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雙剛健有力的手。那雙手能夠輕松抓起40公斤的重物。由于常年摩擦，掌心長出了厚繭，不止如此，從指尖到虎口，手掌的每一寸肌膚，都有硬塑料般的觸感。一隻拇指外翻，無法彎曲，那歸咎于一場工傷事故。如果忽略這一點，在搬運工人群體中，那是一雙平凡無奇的手。
不同之處，在于那雙手的主人。一個年輕的女人。
網友們叫她“港版羅拉”。從20歲起，她就是一名運輸工了。直至一年前，她在香港半山區工作時被路人拍下的視頻，在社交媒體上引起了病毒式的傳播。視頻中，她下身熱褲，上身是電影《古墓麗影》女主角羅拉的那種單色小背心，拖着滿滿一叉車高出她一頭、重達一噸的貨物。
“港版羅拉”已經變成一個香港傳奇，一個寓意為沒有什麼不可能的都市寓言。香港年輕女性追逐物質、刁蠻嬌弱的刻闆印象，已經鑿進了很多人的意識，而她的存在，是一個明确的反抗信号。她每天都在完成令人難以置信的體力勞動，并不斷戰勝她所在的行業對于女性的輕視。
如今，“羅拉”已經30歲了。她身高接近一米七，有着運動員一般的緊緻身材，整個人看起來比實際上更高。她的面孔輪廓深邃，瞳孔呈淺褐色——她的搭檔阿輝第一次見她時還以為她是外國人，那大概是因為她繼承了母親來自台灣日月潭的高山族血統。歲月對她是仁慈的——這也是有時候引起懷疑的地方，她的臉看起來隻有二十出頭。
作為一名運輸工，她出衆的外貌将是一個永恒的話題。一些人在這故事裡得到了激勵，一些人看到了生活的殘酷，還有一些人為過多的歡呼聲感到不安，認為這是男權審美下的勝利。
事實上，真名為朱芊佩的她，對于外界的反應遲鈍且被動。她表示完全不在乎外界的想法。因為怕手機運轉變慢，她隻安裝了有限幾個軟件，不知道什麼是直播。她很少使用社交網絡，家裡甚至沒有wifi。即便在走紅之後，她一次也沒有搜索過自己的名字。“是個奇怪的人吧。”
一
香港人管朱芊佩的工作叫“跟車”。她的一天從早上8點半開始，去新蒲崗的倉庫清點并搬貨上車。貨物以糧油為主，一般是8闆貨，七八噸重，滿滿一卡車，送去九龍和港島20至30個不同地點。一周6天，除了周一稍輕松，可以5點前下班，其他日子都要幹到晚上八九點。
香港打工族歡迎台風天，因為公司依法例要放假。但對于朱芊佩來說，這意味着混亂。雖然當天停工，但該送的貨還是要送到，接下來的那一天，甚至第二天，都要幹到深夜，直至第三天才恢複正常。
這個5月熱過以往，香港酷熱警告已經持續了15天，破了曆史紀錄。“汗流到像瀑布一樣，連襪子都濕了。”她說。一天下來喝掉六七瓶水，可能隻去一兩次廁所，全化做汗了。她以前穿過男式工裝短褲，但由于下蹲容易開裂，她選擇穿熱褲，也更涼快。但無論多熱，腳上必須是安全鞋，重物砸到腳闆的幾率很高。有一次，朱芊佩的腳就被尾闆和一闆貨夾住，怎麼也不能動彈，還是虧一個路過的印度人按下側門的開關救了她。
她會帶上兩三件背心，汗透了就換。時間就是金錢，不需要找更衣場所，她開發出一種方法，把第二件套上，從裡面把頭一件脫下。飯都是買到車上再解決。總是那幾樣，茶餐廳的幹炒牛河或者麥當勞，有時是一袋燒腩肉，手抓分掉。送貨點一個接一個，貨車車頭就像一個插座，每當坐上去，就是給身體重新充電的時間，下車就要幹活。
