德榮出版的多部著作，填補了學術空白或影響深遠；主編的多部教材，被教育部推薦為全國高校文科通用教材；發表的多篇學術論文，匡正了傳統學術觀點，有些則開拓了新領域或提出了獨到見解。在長期的學術實踐中，他對自己的治學理念——“理想、勤奮、毅力、進取”，始終如一地躬行踐履，取得了豐厚斐然的學術成就。生命與信仰一體
學過中共黨史的人，對“鄭德榮”這個名字一定不會陌生——
他編寫的《中國共産黨曆史講義》，是改革開放後最早推出的全國高校通用黨史教材，并被國家教育主管部門推薦為全國文科通用教材，再版5次，發行百萬餘冊；他編寫的《毛澤東思想概論》，被全國高校和中央黨校采用；他主編的《中共黨史教程》成了衛星廣播教材……幾十年來，這些教材廣為傳播，深深地影響了幾代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
“别小看教材啊！這可是件大事。它覆蓋面廣、影響力大，直接關乎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和接班人的培養。”鄭德榮常對學界同行說，“黨史教材更非同小可，政治要求高、導向性強，每一個論斷、每一個細節都要一個個敲定，容不得半點含糊，必須經得起曆史的檢驗。”
漫長的學術生涯，鄭德榮似一棵黨史研究領域的常青樹。67年來，他共撰寫具有重要影響的學術著作和教材50多部，發表高水平論文260多篇。而今，鄭德榮撰寫、主編的著作在國家圖書館館藏有30餘種，在美國國會圖書館、哈佛大學圖書館等海外圖書館也有館藏。
随着年歲的增長，鄭德榮非但沒有放緩學術科研節奏，反而新見疊現、新作頻出。
一生50多本著作和教材中，有40本是60歲後出的。80歲到90歲的10年間，他先後出版個人學術專著5部，承擔國家課題3項，發表論文70餘篇，每年都要外出參加學術交流，并以高質量的文章參會。
不吃老本、超越自我，鄭德榮對黨的十八大以來的研究成果，堪稱“人生黃昏時間的彩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真谛和要義論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縱橫觀》……一系列論文、論著，閃爍着最新的思想火花。
2013年鄭德榮患癌症，但他非常樂觀，始終沒有間斷研究工作。即使是在生命的最後兩年，他仍舊活躍在“一線”：黨的十九大勝利召開，91歲的鄭德榮立即抱病組織團隊，申報了“研究闡釋黨的十九大精神”國家社科基金專項課題，幾番論證、數易其稿，每次他都在學生的攙扶下到會，全程主持研讨；為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92歲高齡的鄭德榮帶病準備紀念文章。
幾乎所有認識鄭老的學生都表示，在他身上，馬克思主義從來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而是一門紮實的學問，是融入生命的信仰。
學生成才比什麼都高興
1983年，他成為全國高校中共黨史學科最早的4位教授之一；1986年，他成為全國高校中共黨史學科首批3位博士生導師之一；1991年，他帶領的東北師範大學毛澤東思想研究所，在教育部直屬院校147個社科研究機構的評估中名列第一……
2016年，在鄭德榮從教65周年學術思想研讨會上，他曾動情地說道：“我人生最大的快慰有兩件事：一件，是科研成果給人以啟迪，服務于社會；另一件，是學生的成長成才，青出于藍勝于藍。”
學生，是鄭德榮所鐘情“紅色事業”的一部分，也是他精神與感情的寄托。
鄭德榮的住所仍是30多年前學校分給他的老房子，書櫃裡滿滿的黨史書籍，地上也堆着上年頭的黨史資料，有些圖書館難見的黨史書籍，在他家都能找得到。他甚至能說出要查找的資料大緻在書架的哪個位置、哪本書中，甚至指出在書中的哪個部分——這裡，是個名副其實的“黨史資料室”。
“隻有大量占有第一手資料，才能做到論從史出、言之有據、嚴謹求實。”鄭德榮愛讀文獻和資料，對學生也有着同樣的“硬标準”。他要求學生有計劃地大量閱讀文獻，一年至少閱讀千萬字以上，并要求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分析文獻資料。
鄭德榮常對學生說，廣博的知識是一種潛在的能力，研究黨史，不能隻局限掌握黨史知識，還必須掌握與之關聯的中外近代史、現代史以及哲學、外語等。
鄭德榮還對學生說：“離開嚴謹求實，不能稱其為科學。”鄭德榮的孫子鄭凱旋也從事黨史研究，寫了一篇黨史方面的文章，想請爺爺簡單修改一下。鄭德榮看後，不客氣地指出文章質量不高，提出了大量修改意見。經過數次修改後，鄭德榮仍不滿意，就逐字逐句修改，邊改邊給他講述相關黨史内容。就這樣，本以為“三五天就能發表”的文章，一改就是半年，中間數易其稿。“學術上的任何瑕疵在爺爺那裡都是混不過去的。”鄭凱旋說。
在後代眼中，鄭德榮是一位嚴厲的長輩，在學生眼中，他卻是一位慈愛的師長。
鄭德榮的博士生清晰記得，他的第一堂課，不是講學術，而是講做人。如今，鄭德榮培養的49名博士，絕大多數都成為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的學術骨幹和領軍人才。作為黨史研究的大家，他鼓勵學生獨立思考。鄭德榮的學生，上至“50後”下至“90後”；他宣講的對象，既有黨的高級領導也有普通群衆，他總能因人而異，深入淺出，讓人入腦入心。很多學生表示，就是因為聽了鄭德榮的課程，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共黨史産生了興趣。
近年來，由于鄭德榮年事已高，學院不再給他安排本科課程，他不同意，依然定期給本科生做專題報告。學生們說，隻要請老人家做輔導，不管年級高低、人數多少，他從不拒絕；不管多疲憊，隻要登上講台，依舊聲音洪亮，底氣十足。
5月3日，鄭德榮走了，走的時候沒有留下任何有關家事的遺言，最後一個完整的詞是“不忘初心”。直到他永遠地離開這個世界時，他心中念念不忘的仍是他終生熱愛的黨的事業，仍是他畢生追求的馬克思主義真理。
(本報道圖片由東北師範大學提供)
1986年，鄭德榮教授從東北師範大學副校長的領導崗位退下來時，曾“規劃”了自己的“未來”：培養10名博士生，出版10部專著。至逝世時，他早已超額完成了這些當年看似不可能的“規劃”，培養博士生的數量是計劃數的5倍，出版專著的數量是計劃數的4倍，還發表了200餘篇學術論文。平均計算，每年出版專著1部，培養博士2名，發表文章5篇。這些成果，已遠遠超出了其自身固有的價值，足堪後學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