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把我的新書分作三等，把那些顔色印制飽滿、紙面平展、書脊規矩的選作一等；把那些顔色稍欠、紙面和書脊大體還看得過去的選作二等；餘下涉嫌着殘次的一律作為三等。于是将要被我贈書的友人便也分開等級了。收到一等書的是那些在我心目中也注重書籍裝幀者，二等書奉送的是那些對裝幀無所謂者，三等書便不再主動送人了。隻待這一二等已送盡，仍有索書者時，我才将這三等書取出。奉送後，常有一種虧心的感覺，就像做了十分對不住人的事。許久以後，想起來仍覺忐忑不安。
我這種對書的過分挑剔和注重，原因大約始于兩方面：一是我受過封面裝幀的驚吓，二是自幼美術對我的熏陶。
小學三年級時，長篇小說《歐陽海之歌》正在風靡流行。我也購得一本，愛不釋手地讀起來。讀不過半本，卻被我一位生活老師沒收了去，因為這本書使得我不安心午睡了。那時我讀寄宿學校，作息都須嚴格遵守校規，午覺時且有生活老師倚門把守。我記得那位老師姓蘭，平日我們睡覺時她隻靠住我們的門織毛衣。她兩手操作着毛衣針，眼睛朝我們這一排床鋪溜着。大家瞧見老師的眼光，便縮脖咋舌地進入夢鄉。蘭老師自從得了我這本書，許多天不織毛衣而改作讀書了，她對《歐陽海之歌》讀得和我一樣專心。我躺在床上假寐，想着是書中的哪個情節正吸引着她，那個情節本是吸引着我的。
大約蘭老師尚未讀完，這本書“犯了案”，有内容方面的事，也有封面裝幀方面的事。這兩者加起來一時間便成了轟動一時的政治公案。歐陽海的犧牲是因了力挽一匹橫過鐵道的驚馬，後來馬和火車均得救了，戰士歐陽海卻被火車吞沒了。那書的封面畫的便是這個情節：馬站在鐵軌上咆哮着舉起前蹄，歐陽海睜圓環眼正奮力将馬推下鐵軌。有傳聞說這封面用心叵測，若背過來照看，就能看出“蔣介石萬歲”的字樣。一時間人們都在照看，都在撕下那封面。有的人家在驚恐之中幹脆将書焚毀，好不留後患。我那本書由于先一步易人，倒不至于為我和我家帶來麻煩，但心中仍有餘悸，夢裡也常見那封面變得猙獰起來。我發着冷汗被驚醒，不敢再合眼。封面裡有内涵，封面裡有學問，封面不可小看便是我在這時悟出的。
我的第一本小說集《夜路》出版時，我請我父親為之設計了一個封面，我父親作為一個畫家和舞台美術家，當時正在中央戲劇學院任教。他不常作裝幀設計，隻待自己高興時。所謂美術對我的熏陶，便是借助于父親吧。這使得我後來常自不量力地也和他談論着美術，還自不量力地在報刊上著文大談梵高和高更之間的争論。
我父親為我設計的《夜路》照理說我是滿意的，它由淡黃顔色作襯，用墨點點綴成星空，一條視點很低的路平伸遠方。它概括了我心目中的鄉村，也概括了我那本小書的内涵。當時已成功地作過幾種封面的畫家韓羽也不住點頭稱道。那時閑散了十年的知識分子剛剛趨于活躍，韓羽則常來我家聊天。韓羽對書的封面裝幀也有着過分注重的癖好，我所以自信可把贈書對象分作三等，便是因有韓羽這樣的“樣闆”。曾有人對我講過，韓羽買書除對内容有嚴格挑選外，多以面取之。買到書後便以堅紙細裹，插入書架，需讀時再找他人去借。對這一故事，我實在不便去找作為長輩的韓羽當面對質，但從他和父親談論封面裝幀時的神情裡，自信我心目中那一等的贈書友人是存在的，我的分等便不是自作多情了。
面對《夜路》的封面，我在一陣高興之後，卻産生了新的疑點，《歐陽海之歌》畢竟提高過我的警覺性。我開始懷疑封面上那一片墨點星空：用墨來象征星星，總有幾分不光明吧。父親反駁了我說，照我的邏輯推理，黑白木刻、黑白照片都不應該再有了。在黑白畫家的筆下，世間萬物就兩種顔色，不是黑便是白。
《夜路》由天津“百花”出版，直到“百花”的書籍裝幀家陳新來信也肯定了那封面後，我才放下心來。後來便是我第一次接到新書，和第一次對書的分等。如果說當時我的分揀尚處于萌芽狀态，那麼父親的分揀則早就是蓄謀已久了。他把書包打開左挑右挑，不客氣地挑出兩本一等品，藏進自己的書櫃作為樣書保存，再為我挑出一些，并一一指出餘下那些書的缺欠。我立刻變成一個“認書”行家了，這時我也才發現父親愛書原來也不下于韓羽，雖然他從不找人借書。
