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新貌1933年8月25日的下午，在四川西部岷江上遊的茂縣疊溪發生了7.5級大地震，震感遠至加拿大的多倫多。14天後，南京國民政府收到四川省政府的災情電文，茂縣疊溪鎮全部陷落，南北約30餘裡、東西約50裡，松平溝群山倒塌，岷江上遊河流阻塞，松茂大道已無通路，松城情形尚不明了，人民傷亡财産損失為數極巨，全屯均受波及，房屋牆垣道路橋梁破壞甚多，實空前未有之奇禍，請轉電懇發款赈濟等由……
75年後，2008年5月12日的下午，四川西部、岷江上遊的汶川縣發生裡氏8.0級大地震,一時山崩地裂，房屋山體倒塌。10小時後，新華社發出電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溫家寶12日下午乘專機抵達四川成都，趕往地震災區，指揮搶險救災工作。晚上10時許，微微細雨中，溫家寶前往都江堰市災情嚴重的中醫院和聚源鎮中學查看災情，慰問受災群衆。當了解到學校有上百學生被埋在廢墟下，總理痛心地說，我知道消息後第一時間就趕來了，人命關天，我的心情和大家一樣難過。隻要有一線希望，我們就要盡全部力量救人，廢墟下哪怕還有一個人，我們都要搶救到底。”
兩次大地震，不同的時代，面對的是國家不同的态度。兩次大地震，震中都在青藏高原東部邊緣的藏羌之地。“羌”這個民族，也因後一場大地震而舉世矚目。如果把時間回溯到汶川大地震前，羌族在許多國人的心目中一定是比較陌生的；如果再把時間回溯到疊溪大地震前，羌族在大多國人的心目中就不僅僅是陌生，而幾乎是一塊“白地”。
但是，在前一個世紀末上一個世紀初，中國正經曆世紀之交的陣痛。此時，一批沿長江溯流進入岷江上遊的西方探險家與傳教士，用他們的見聞和剛發明不久的照相術，把“羌”這一民族曝光于世界。這是這一族群與外部世界最初的相遇。
現在我們能看見最早的羌地照片，是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會員伊莎貝拉·伯德·畢肖普拍攝的。1898年她從灌縣經汶川、理縣、米亞羅到達馬爾康的梭磨。她的照片《汶川的竹索吊橋》《古樸的碉樓》及《遠觀梭磨的景緻》像一幅幅英國的石版畫，大概這位浪漫的探險家是把中國西部的景觀移情于英倫了。某美國作家寫了一篇《畢肖普女士長江之旅：西方人從未到達的地方》，刊發在1900年第9期的美國《國家地理》雜志，這是西方人文地理主流媒體第一次介紹涉及四川羌區的文字與影像。有意思的是，伊莎貝拉·伯德·畢肖普在她回國後出版的《1898：一個英國女人眼中的中國》一書中，有描述她在汶川縣城等待衙門官吏抄寫護照時的情景：“圍觀的人群開始争執說，這個女人穿着貧民的棉布衣裝，身上又沒有配戴珠寶，她到底應是個什麼官呢？”這位年近七旬的西方女人，就是這樣以“被看”的方式與東方相遇的。
另一位要說到的英國人是托馬斯·陶然士牧師。1895年，24歲的陶然士受内地會的派遣到成都，開始在四川教區傳教。1916年他在邊地傳教時遇見了居住在岷江上遊河谷與山地的羌人，陶然士對他們的信仰和用石頭砌成的羌房與碉樓深為着迷。随後每年的夏季，陶然士就會進入羌地傳教，還在龍溪鄉東門外修建了羌區的第一座教堂。他為羌民提供優質公牛和公雞來改善家畜品種，赢得羌民的好感和尊重。陶然士認為羌人崇尚白石，在高山的樹叢中搭建祭壇擺放白石來敬拜神的方式，就是古代閃米特人的高地崇拜。他試圖改寫羌人的曆史，認為羌人是希伯來人的後裔，公元前2700年亞述人攻占了以色列，有10個部落被亞述征服者流放。他們穿過伊拉克、阿富汗和中國的南方，羌人即是其中一支的遺族。陶然士還寫有《中國最早的傳教者：古代“以色列人”》在倫敦出版。無疑，這種并不太準确的論斷更多的始于陶然士的宗教情結。每到冬季，陶牧師都要邀請羌人信衆到他成都的家中讀《聖經》，讨論他們和舊約類似的祭祀如何在新約中得到解釋。陶牧師不僅把羌民帶出了岷江河谷的山寨，還把他們的曆史帶向了更為遙遠的西亞。這種心靈的相遇雖然始于信仰，但也為羌民打開了一扇通往外界的門。
2007年4月，汶川夕格寨羌民全家福。2009年5月，他們遷徙到邛崃定居
2008年5月，汶川布南寨
2010年2月，汶川垮坡寨
2017年2月，茂縣溝口鄉羌族一家1934年4月23日，一位來自上海的年輕人在成都“華西協合大學古物博物館”館長葛維漢的餐桌上，邂逅了陶然士老人。