後車廂除了兩輛叉車，還有四五輛大小不同的手推車。在貨車開不進去的狹窄路段，以及樓宇内部，這些工具将派上用場。很多大廈的車庫要收幾十元的入場費——這需要自己付。有時為了省錢，他們把車停在附近，純靠手搬。這種情況往往隻能靠朱芊佩一個人了，搭檔要守在車上，以防警察抄牌。一張罰單320港币（6月起漲至400元），他們很小心了，但一個月還是難免被罰上兩三次。
現在是下午1點，今天貨量格外大，進度已經有所耽誤。朱芊佩跳下車，趁搭檔停靠車位的間隙，用不到3分鐘時間吃掉了一碗打包的炒粉——這本來是早飯，她忘了吃，現在變成了午飯。這座大廈的免費停車時間是45分鐘，她和阿輝各自開動送貨。她同時抓住兩輛手推車，搭梯前往不同樓層的餐廳後廚。在那段時間裡，香港的氣溫沖上了35度。當他們再次回到被太陽烤得發燙的街上，還是由于超時8分鐘，交了30元停車費。
她很受歡迎，很多後廚的員工看到她就對她笑。“我們請她吃東西。她想吃什麼就做什麼給她吃嘛。炸雞啊、湯圓之類的。”一個自稱叫“國産拉登”的年輕廚工說。他對她充滿好奇，總喜歡和她搭話。
“國産拉登”告訴《人物》，有時他以為朱芊佩走了，出門一看，其實沒有。人在哪呢？他指向垃圾堆，“在這裡收拾有用的。”一個年級較大的女服務員打斷他：“你怎麼爆料人家這些事。”
“你不明白，這些才叫真實。”“國産拉登”對她說。
朱芊佩承認，她兼職做廢紙箱回收。有些夜晚，她還會去建築工地幫朋友忙，清掃并運走建築廢料。她還在室内裝修隊打過電鑽和電炮，“因為我覺得好有興趣，都是蠻有意思的一個挑戰。”說這些話時，她非常坦然。她完全不在乎外界的看法。
二
運輸業是個中年男人占大多數的行業。年輕人越來越不願意投身其中。“頂了一段時間就不來了。今天上班，明天失蹤。”朱芊佩說。在每年有一半時間都是炎熱夏季的香港，這些男人喜歡光着膀子，不少人有紋身。朱芊佩的搭檔阿輝也是如此——他既是朱芊佩的老闆，也是她的司機。39歲的他染着一頭金發，右臂有一片紋身，給人感覺是個很兇悍的家夥。變線時後面的車不肯讓道，阿輝看了他一眼，那人就讓開了。
“欺軟怕硬。”朱芊佩笑起來。
實際上，阿輝是個内心充滿童趣的人。他很活潑，會有一些驚人之語（他指着前面摩托車手的安全帽說像一個狗頭鍘），也會旁若無人地突然大聲唱“我們不一樣”。朱芊佩也喜歡這類“蠻土的歌”。大壯、六哲、劉嘉亮、刀郎、鳳凰傳奇，她一連說出了一串一般香港人大概不會聽說的歌手名字。以前，她聽Tupac、艾米娜姆、蕾哈娜的說唱。“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不入流了。”她不好意思地說。
很多人以為阿輝和朱芊佩是情侶。其實不是。阿輝在搬貨時認識了時任百佳超市外包落貨員的朱芊佩，看她幹活完全不輸男人，便在一年多前自己運輸車隊缺人時向她發出招募。一開始沒有其他司機願意和女人搭檔，他便自己帶她。阿輝身為文員的太太直至現在還反對，但阿輝沒有炒掉她的任何理由。事實證明，她非常好用。一輛貨車标準配置是一個司機，兩個跟車。香港的所有價格都在漲，阿輝為省下成本，提出如果跟車減至一人，工資可以漲2000塊。其實算起來，增加的勞動與薪水不成比例，沒有人願意這樣做。朱芊佩是唯一接受了這個條件的人。
