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制藥企業實驗室人員在做藥物分析對圈内人來說，近兩年藥企倒閉已不是新鮮事。
“我們也會經常碰到或聽到類似的消息。因為醫藥行業正在加速洗牌，優勝劣汰是大勢所趨。”盧韻告訴《瞭望東方周刊》。他是江蘇恒瑞醫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江蘇恒瑞）研究院院長，也是一位老制藥人。
他之所以這樣說，是緣于2016年2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開展仿制藥質量和療效一緻性評價的意見》。該《意見》明确提出的“2018年底”正是仿制藥的“大限”之期。
本刊記者接觸到的多位專家和業内人士均表示，随着國家劃定的2018年底這個時間節點的臨近，大量規模小、産品單一、研發力量弱的仿制藥生産企業面臨轉行或倒閉。
“這是中國制藥行業發展必須經曆的陣痛。陣痛之後，一定會迎來整個制藥行業的轉型升級。”南方醫藥經濟研究所副所長陶劍虹在接受《瞭望東方周刊》采訪時稱。
八成藥企年産值低于5億元
1949年以前，中國一直處于缺醫少藥的狀态，整個國家甚至都不具備高端化學藥的生産能力，直到上世紀80年代，頭孢類抗生素仍要依賴進口。
北京鼎臣管理咨詢有限責任公司創始人史立臣告訴《瞭望東方周刊》，上世紀五十年代初，中國醫藥市場上70%~80%是中藥，化學藥的占比隻有20%左右。随着疾病譜的變化，藥效和作用機理明顯的化學藥逐漸顯現出自身的優勢，市場需求不斷增加。
“改革開放之初，很多地方的基層都流行一句話——‘要當縣長就要辦藥廠’，說明當時醫藥工業的發展難以滿足群衆的用藥需求。”陶劍虹說。
南方醫藥經濟研究所提供給《瞭望東方周刊》的數據顯示：1979年中國醫藥工業總産值僅有29億元。
随着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中國制藥行業迅速發展，藥企數量和總産值不斷增加。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的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11月底，中國醫藥工業總産值超過3.5萬億元。
然而，陶劍虹告訴本刊記者，中國制藥行業一直以來都呈現“多小散”的發展狀況，即企業多、規模小、分布零散。
以2017年的數據為例。當年全國範圍内産值超過100億元的藥企僅有16家，80億~100億元的藥企為9家，50億~80億元的藥企38家；1億~5億元的企業2086家，1億元以下的企業2401家。
“全國4000多家藥企中，82%的企業年産值在5億元以下，它們的總産值占藥品市場規模的比例為25.3%，而63家産值超過50億元的藥企總産值占比僅為27%。”陶劍虹說。但從全球來看，情況恰恰相反。知名醫藥咨詢公司Igeahub的公開數據顯示：2017年，全球銷售額排名前15的制藥公司銷售總額達5686.17億美元，占全球市場份額的51%。
更嚴峻的問題在于，中國藥企90%以上都在生産仿制藥，且大量制藥企業研發技術水平低、管理水平低、銷售水平低，行業整體發展水平不高。
“目前在大城市，仿制藥在臨床上的使用比例并不高，而農村或不發達地區使用的則多為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生産的仿制藥。”青島百洋制藥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百洋制藥）董事雷繼峰告訴《瞭望東方周刊》。
在雷繼峰看來，這主要是由于以往國家沒有對仿制藥必須進行一緻性評價的強制性要求，許多仿制藥徒有其形，質量和療效與原研藥有一定差距。
陶劍虹介紹，在一線城市的三甲醫院，出于對質量和療效的要求，臨床用藥大約35%是原研藥，其金額占比更高達50%。
“補課”的代價
正是看到了問題的嚴重性，2012年之後，國家逐步啟動了仿制藥的一緻性評價工作。
由此在中國制藥行業引發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動蕩。最先受到沖擊的便是那些規模小、研發技術實力低的企業。
浙江華海藥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陳保華告訴《瞭望東方周刊》，“現在的一緻性評價其實是在‘補課’，日本和美國都經曆過這樣的階段。”