後來我的第二本書《沒有鈕扣的紅襯衫》的設計也是請了父親，他在那本書上傾注的心血勝過第一本。但或許當時的我太年輕了吧，出版社對那裝幀的規格一減再減。他們不僅去掉了環襯和折口，最後連扉頁的設計也取消了。隻在普通印書紙上戳一行黑鉛字算作扉頁，封面的顔色也随意作了更改。這件事很使父親不高興了一陣，緻使我接到新書後，他連樣本也沒有留。我還是認真地分着等級，父親在一旁說我是“骨頭裡挑雞蛋”。他決心要挽回這次的“影響”，主動要為我設計第三本書《鐵凝小說集》。
《鐵凝小說集》的出版得助于花山出版社的慷慨，讓他不必考慮成本，使他一舉用了五個顔色，最後還力争把平裝變作軟精裝。正好這書的印刷廠就在我們所住的城市，封面印制時，他每天都去工廠和工人師傅一起調色，研究“壓闆”的次序。這本書終于使他實現了自己的諾言，父親若是個書籍裝幀家，也許該通過這本書走紅了。但我還是認出了這書在做工上的不足，便是書脊的不規矩。過多的糨糊把軟精裝用的白闆紙浸粘得起了許多坑窪。我埋怨父親為什麼不把好這最後一關，父親說：“莫非我還能去死盯着幾個女工粘書？”後來這本書被選送香港國際書展，我還随着它參加了在奧斯陸舉行的第二屆國際女作家書展。在奧斯陸大學書的展廳裡，我還是隻盯住書脊上那幾個坑窪，想着那裡有過多的糨糊，甚至發言時都變得語無倫次起來。我多麼願意它不帶這坑窪，和我一起站在這大廳裡。是地球人創造了書，又是書帶着地球人去世界各地聚會，它原本要比人堂皇得多才是。
我的第四本、第五本、第六本、第七本書出版時，父親沒再參與它們的裝幀設計。一來他正專心于他的水粉畫，二來他總說：“照理，大夫是不能為自己的親人開藥方的。”他還說這又好比種樹，有時你以為你種的是梨樹，收獲的卻是一筐幹棗。顯然他對前幾次的遺憾還耿耿于懷。
直到不久前我的第八本書《玫瑰門》出版時，我問父親還有沒有興趣設計，他才又躍躍欲試了。我征求作家出版社的意見，社方說，這本被收入該社當代小說文庫的書，有個統一格式，社方請的裝幀家也有固定人選。父親才打消了此念。我隻請韓羽作了四幀插圖，韓羽很高興地接受下來。他送來插圖時還詳盡地向我交代了對這四幀插頁的要求：線描下面要襯以淡色，每圖下方要配有書中的文字一段，連圖下鉛字的号數他都有明确要求。後來這本書沒有如期出來，據該書責編對我說，成書時插圖沒有印上底色，再送工廠改印時耽誤了一個月的時間。當我将此事告訴韓羽時，他竟毫不客氣地說，責編是對的，就得這樣堅持。
《玫瑰門》的設計者極認真，但我還是趁在作家出版社開該書的讨論會之機，不忘從會場溜出來找到美編去挑剔些什麼。一位謙遜的美編認真地聽我“白話”，後來我發現我的種種挑剔都被美編接受下來。
我用便車從作家出版社拉回了我購得的《玫瑰門》，第一件事還是打開所有的書包進行分揀。分揀着，又暗算着應該分送的友人。我覺得應該最先選出一本送給韓羽吧，我們同住一個城市，他又是我請的插圖作者。同我前幾本書的做工相比，《玫瑰門》應該是一等品居多的，但我唯獨選不出一本要送韓羽的書。韓羽來了，我還是把一本精選出的書托給他。他戴起我父親的花鏡左看右看，父親在一旁撺掇着淨說這書的好話。韓羽到底稱贊了這本書，但我總覺得這稱贊是有保留的。我覺得韓羽保留得也有道理。人既然能發現太陽上的黑斑，既然再賢惠的妻子，也隻有最愛她的丈夫才可能發現她身上的一絲不賢惠，那麼一個對書的橫加挑剔者，是不會承認天下竟還存有完美無瑕的書吧。中國不是有句俗話嗎：說好是閑人。我也早已後悔起在衆多的書中為什麼單挑了這本。
也許我總在挑揀的本不是書吧，那實在是一種心理的挑揀，自己挑揀着自己的心理。隻因為書原本應該比人更堂皇。
編輯/穆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