用朱芊佩自己的話說，錢不是吸引她的唯一原因。從前的那個老闆發工資不準時，而阿輝發的是現金，從不拖欠。安全感對她非常重要。
以前做超市外包落貨員時，老闆考慮到她是女人，不敢給她太多活，她的日薪比其他人少100元。但後來，她的工作強度追上了男人們。現在，她在這個十幾人的車隊中，是最昂貴的跟車，月薪19000元（在香港，這個月薪高于一般文員、保安，略低于初階警察），她一個人頂兩個用，沒有人不服。
在這個群體中，她慢慢為自己赢得一個外号：朱豪傑。最初可能隻是一種戲谑，但後來，變成一種發自内心的尊重。她比所有人更吃苦耐勞。阿輝注意到，她搬面粉時，整袋貼抱在身上，幾趟下來就灰頭土臉，很多男人都嫌這種搬法把身體搞得太髒。下雨天，她把塑料布蓋到貨物上，任身體淋濕，不披雨衣，嫌它礙事又悶熱。她幾乎不請假。阿輝的貨車空調壞了，怕耽誤幹活，一周沒修，她沒有怨言。
有一段時期，阿輝承包貨倉，請朱芊佩幫忙，她沒多問就答應了。每晚需要清貨到一兩點，次日照常上班。但這還不是最難的部分，貨倉電梯因為滲水壞了一個月，他們需要每天将貨物搬上七樓。盡管是付費的，願意幹這個活的人越來越少，最後隻剩下3人。朱芊佩是其中一個。
三
這個她從事10年的行業，結緣于一則豆腐塊大小的招聘啟示。20歲的一天，在報紙密密麻麻的招聘版，她看到了“物流步兵”幾個字。這個工作特指依靠步行，用手推車穿梭在固定街區的送貨員。她感到這個工作可以到處跑，很自由，而且很容易。她打去電話，老闆吃了一驚：“是女生啊。”面試那天，老闆又吃了一驚。“哇，你那麼年輕。真的可以嗎？”
“可以啊，你不會後悔的。”她說。
中五畢業（相當于高中學曆）之後，她做過幾份工作，先是去表姐夫開的小公司做文員，然後是酒店前堂接待、保安，室内泳池救生員。那些經曆都不愉快。文員對着電腦，她午後總犯困。前堂接待要算賬，她算得慢，被領班當着所有人面用髒話侮辱，第二天她就不去了。救生員總是無事可做，太悶了。她不喜歡被關在同一個地方。
伏筆早已埋下。在她還是酒店服務員的時候，她做過兼職清潔工，除了掃街，還要沖洗巴士。她承認，除了為多賺一點錢，也是想挑戰自己，試試能吃多少苦。那是她從事體力勞動的開始，也是她可以做到毫不顧忌他人看法的開始。工作地在西環殓房附近，從晚上幹到半夜。她是唯一的女孩，剩下全是五六十歲的老伯，氣氛怪怪的。幹了一陣子，她就沒幹了。
當她進入運輸業後，她一直在這裡，隻不過在細分工種之間跳動。她做過3年水果批發市場送貨員——那個工作總能吃到各式新鮮水果；超市外包落貨員，平均每天卸二三十闆貨，要搬上樓梯，“我們那時候就幾個人，一個人扔給一個人，就這樣在樓梯三個位置抛，很好玩。”現在糧油雜貨跟車，是所有搬運中最粗重、工時也最長的一類，以前同行裡偶爾還能見到女性，這裡是完全絕迹的。
