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達賴再次在西方國家做出舉動，引起新一輪的反對與争議。為何某些西方國家，屢屢以西藏問題犯難？
知名藏學家沈衛榮教授接受歐洲時報專訪解析國際背景中的西藏問題時曾指出：
“達賴喇嘛在歐洲受到歡迎是由來已久的。歐洲，或者說整個西方，出現的‘西藏熱’的高潮應該是上個世紀的八、九十年代，在我看來，現今歐洲的‘西藏熱’已經開始進入尾聲了，最近世界各地為達賴喇嘛舉行的盛大慶生活動看起來有點像是達賴喇嘛的隆重謝幕。與當年大量西方人狂熱地追捧達賴喇嘛、追捧西藏相比，今日歐洲的‘西藏熱’顯然已經風光不再，這是我在柏林住了一整學年所得出的一個很突出的印象。九十年代初我在德國所見到的西方大衆傳媒和各種政治、學術機構熱衷于宣傳西藏和藏傳佛教文化、組織與西藏有關的各種活動的熱烈、火爆場面于今好像已經不多見了。”
“當初西方世界出現空前的‘西藏熱’的主要原因是西方需要一個可以作為他們自己的比照的‘他者’，他們視野中的西藏并不是一個真實的西藏，而是一個想象出來的、虛拟的西藏（VirtualTibet），它集中了後現代西方世界所渴望的所有美德和理想，它是一個神話般的世界，是香格裡拉。與其說西方人關心的是西藏，倒不如說是他們關心自己的前途和理想。他們對西藏付出的異乎尋常的熱情有一大半是對他們自己的一種理想的追求，與現實的西藏關系并不大。當今‘西藏熱’的消退并不是說他們不再如此熱情地追求他們自己的理想了，而是目前他們對現實的最熱切的關注點開始轉移了。本世紀以來，世界政治、經濟形勢的迅速發展和變化迫使他們不得不減弱對一個脫離現實的‘烏托邦’的熱切追求，而變得更加務實、實際起來。例如，二十五年前我來德國留學時的中國與今天的中國完全是兩個不同的世界，面對一個不斷強大的中國，從現實政治和利益的角度出發，西方世界也自然會改變他們對中國的各種看法，并全面調整他們與中國的各種關系。在這樣的背景下，他們對西藏的關注和熱情自然也會受到影響，‘西藏熱’的消退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作為一個熱愛西藏、熱愛西藏文化的藏學家，我隻能希望他們不會從一個極端而走向另外一個極端，因為關心和熱愛西藏和西藏文化本身是一件十分自然和極其有意義的事情。”
“在我看來，西方之所以于上個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掀起了一股世界性的‘西藏熱’，其主要原因并不在于達賴喇嘛向西方宣傳了怎樣的一個西藏，而是西方人自己被他們自己設計的一個理想的西藏而陶醉，在這個虛拟的西藏中就連達賴喇嘛本人也不過是一個道具，或者說不過是一位如西方藏學家所稱的‘香格裡拉的囚徒’。從中西文化交流的曆史來看，西方人需要一個怎樣的東方，這通常并不是由東方人自己決定的，而更多是由西方人當時所處的時代的需要而決定的。”
“簡單說來，西藏與整個東方一樣，不過是西方人觀照自己的一面鏡子，它在西方文化中的形象通常随着西方自身之時代和潮流的變化而變化，不管是妖魔化，還是神話化西藏，它們都與西方自身之社會和文化的變化直接相關，迄今為止西方人對西藏的種種說法均談不上有任何的客觀和真實。尤其是，作為世界第三極的西藏長期以來是西方人無法涉足的地方，直到改革開放以前真正有幸踏上西藏高原的西方人屈指可數，而這相反給西方人想象西藏提供了無比巨大的空間。總的來說，在近二、三十年以前，西方文化中的西藏形象通常是比較負面的，或者說是被妖魔化了的，于西方人的想象中西藏是東方之愚昧、落後、非理性、頑固和專制的代名詞，而于西方之神話化了的西藏形象中，則西藏變成了人世間的最後一塊淨土，是世外桃源般的人間天堂——香格裡拉，西藏是智慧、精神、自由、平等、和諧、環保和非暴力等一切人間美德的集大成者。不管是妖魔化西藏，還是神話化西藏，它們都隻會給現實的西藏帶來不幸和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