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迪生小時候看不懂《聊齋》。那“娃娃書”裡的“相公”，是童心裡的偶像。成人之後，與童年的夢一樣，遙遠得飄渺無痕了。
我是讀建築學的。畢業後因為人生的機緣，竟然成了舞文弄墨的案牍小吏，後又誤打誤撞地混進了文場，一不小心，嗬，掉進了“文學”的萬丈泥潭。
自古“文無定價”。我在這裡一本正經的數黃論黑，會不會“滿紙荒唐言”，隻是“辛酸淚”呢？
也在這時，我很敬重的一位老師對我鼓勵說，你要升華自己的藝術造詣，把《聊齋》讀通讀透是一要徑。并且先後給了我兩個版本的《聊齋》。
翻開《聊齋》我就入迷了。紅玉、小翠、小謝、蓮香、嬰甯、宦娘、神女、青鳳、嬌娜、連瑣、黃英、巧娘、阿纖、蕙芳、蕭七、菱角、嫦娥、伍夥月、魯公女、聶小倩……書癡、陸判、樂仲、葉生、賈奉雉、白于玉、黃九郎、司文郎、于去惡……乃至禽俠、義鼠、二班……人物之美，人情之美，人性之美，美不勝收，美不可言，美到極緻！蒲松齡，您老人家果然了得！
據說傲骨非凡的鄭闆橋崇尚徐渭，曾刻一印自稱“青藤門下走狗”。我呢？“蒲翁門下走狗”，謹祈他老人家不要以晚生愚笨見棄啊。
一部文學作品的藝術标高，不過是她的美學（情懷）追求罷了，或卑俗或曠達、或清流或污濁，滾滾紅塵誰自潔？月也翳影才明媚。那個“五經”取仕、腐儒亢張的年代，“萬惡淫為首”，男女不親授。蒲老先生借孤鬼故事，高揚起愛的大纛，給陰霾千年的東方一抹璀璨的朝霞，美輪美奂，驚心動魄。
于是我想，西方文藝複興，不就僅僅是人性——愛情故事的贊歌嗎？但丁将他的精神戀人貝缇麗彩放在了天堂的至高至上，愛情詩的始祖彼特拉克的《歌集》，也僅僅是為他的勞拉淺唱低吟，達芬奇的《蒙娜麗莎》算不得美女，但肯定是那位風流大胡子缱绻屬意的女人……蒲翁，我心目中的情聖，他的“貝缇麗彩”，他的“勞拉”，他的“蒙娜麗莎”……千紅萬紫，群芳競豔，燦爛星河。
而他老人家對那個時代科舉的黑暗、官場的窳堕，兵燹的災禍，憂憤熾烈，力透紙背，讓人撫膺扪胸，久久不能釋懷。
竊想，老先生蹉跎文場，久戰無功，終身未第，并不是蒼天瞎了狗眼，是老先生本不該出現在那個太肮髒、太卑鄙、太龌龊的時空吧。
中國“文以載道”的習傳與“學而優則仕”的媾和，文名高卓的大抵都是官場中人，“文章雖好，賤則弗傳”啊，“唐宋八大家”自然全都是廟堂顯貴。
然而，“文章憎命達”。迥隔千年的杜甫《天未懷李白》詩，竊想用在蒲老先生的身上更為合适。讀先生的《自序》，個中況味，真難與人訴啊！
披蘿帶荔，三闾氏感而為騷；牛鬼蛇神，長爪郎吟而成癖。自鳴天籁，不擇好音，有由然矣。松，落落秋螢之火，魑魅争光；逐逐野馬之塵，魍魉見笑。才非幹寶，雅愛搜神；情類黃州，喜人談鬼。聞則命筆，遂以成編。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郵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積益夥。甚者：人非化外，事或奇于斷發之鄉；睫在眼前，怪有過于飛頭之國。遄飛逸興，狂固難辭；永托曠懷，癡且不諱。展如之人，得勿向我胡盧耶？然五爺衢頭，或涉濫聽；而三生石上，頗悟前因。放縱之言，有未可概以人廢者。松……少羸多病，長命不猶。門庭之凄寂，則冷淡如僧；筆墨之耕耘，則蕭條似缽。每搔頭自念，勿亦面壁人果吾前身耶？蓋有漏根因，未結人天之果；而随風蕩堕，竟成藩溷之花。茫茫六道，何可謂無其理哉！獨是子夜熒熒，燈昏欲蕊；蕭齋瑟瑟，案冷疑冰。集腋為裘，妄續幽冥之錄；浮白載筆，僅成孤憤之書。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嗟乎！驚霜寒雀，抱樹無溫；吊月秋蟲，偎欄自熱。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間乎！