再見，高跟鞋—她已經五六年沒穿過了；再見，美甲—留指甲不利幹活；再見，與閨蜜的下午茶—她沒有太多閑暇，甚至周日也經常幫人頂班。選擇這個工作意味着你需要放棄很多。10年來她沒有旅遊。但她越來越享受工作的快樂，尤其這兩年，“客人也不會怎麼為難你，這老闆對你挺好的，然後就心裡面踏實了。”
這些年，她的體重沒有變化，但肌肉線條越來越硬朗。尤其搬運糧油後，她的肩肌愈發明顯，肱二頭肌變得像個網球。完全不認識她的人會認為她是個拳擊教練。“沒什麼厲害的，都是生活逼出來的。”她說。
據她自己說，從小到大，她都和别人不一樣。别人喜歡冷氣，除非熱到睡不着，她喜歡電風扇。相比冬天，她更願意在夏天幹活，有那種汗透的暢快感。當她還是個文員時，每天下班都會去健身房，除了有氧運動，還練啞鈴。後來，她再也不需要健身房了。
“我這個人性格比較害羞，我甯願面對貨物或者東西，也不想面對人。”朱芊佩說，“面對貨，我不用随時留意自己表情啊，不用怕說錯話。”
所以，不喜歡和人打交道？“不是不喜歡，是害怕。”她回答說。所以，健身教練這個看起來有一定相似性的選項也被早早排除掉了。“我是甯願少說話、多做事。”
她讨厭香港的辦公室文化，讨厭複雜職場的是是非非，“假裝跟你特别要好，可是轉過身就把你的秘密說出去了。”她沒有詳細地展開，但她表示，不止一次，一次又一次地，她感受過傷害。
當她置身于運輸工的群體之中，她感受到自在。“很多都是看起來好像很兇，但是其實蠻好的。”确有蠻不講理的人，但她總能感到良善，“這次我給你一瓶水，下次你送我幾個水果。”事實上，她也對其他人不斷釋出善意。在《人物》記者的随訪中，總能看到她去搭同行一把手，多扶住門一會兒讓對方通行、推貨上斜坡時幫出一把力、不嫌麻煩地收起手推車以騰出電梯裡的空間。她有些害羞，卻總是微笑。她的性格得到了成長。她自如地和人打招呼，但也沒有太多壓力，“交往不會太深入。”在人際關系上，她感到自己再沒有被傷害過。
她的圈子裡全是男性，但也有例外，她認識了一個搭建築竹棚的女人—她丈夫曾是朱芊佩的同行。搭棚更具挑戰，需要攀上高空。她也試過一次，從7樓窗口爬到5樓，“想想都後怕”。那女人嗓門很大，有點刁蠻，但也很講義氣。朱芊佩把她當成自己真正的朋友。她覺得這女人比她厲害，敢從5.5米高的貨車直接爬上廣告牌。有一次，她站在上面還大聲和她丈夫吵架。“你們兩個給我小聲一點，下來再吵了。”朱芊佩對着上面喊。
今年過年，那女人的丈夫意外身故。她隻剩下自己了，但她沒有被打垮。不久，那女人又開工了。朱芊佩想到她時，總感到很難過。
會覺得那女人比她更堅強嗎？她思考了一會兒，給出了一個讓人意外的答案：“不一樣的。她有父母，她有親戚在香港，她父母和親戚都很疼她的。”
四
她出生在香港，家裡有一套房，還有一輛吉普車。她記得家人帶她去日本、美國、加拿大旅遊。那些事情已經距離她那麼遙遠了，她還記得。
但從小學開始，記憶就不那麼美好了。二年級，她随家人去了台灣，初一下學期，全家去了廈門。她性格本來就偏内向，作為一個口音不同的外來者，“女孩沒什麼話跟我說，人家也不喜歡跟我玩的樣子。”她覺得兩個地方都沒有真正接納她。她很不開心，内心反複糾纏過，但後來，她想通了，她并沒有做錯。她不再強求什麼，用一種沉默但倔強的方式應對，整個少年時代，她沒有任何女生好友。倒是有些男生會給她打電話問作業，“但是都被我爸罵跑了。”父親一貫嚴厲，擔心她早戀。
