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東京大學博士、博士後，日本學術振興會外國人特别研究員。2005年被引進回國任華南理工大學化工與能源學院教授，現任華南理工大學傳熱強化與過程節能教育部重點實驗室主任、中國工程熱物理學會理事、日本華人汽車工程師協會理事，是多種國際國内學術期刊的審稿人，多種國家級、省部級科技計劃項目及科技獎勵的評審專家。
1964年，湖南，嶽陽市。
一個偏遠的小山村裡，一個女娃娃呱呱落地。
是年的中國，三年大饑荒的陰影還沒完全消散，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第一部民用摩托誕生。
家人看着這嗷嗷待哺的女娃兒，任誰也想象不到，她會成為恢複高考後村裡走出去的第一個大學生和留學生。
更想不到，她個人的命運，會與祖國的時代步伐，聯系在一起，緊緊。
牛吃飽她才能去上學
1970年，她七歲，最小的弟弟早夭，她被“候選”出來得以上學——原本父母親隻打算讓她在家帶弟弟，因為家裡窮。
送走弟弟，隻能趕上秋季插班入學。
最初，她提起筆，卻寫不好自己的名字，第一次寫“汪”字，寫成“王氵”，更别提拼音。
她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老師檢查作業，她因為不會寫就沒做，被罰留堂。老師罰她抄課本，讓她寫“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她不會寫，就想隻寫個最簡單的“毛”字，可是老師不同意，一直拖到姐姐來接她，她嚎啕大哭，才被放行。直到她小學畢業，還有人以此取笑她。
沒基礎讀不下去，她差點棄書不讀了，但母親卻不同意，不去就打她。
可是，如有神助般，去了一學期，她就将進度趕上了，第二年開始名列前茅，當學委，當班長，直到初中畢業她都是學校第一名，被很多老師欣賞并關照。
小學三年級的時候，母親為了攢工分，緩解為弟弟治病後每況愈下的家庭經濟，牽了牛回家，讓她上學前必須去放牛，牛吃飽她才能去上學。
她隻能起很早就去放牛，不然上課就得遲到。
1977年她上初中，這一年全國恢複高考，有位老師跟她們這些學生閑聊時，說某個中學的老師考中專，考上了鐵道衛校，離開了。
她欣羨不已。
那是個貧窮的小山村，中學裡的老師普遍水平“一般般”，學生問問題時，老師時常答不上，就讓成績好的學生上黑闆前做示範。“氯化鈉（鹽）加熱水不反應，這是基本常識，可老師卻以為有化學反應方程式，問他，又寫不出來。”這種“無人可問”的苦悶無處可訴，她隻能以課本為師，精讀僅有的材料。
既然資質普通的老師都能考上，為什麼她不努力一把試一下？
一個心願悄悄地，在萌芽。她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是怎樣的？
靠着自學，兩年以後，她成為鄉裡考上省重點高中的唯一一人。
上高中以後，她才覺得自己走進了知識的殿堂，終于可以請教老師，再也不會有疑難問題困擾了。
她所在的高中，華容縣一中，是省級重點中學，師資好，文體活動也很豐富。她度過了充實的兩年，嘗試科學觀察，參加全省的少年科技大會，練習籃球、羽毛球、排球等各項運動。因為有小學訓練的基礎，她的排球打得最好，還被老師誇過是場上墊球最沉穩的女生。到現在她還保留着打羽毛球的習慣。
彼時國家正在發展經濟建設，“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口号響徹大江南北。學校裡老師一般都鼓勵成績好的學生讀理科，她文理雙全，完全不偏科，最終選了理科，于是就此與理工學科結下不解之緣。
高考時，因為壓力大又無處纾解，她發揮失常，且填報志願時無人指導，所以即使她的成績是全班第二，最終她竟然被一所普通本科——中南林學院錄取。
就當時的升學率來說，她的表現已是難得。她說，如果發揮正常且志願沒有填錯的話，她本可以上華中科技大學。1981年高中畢業合影（第一排右八是汪雙鳳）盡管學校并不是她理想中的那所，本科四年她還是非常活躍，盡可能全面地鍛煉自己，除了保持成績名列前茅，還擔任學生會女生部長、班團支書等職務。本科畢業以後，她憑借優異的表現留校當助教。