仿制藥是在原研藥的基礎化合物專利到期之後，企業通過創新，探索新的處方工藝，達到治病救人的效果。“簡單來說，仿制藥就是要在原研藥的路徑之外，另尋一條路徑，最後大家殊途同歸。一緻性評價便是企業要證明自己所選的路行得通。”雷繼峰說，一緻性評價是一項耗時耗錢、且對企業研發技術要求頗高的工程。
為了仿制某款藥品，百洋制藥從2012年建廠後就針對其所運用的微丸包衣緩釋技術進行攻關，直到去年才取得突破，前後用了5年時間。
“以前沒有一緻性評價，企業即便研發能力不強，也能照貓畫虎仿制出藥品，但現在必須有高水平的人才隊伍和真金白銀的投入。”雷繼峰說。
這樣的投入，是許多中小企業所難以承擔的。
以其關鍵環節生物等效性試驗（BE試驗）為例。藥企要證明其産品與原研藥具有同樣的療效，必須通過試驗證明藥品進入人體後的反應過程同原研藥是一樣的，這就是BE試驗。
目前，在中國，BE試驗隻能通過具有資質的臨床試驗機構完成，藥企就要向受試者、臨床試驗機構和藥品檢測機構三方支付費用。
而由于2018年底的“大限”，目前BE試驗的需求增多，但目前全國僅有600多家具有臨床試驗資質的機構，因此BE試驗的成本增長迅速。
“其中僅受試者的費用由原來的平均每例3萬至4萬元，增長到了現在的平均每例5萬至8萬元。而常規藥品的BE試驗一般需要做48例受試者（空腹和餐後狀态各24例），高變異性等特殊藥品則需要80例以上，甚至超過100例。”陳保華說。
盧韻對此也深有感觸，他向本刊記者透露，“之前一款新藥的BE試驗花費100萬至200萬元就不得了了，現在稍微複雜一些的藥品就要花費300萬至500萬元。”
過半藥廠或将出局
目前289種需要進行一緻性評價的藥品中，百洋制藥生産的克拉黴素便位列其中，但考慮到這是一款在市場中非常普遍的抗生素，生産企業衆多，因此其決定放棄對其進行一緻性評價，“我們希望将更多的資金和精力放在更有臨床價值的仿制藥研發中。”雷繼峰說。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到2018年底289個藥品種類中可能将有超過50%的品種沒有辦法如期完成一緻性評價，有一些是被企業放棄，有些則是時間來不及。”盧韻推測。
目前，2018年即将過半，但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藥品審評中心（CDE）已經發布的四批通過一緻性評價的品種名單，僅41個品規，“這其中還包括一些非289基藥目錄中的藥品，真正屬于289基藥目錄的僅有12個品類。”陶劍虹補充道。
對于一些技術實力雄厚、産品衆多的藥企來說，損失一些産品尚可承受，但大多數制藥企業規模小、實力弱、産品單一，一旦無法在截止日期之前完成一緻性評價，将面臨着無藥可賣的局面。“到時候這些企業隻能選擇轉型、轉行或者直接被淘汰出局。”史立臣說。
陶劍虹認為，仿制藥一緻性評價會對中國的制藥行業進行大洗牌，未來通過轉讓、兼并等各種方法可能有超過三分之一的藥企消失。一位要求匿名的業内人士則預測，2018年年底之後的5年左右，會有更多制藥企業倒閉，“最終應該會有超過50%的化學藥生産企業在洗牌期被淘汰出局”。
某制藥企業生産人員正在進行培養基配制與轉移藥品持證人呼之欲出
在陶劍虹看來，推進仿制藥一緻性評價的戰略意義在于優勝劣汰，提升中國醫藥工業的整體工藝和水平，并進一步釋放産能，以滿足人民的臨床用藥需求。
她認為，通過一緻性評價的仿制藥會在包裝上打上相關标識，這意味着其與原研藥在質量和療效上是一緻的，從而使社會恢複對國産仿制藥的信心，增加其使用和購買率。
“通過這種方法，可以讓研發能力強、技術實力雄厚的藥企獲得更好的發展機遇，從而使強者更強。”陶劍虹說。
雷繼峰認為，一緻性評價和新的藥品審評審批制度改革都提高了制藥行業的門檻，增加了信息透明度，為企業做大做強創造了良好的外部條件。
此外，他認為更值得期待的是藥品持證人制度的改革。改革後，藥品持證人和藥品生産者分離，藥品擁有者要對藥品的質量負全部責任，但不一定自己制造，可委托别的企業生産及銷售，所持藥品文号也可自由買賣和轉讓。如此，有研發能力的企業和團隊便可作為持證人而獲得收益；制藥集團旗下的藥廠則可以擺脫藥品與藥号不可分離的桎梏，由集團将多個藥品文号集中起來，再重新優化生産格局；此外，更有利于企業兼并重組，從而提高産業集中度。
雷繼峰預測，未來的中國制藥産業一定會實力更強、産品更精、行業集中度不斷提高，“未來市場中有望出現在亞洲市場、甚至世界市場都具有一定影響力的制藥集團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