那時她有點胖，被叫做“豬小妹”，有個男孩很喜歡捉弄她，拿粉筆擦砸到她臉上，拍她的頭，抽掉她的椅子。有一天她忍不住了，用上了父親教給她的搏擊術，把那人打倒在地，踢了兩腳。再沒有人欺負她了。她自己跑步，自己操練，慢慢地，人瘦了下來。她的體能愈發強健，能用拳頭撐在地上做20個一組的俯卧撐，跑步拿全校第一，但她依然很沒有自信。她承認，直到現在，這種自卑仍然困擾着她。“老是害怕自己不夠好，實際上在害怕什麼，我也不知道，就有種莫名其妙的害怕。”
她傷害過自己，拿刀和玻璃劃胸口、割大腿、割腕。看着血流出來，“很傻的”，她想。她認為那時候自己真是太叛逆了。
中學時，父親生意失敗破産了，失去了香港的房和車。她與父親的關系變得越來越差，激烈争吵最嚴重時，兩人會互毆。中三那年，她決定離開廈門。選擇香港而非台灣，是因為這個地方從來沒有傷害過她，這裡封存了她快樂的過往。聯系好姑媽，她自己搭巴士來了。幾年後，表哥從國外回來，她就搬出姑媽家。那年她19歲，真正獨立生活。那是最艱難的時候嗎？不，“是最難的時候的開始。”她說。
她進入一段感情。一開始都很好，男人是個送雞蛋的跟車。但很快一切都變了，那男人沉迷賭博，偷偷用光了她攢下的所有的錢。她受不了，用一種決斷方式解決了這一切。拖着一個手提箱，她從那個家逃跑了。
她身上沒有錢，又不願向家人要。那時她21歲，正在為水果批發市場送貨，面臨無家可歸，那個老闆允許她睡貨車後車廂的沙發。她在裡面住了半年，由冬至夏，直至把錢攢到能夠交得起租房的第一筆按金。洗澡在水果批發市場裡，沒有熱水，冬天也隻能咬牙洗冷水。到了夏天，後車廂裡悶得要命，她告訴自己，心靜自然涼。很多事情她甯願自己扛下來。事實上，她運輸工的工作，直到3年前父母才知道。這段故事，在先前的采訪中，她從沒有講述過。即便此刻，《人物》記者也沒有期待她能講出來。這是一段隐私，一個本可以放置于内心自己解決的難題。然而，她講了出來。講着那段充滿着疼痛與忍耐的故事，她的臉上始終浮現着笑容。很難講清，究竟是什麼令她微笑。
那時候會覺得人生凄涼嗎？“挺過來就不凄涼了。性格的話我是算堅強的，打不死的。”她說，“我要堅持下去，我不可以倒下來，因為我要靠自己。”
然後，就到了那場事故了。
那是一個失誤。取貨時，她一腳踏在尾闆，一腳站在車内。司機沒打招呼就降下尾闆，她失去平衡，手推車飛到半空，先砸中她的頭，然後砸在她戴着手套的左手拇指上。她從地上爬起來，還想繼續拉。司機跑來看她，吓得連聲說：“你你你，你在流血。”她看到血從手套裡滲出來，滴落一地。
她沒想到事情的嚴重性，前往醫院的救護車上，她還在笑。
指骨碎了，打了鋼釘，又縫了7針。她沒當回事，住院一天就出院了。好在那時候，她剛剛結束了睡後車廂的日子，找到住處。
兩星期後，她去複診，照X光時發現拇指歪掉了。醫生建議，把骨頭打斷，重新打鋼釘。她拒絕了。總共休養了一個月，她又上班了。
現在，朱芊佩看着她那根歪掉的無法彎曲的拇指，笑了。她不怪那個司機，不怪任何人，隻怪自己沒站穩。老闆賠了她一個月的工資。她沒有争取什麼，說多少就是多少。她很感謝那個老闆，她總提這一點，正是他為她提供了後車廂睡覺。