随後她考研究生，并大膽報了外校、跨了專業，在資料匮乏的情況下，她還是考上了在全國專業排名第一的天津大學熱能工程系内燃機專業。
在天津大學，師從李厚生教授，一位從蘇聯留學歸國的博士，她開始接觸實驗項目，寫大小論文，接觸專業領域的高人，懂得科研是怎樣做的。
曾經“教師很沒有尊嚴”
然而，屬于知識分子的天空，慢慢在變化。
上世紀80年代到1993年前，中國經曆了三次下海經商浪潮。那個年代最受歡迎的職業排序依次是：出租車司機、個體戶、廚師……最後才是科學家、醫生、教師。當時有個說法叫“當教授不如賣紅薯”，還有“拿手術刀的不如拿剃頭刀的”、“搞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等等，種種現狀，讓知識分子心堵、迷茫。
“那時候全國鄙視知識分子，讨厭學生，到哪兒找工作都受排斥。”她說。
很“不幸”地，她和丈夫，兩人皆是那個年代的知識分子。
做學問太清貧，應付不來“開門七件事”，所以她碩士畢業後沒有選擇讀博繼續搞科研，而是去了經濟活躍、效益良好的湖南省廣播電視大學當講師。
丈夫也是碩士畢業，本可以留中南林學院任職，但他日語好，選擇了停薪留職去深圳做日語翻譯，隻為擺脫經濟困難。
回想那個年代，“博士不如碩士，碩士不如本科，本科不如高中，高中畢業不如不上學的”；“教師很沒有尊嚴，不敢生孩子，不敢在外面飯店吃飯，不敢買任何東西”，諸如此類的話，在坊間個個如此說。
試問誰人不為稻粱謀？
其實也考慮過出國，她已經高分通過托福考試，但沒條件聯系國外的導師，投再多簡曆都石沉大海。
孩子就在這樣的等待中出生了。
雙職工，仍不是長久之計，夫妻倆商量後，還是繼續深造。
後來，丈夫成功申請到公派留學名額，她過去陪讀，但出國前就将在天津大學就讀的成績單、學位證、托福成績單等資料準備好了。到日本以後，她三年内考了日語一級，又請了一個日本人擔保，因為當時華人在日本考東京大學的博士，需要有人擔保。
在等待擔保申請的時間裡，她想到兒子在老家待久了，可能與雙親有隔閡，便考慮把兒子也接過來。
巧合的是，兒子的返簽證和擔保同意書同一天到郵箱。如果她選擇馬上讀博，那兒子過來後即要面臨沒人帶的處境。
她還是把兒子放在首位，先把兒子接過來，而沒有馬上讀博。三年磋磨，到1998年，兒子六歲半能上小學，不需要她時刻帶管，她才帶上材料，聯系導師。面試通過後，開始研讀博士課程，先讀一年預備生（日本那邊叫研究生），1999年10月她才正式領博士學籍，2003年取得博士學位，遂進行為期兩年的博士後研究，于2005年11月回國。
全家參加兒子小學入學式
汪雙鳳與美國著名教授交流“一切付出都是有回報的”
受家裡傳統教育的影響，她認同男女平等的觀念，認為女性也有在外打拼的權利與義務，不想在家做全職太太。
于是一邊打工一邊讀博，還要抽時間陪兒子。讀博前，她在丈夫留學的日本金澤市（石川縣）待了三年。教會的人來傳教，她就讓對方教她讀日語版《聖經》；哄兒子睡着，她看日語書；陪兒子出去，他在玩，她背單詞。做飯背，等車背，分秒必争，所有碎片時間都不浪費。就這樣慢慢掌握日語，考過一級。2002年在德國參加國際會議（二排左三是汪雙鳳）她還同時打幾份工掙了大半學費，并且讀博四年都拿獎學金。
原本隻是跟丈夫過去照顧生活起居，但她對考博有着自己的堅持。1998年舉家遷到東京，此前結合學費和專業，已經聯系上東京大學的導師，時機成熟便開始上課。丈夫申請到了公派留學生的名額，而她完全靠自費和獎學金。
讀博第一年的前半年，因學費生活費還不夠，她周末兩日都要去烤肉店，連續工作五小時，點單倒茶刷盤洗碗，晚上回家，睡榻榻米如卧水泥地，渾身發疼，翻身不得，周一開會常打瞌睡。
就這樣熬過前半年，之後申請到東京大學總長獎學金，每一年的獎學金都在變化，而且數額一年比一年高，加上之前的存款夠應付生活和學費了，才不用打工，可以全身心投入科研。
她的博士學位來之不易，不止是經濟方面的壓力，更有科研的壓力，因為她的專業轉了三次，本科并不是讀工程熱物理，碩士讀的熱能工程（内燃機）也隻是做了幾個實驗，基礎并不牢，博士課題做難度較大的多相流更得費心耗神攻讀大量的參考文獻，在地鐵上都手不釋卷。