這位來訪的年輕人叫莊學本，命運注定了他用萌動的青春與執着的生命去開啟國人認識“羌”這塊“白地”的另一種例外。
莊學本原打算随國民政府組織的專使行署去西藏，專使卻以其身份來路不明拒絕他随行。他在呈情無望孤身滞留旅社時寫道：“烏雲籠罩着，聽着雷聲的震怒，聽着雨點打在樹葉上肅隆隆，檐頭上的水潺潺的流下；同時聯想起本身處境的孤零，一切的思潮多湧起來了，念想着環境的困難，國事的絕望，愈覺非努力奮鬥不可。”一周後，莊學本與他的嘉戎向導索朗仁青和兩位随行返鄉的喇嘛離開成都，開始了他個人的西部邊地考察之旅。他由灌縣經理縣、馬爾康、阿壩進青海的果洛，又由松潘、茂縣、汶川返回成都，曆時6個月。這位年僅24歲的沙龍攝影愛好者，在邊疆危機與科學主義的驅策下，對中國西部少數民族的這段考察經曆，無疑是他人生的一次洗禮。
莊學本與羌族人的相遇，和西方探險家的獵奇以及傳教士的布道顯然是不一樣的。莊學本在旅行日記中寫道：“我們如以20世紀的新眼光，去觀察尚未開化的舊同胞，以其‘披發衣皮’‘膻食幕居’，自覺其野蠻可怕。然相處既久，就知其快樂有趣、古風盎然，反覺其精神高潔、可敬可親。有自诋同胞為‘野番’者，實屬大謬。”莊學本就是以這種自覺，把他相遇的“他者”看成“隔離較遠的兄弟”。
1917年，一個叫西德尼·戴維·甘博的美國社會學家進入羌地考察，其路線與莊學本差不多重疊。他拍攝的照片《坐在桌前的兩個包頭帕的羌族男人》，那種陌生與警惕的目光，在莊學本的鏡頭裡是看不見的。如果說一個時代一個群體的面孔能夠顯現出這一群體的精神表征，那麼莊學本鏡頭裡的一幅幅面帶微笑秉持尊嚴的羌人肖像，透露的正是這些被稱為化外之地的民族最為純真本色的一面。這種真性的顯露也源于莊學本對羌人的态度，他在旅行日記中寫道：“吾就利用着機位用側攝法将他們很自然的裝入了鏡相。”相機在莊學本手中不是“侵犯的槍械”，而是“收納靈魂的盒子”，此時鏡頭前後相遇的目光，觸發的是埋藏在生命中千年的DNA。莊學本與他拍攝的對象在相互凝視中，早已心靈相通。
莊學本從“他者”的目光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照相也成了被照，我們看見莊學本身着民族服裝的照片與邊地民族的相貌已無二緻。1935年，回到南京的莊學本舉辦個人影展并刊出《羌戎考察記》。或許莊學本無意成為人類學家，但他是中國影像人類學的先驅；或許莊學本無意成為攝影家，但他是中國肖像攝影的大師，至今無人超越。
67年後的21世紀初，又一位攝影人因偶然的機會，帶着相機走進了大山深處的理縣蒲溪鄉，“不經意間叩開了那片古老土地的大門”。這位攝影人叫徐獻，他與羌族的這種偶然相遇随後變成一個自覺的目的：“我試圖通過一個具有代表性的原生态羌區的影像記錄,讓更多的人了解這個古老民族燦爛的文明；通過一個個樸實的羌民形象,展現現實場景中羌人質樸勤勞的風采。”但此時徐獻面對的早已不是化外之地的邊民，上世紀50年代，國家通過民族識别，過去被稱為“羌”的族群有了“羌族”這一正式的稱謂。當時間越過新世紀，在徐獻的鏡頭中我們已經很難看見他最初的“原生态”想象，鏡頭中更多呈現的是一個變化中的羌地與羌族。徐獻這十幾年對羌族的拍攝，實際上是一種“追逐”——用自己的時間去追逐羌地的時間。他在羌地的朋友不時會打電話：“來，徐老師，明天我們寨子上有場葬禮。”第二天，徐獻一定會開着他的吉普車去到羌寨，用相機截留住這場羌族葬禮。徐獻就是用這種速度去追趕那些即将消失的曆史瞬間。
如今，高速公路已經通向汶川，移動通信的鐵塔已經聳立在龍溪鄉直台村的古塔旁。汶川大地震後，舉一國之力對震區的搶救與援建，在短短幾年内，使羌地跨進了原本需要數十年的現代化，讓羌族同胞切身感受到了中華民族大家庭的無比溫暖。2009年5月8日,汶川縣龍溪鄉直台村與夕格村的羌民被整體遷移到成都邛崃的南寶山，住進了政府為他們修建的居民小區。幾個月後，隻有“釋比”楊水生帶着自己的羊皮鼓和妻子返回夕格村，在祖居的石屋裡重新過上了沒有電燈的日子。有清明回鄉祭祖的羌民講，不時會聽見楊水生的羊皮鼓聲在山谷中回蕩。
（責編梁黎）
2009年10月，茂縣三龍鄉羌笛傳人王國亨和他的家人2016年8月，茂縣溝口鄉
徐獻與羌族同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