生于明末，長于清初，偃塞于據說是“康乾盛世”的年代，那一段“留發不留頭、留頭不留發”的血腥定天下的經曆和“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惹來殺身之禍的黑暗年代，先生秉筆而書，《鬼隸》《韓方》《林氏》《鬼哭》《野狗》《張氏婦》……給後人留下的民族之痛和精神慧光，讓我們這些沒有了辮子的人實在羞慚難堪得緊。
于是，我們不難看到，《聊齋》的美，其實是先生的操守之大美，人格之大美，情懷之大美。
《聊齋志異》中，人與妖互為相映，人被妖魔化，妖也充滿着人的溫情。“浮白載筆，僅成孤憤之書”。這當然是作者自謙與無奈之語，卻也道出了人性複雜及其難以說清道明的本性。在這些志奇故事中，女性經常以妖狐面目出現，且都有着令人汗顔震動的魅力。而人，則在官場、錢财、美色、聲名之中掙紮沉淪，相比之下，妖狐鬼怪倒顯得比人更加自由、灑脫、真性情。蒲松齡的确是這樣寫人寫鬼的，寫人的冷漠與官的貪婪時，“牙齒饞饞”“白骨如山”“貪暴不仁”“花面逢迎，世情如鬼。嗜痂之癖，舉世一轍。”然寫鬼狐時，則是“款款多情”，“多使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俗”，從而顯得“和易可親，忘為異類”。世人皆怕鬼怪，每拿此類唬吓自己和他人，然而蒲松齡卻另辟蹊徑，人與鬼的位置反轉，狐妖鬼怪怕人，可見人性中惡之力量的可怖、世俗世情的不近人情。遠觀人卻不實寫人，站在一個看似虛幻的角度，用一種無法印證的存在來講叙自己的故事，既免去了許多不必要的猜測胡評，也起到了雙重的表達效果。
思想家與文學家對于生活，總表現出更深一層的敏感與思慮。對于生活，當下的人或許覺得不盡人意，但日複一日的重複讓他們不斷地做出妥協與退讓，最終導緻整個社會的不堪，而這些麻木對待生活的姿态，則會讓殘暴者更無情。長期遊走于市井之中的蒲松齡，對于當時的生活，想必有着更深一層的見解與焦慮。這種焦慮是自身的，也是社會的。首先，他也同封建社會中的讀書人一樣，想要一日為官，實現自己的家國抱負，但同時，失意也更讓他清醒地認識到社會的無情。如何消解這樣的痛苦？是淪為庸常地忍受還是奮起反抗？蒲松齡用了一種更加隐秘卻又深刻的方法：退回自己的書齋，為自己找一片安息撫慰的栖息地，輪轉于民間，在生活中尋找自抒機樞的出口。《聊齋志異》這樣的文章，它當然不是寫給當時的統治階層所看，更為主流知識分子所鄙夷排斥，蒲松齡是寫給人看的，普通的人，有血有肉的人，正在忍受痛苦、遭受磨難的人，正在恣意妄為、任意沉淪的人，正在冷眼旁觀、日愈麻木的人……失望的人從中看到了美好，迷茫中的人或将看到方向，暴戾乖違的人從中應感受到恐懼與害怕。人性中最終沉積下來的，應是真、善與美。這些人盡皆知的“真理”，需要有人不斷地激醒日漸麻木的神經，《聊齋志異》顯示出了作者對于人性的一份至情的真誠，一種對人尊重的人文關懷。
對《聊齋》的評論，前人之述備矣：郭沫若贊其“寫鬼寫妖高人一等，刺貪刺虐入骨三分”，老舍更稱其“鬼狐有性格，笑罵成文章”。我，真不敢輕率置喙，隻能算是一個骨灰級的粉絲吧。
新文化運動的“書”“話”同體，其意義應該可與秦的“三同”（書同文、車同軌、衡同一）并列。如果說“文字”可以“遊戲”的話，以我的古典文學閱讀經曆，竊以為蒲翁的筆下，中國古文的文字魅力，被老先生窮盡漢學的博大精深和寫意的生花妙筆，巨擘抟沙般地“玩”到了最高境界。崩洪裂岸、一瀉千裡般的“檄文”“對仗”與“異史氏曰”，琅琅上口，如詩如賦，讓人讀來兩股戰戰，拍案驚歎。而叙事白描文字的簡潔與典雅，準确與凝練，厚重與張力……古典小說的文學語言，在這裡可謂字字珠玑，滿齒芳華。
“視之，美。近之，微笑。招以手，不來，亦不去。固請之，乃梯而過”。這是《嬰甯》裡寫青年書生馮相如與狐鬼之女嬰甯初見時的叙述，二十來字，言、情畢集。
小說的“流派”，也不過是一種表達方式的文字嬉戲吧。空淩于“流派”之上的，便是作家個人的超達情韻與文字功力了。蒲翁的文學成就，我們今天怎麼評價都不會過分。
《聊齋》，實在太美了。美哉《聊齋》！我很贊同我的老師朋友陳道闊先生的觀點：《聊齋志異》，是中國文學的巅峰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