博士畢業後本來是留校做博士後研究，趕上一年一度的日本學術振興會特别研究員評選，她博士後導師是東京大學的副校長，本來隻是讓她申請試試，沒料到通過了，他也很驚訝：沒想到預留好的工資不用發了。
在學術界，日本學振會特别研究員的地位很高，每年隻在全球挑選500名博士後做特别研究員。申請的人不計其數，即使是東京大學，名額都不一定有十個，而申請成功的中國人更是屈指可數。
求真務實、開拓創新是每個東大學生的座右銘，做學問容不得一絲一毫的弄虛作假。所以即使是需要花很多的時間等，也不能急。
導師教導她做研究不能急于求成，耐心才能出成果。為了盯進度，她專程把學校的電腦連到家裡的電腦，經常半夜兩三點下床，隻是為了看看計算機的數據算得如何了。
在這所高度國際化、美式管理教學、亞洲排名第一的大學，她慢慢習得怎麼細緻鑽研，将最青壯、最不知疲倦的十年用在了學術研究上。
她說東京大學既讓她自豪，也讓她倍感壓力，“很多時候壓力來自于我要跟她相配”。
這種想法激勵她一直努力進取，不敢稍有懈怠。
她的努力也被導師看在眼裡，幫她申請獎學金的時候，把推薦信寫得動情而入理，盡心盡力幫她解決經濟壓力，讓她安心做研究。
“做科研跟别的不一樣，一切付出都是有回報的，你付出更多，在你的領域就了解更多。”“越是困難越要研究。”後來，她經常教導學生：“你碰到你不會的，這正是你要掌握的。”“每克服一個困難，你就會比以前強一分。”
她還鼓勵學生創新：不是别人沒做過的就不要做，一定要做個與前人不同的，并且必須是再往前進一步的，體現先進性、創新性。
上“巨輪”，不做旁觀者
在日本待了十年，她深刻感受到：腦力勞動的價值比體力勞動高很多，知識确實能夠創造價值。
她讀博的時候，已在心裡權衡過：是回國，還是留在這裡繼續做科研？
當時很多日本留學生移民美國、加拿大或幹脆加入日本國籍，而她在日本已經拿了兩份offer，日本三電公司的工程師和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的博士後學位。
丈夫堅持要回國。他是金澤大學的工學博士，研究汽車工程。在日本公司，華人常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日本人把最難最累的活兒推給中國人做，中國人任勞任怨加班加點，到了年底計算績效，獎金遠比不上那些輕閑幹活的日本人，而做的成果都是日本的。“在日本很少有中國人能做到部長的位置，除非那個公司真的很缺人。最高的做到主任研究員，相當于總工程師，也差不多是正教授，就很難再往上升了。而即使是同級别的日本人，他也還是比中國人高一頭，因為他在語言溝通方面肯定比中國人更好。”
知識分子的骨氣，讓這位中國男人堅持要回國。然而，作為一位母親，她卻有着自己的考慮：兒子在日本長大，已熟悉了這裡的文化，回到祖國，中文基礎勢必會成為影響他學業的障礙。
回，還是不回？
她的導師莊司正弘先生看出了她的憂慮，對她說：“中國正在飛速發展，你的國家正像巨輪一樣朝前開着，你們留學生如果不上這艘巨輪的話，你們就會是旁觀者。”
這一番話，像電一般，擊中了她的心窩。
故國往事一幕幕重現，她想起了那片可愛的土地，那些她曾經熟悉的一張張黃臉孔，那些她孜孜不倦的求學日子，那些她曾經寫在作文本上的理想。
是的，祖國，你是一艘巨輪，我不想錯過你的建設大潮。
看着那海岸線越來越近，心潮起伏難平，畢竟，已經暌違太久，太久。
2007年接待導師莊司正弘教授來訪拿什麼獻給你，我的祖國
回國後，兒子要上初中和高中，面臨高考。
全家備戰，她和丈夫幫着兒子對着拼音書一個字一個字地學語文。如今，兒子在上海交通大學本碩博連讀，還有一年博士畢業。
兒子讀的是臨床醫學，非常辛苦，作為母親她看着很心疼，但兒子有治病救人的理想，她不會阻撓。
剛回到祖國，她開始打量，這個國家正在發生的變化。
地鐵、輕軌、銀行取款方式，對她來說都是新的。車票的使用方式、地鐵上的手拉環設計，都與日本不一樣。公共交通越來越便宜，商品越來越完善。
作為海外人才被引進回國，她申請了留學回國人員科研啟動基金，入職後組織對她的照顧讓她銘感五内。在海外舉目無親，一切都得靠自己，畢竟在國外僑胞是很少有機會能聚到一起的，而在國内跟親朋故舊見面就容易很多。