阿輝打斷了她，對《人物》記者說：“其實她以前老闆很幸運了，請到她啊。這個叫永久傷殘啊，要賠好多錢啊。”
朱芊佩沉默了一下，輕聲說：“我也不想跟傷殘扯上任何關系。”
“事實上是嘛。”阿輝說。
五
在她走紅後這一年，有人會在路上認出她，但她依然是個運輸工。不斷有人告訴她，她在浪費她的外在條件，她并不這樣看。她知道她的青春不多了，但她也知道，一切才剛剛開始，“我的事業還沒有一點成績，還沒有積蓄。”沒錯，事業，她用的是這個詞。接下來，她準備考駕照，如果成為貨車司機，起薪可以升至21000元。
另一方面，朱芊佩不希望自己被看成一個男人。她特地向《人物》記者指出，即便是工作時，她也并沒有穿得男性化。她喜歡裙子—雖然很少有機會穿。每天出門前，她都會畫眉，有時候還畫眼線。因為拖太久而遲到，她被阿輝罵哭過。她承認工資很大一部分，花在了化妝品上。
阿輝說，他見識到朱芊佩女性的一面，是她的選擇困難症。工作時她都随便穿，但到了公司組織春茗或者組織出遊，她會花很長的時間，反複試衣。“這也是不夠自信的表現。”她說。已經有兩次，因為遲遲沒有出門，她錯過了集體活動。“都到晚上9點了，好多人都喝大了，她還沒有來。”
問她是否幸福。她沒有馬上給出答案，“對我來說，幸福的定義是兩個人啊。”她說沒有人追求她，她還在等待，但她并不強求，“自己一個人的話，那也沒關系，就盡量把生命活得精彩一點。”
“其實我沒有你想象得那麼堅強。”她目視前方，對《人物》記者說，“很多時候我也很軟弱。”她說，那個搭棚女人的丈夫去世時，“哭得稀裡嘩啦”。有時閑下來腦子放空，她也會哭出來。
至少現在，她最多表達的感受是滿足。她和父親的關系得到了修複。沒有戲劇轉折，是自然而然的，隔得遠了，争吵就少了。父親在廈門打散工，她曾嘗試說服父親搬回香港，但老人感到香港生活壓力太大了。兩個月前，父母來香港探望她，小她10歲的妹妹也來了。妹妹在福建讀大學，她們會有着不同的人生軌迹。
網絡對她的關注，為她帶來了一些潛在的商業機會。她抽出一個上午去拍企業宣傳照，“第一次拍攝還蠻頭暈的，因為一直閃一直閃”，下午又去搬運了。她願意抓住能夠改變生活的一線機會，但她也說，“可能都是過眼雲煙，可能幾個月之後又恢複平淡了。”誰也不能擔保以後會怎樣，但至少，那過去的10年勞力付出是真的，清晰的肌肉線條是真的，傷病是真的。此時此刻是真的。那是經過無數的磨練才抵達的此時此刻。
下一個送貨點到了。朱芊佩跳下車，貨不多，一人就能搞定。而此時，阿輝已經跑到馬路的另一邊，他發現路邊栽種着一棵芒果樹。這是運輸的樂趣吧，在路上他們見過猴子、野豬，還見過一整株的菠蘿——那菠蘿嘗一口酸得要命。芒果還很青澀，阿輝放棄了采摘。很快，他們回到車上，往下一個路口開去。
貨車疾馳，羅拉快跑，阿輝唱起“我們不一樣”。生活如此艱難，生活沒什麼難的。道路還長，夏天還長，不要着急，芒果樹就在那裡，隻要經過就能看見。總有一天，芒果會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