她分明感受到這一份屬于這片土地特有的溫情。
對大洋彼岸，最最割舍不下的，也就是這份溫情吧。
回國後求職的第一場學術報告結束，她便覺得自己求學不夠努力，成果太少，她說：“我還是希望能将更多在日本學到的東西獻給國家。”說到這裡，已是熱淚盈眶，語帶哽咽。
她感觸最深的是，歸國後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相一緻，“這便是最大的享受了。”兩者相融才能創造最大的成就感，因為在日本很看重知識産權的保護，她的科研成果隻能屬于日本，去開會代表的也是東京大學。說心裡沒有不舒服肯定是假的，在國外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不一緻，隻有自我麻痹、自欺欺人的人才可能說不在意。回國之後這種感受更強烈，她不用再麻痹自己，“感覺太好了！”2015年10月，指導的研究生自行組織汪雙鳳教授回國十周年慶典她不再擔心科研成果成為日本的，日後可能被用于打擊祖國，不用時刻擔負那種撕裂感和内疚感。
“愛國是一個本能的東西，就像愛家愛父母，它不是任何政治意義的東西……這個國家既然存在，就會有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利益沖突，那麼你就要為你的祖國做貢獻。”
她被華南理工大學直聘為正教授，兩年後擔任博導，再到教育部重點實驗室主任。
她不辱使命，積極促進中日交流合作，擔任中日促進會理事、在日華人汽車工程師協會理事，并多次邀請導師到華工交流訪問，導師後來還擔任華工的客座教授。
在工作上，她是對自己要求嚴格、時刻顧全大局的人。去年為了第五屆傳熱與節能國際研讨會能夠順利召開，全程用英文主持，她通宵準備，幾乎放棄了同時段的一個比賽答辯，雖然最後趕到賽場，但隻拿了二等獎。有人笑她傻，把集體榮譽放在個人榮譽前面，但她說那是六百多人的國際會議，不能因她個人的原因出一絲差錯。
她是廣州市婦聯的婦女代表，拿過“三八紅旗手”的稱号，還是“廣州市優秀女科技工作者”。2013年獲得“全國歸僑僑眷先進個人”稱号，2014年獲得中國僑界突出貢獻獎（創新人才）。
她确實巾帼不讓須眉，拿了很多國家級和省部級課題，與全省多家企業都有合作，從LED散熱到電動汽車的熱管理、電子設備的散熱等，申請了包括具有散熱裝置的電動汽車動力電池組、面向高功率LED的環路型散熱裝置、用于筆記本電腦的散熱裝置等等三十多項發明專利，授權二十餘項，主持了包括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在内的項目二十多項。2017年4月，汪教授在東京大學丸山教授實驗室
2017年3月，汪教授在日本九州大學參加了第六屆微納米技術國際會議并作報告
到目前為止，她以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在國内外核心以上期刊表論文100多篇，其中被SCI收錄50餘篇，還先後獲得廣東省技術發明二等獎（2014，排名第一）和廣東省自然科學獎二等獎（2016，排名第一）。
桃李芬芳，在她指導下，畢業的碩士和博士生已有四十多名，他們走出校門，在自己的研究領域發光發熱。
現在的她，已經有很多頭銜，有很多榮譽，但她隻覺得拿來鑽研學術的時間有些不夠，要分心到争取項目、财務管理、會務等等雜事上來。
對于海外留學生，國家吸引人才回流的政策福利一年比一年高，但現在的“海歸”還是沒有以前那麼吃香了，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回國人數急劇上升，而國内培養的人才水平也在大幅提高。
在當前“一帶一路”大背景下，她覺得我國從以前的人才技術“輸入國”轉為“輸出國”，尚需要政府層面引導，還有沿線“待輸入國”的反饋，使得國内高校以及其它學術機構能夠更精準地對接到資源技術不發達國家與地區。
時代在變，知識分子的命運，也随着時代變。出國時三十，回國時四十，渡海翩然歸來，她專心緻志治學、育才。面對心中這一巨輪，她交出了自己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