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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40天:與敦煌洞窟對話

時間:2024-10-20 08:15:26

來到敦煌之前,10位守望者的經曆與職業各不相同,他們是退休教師、學生、策展人、設計師、物聯專家、商界人士等

守望者趙宇(左一)在洞窟内接受講解員上崗考核

“走過那個路口,就是平日我們右轉上山的路,對不起,今天隻能直行了,和莫高窟默默遙說‘再見’。”在“守望者日記”的最後一篇中,顧健記下了自己離開時的心緒。

此前一個多月,“我在敦煌講壁畫”——敦煌文化守望者全球志願者派遣計劃首期營于2018年5月1日在敦煌研究院開營,顧健是其中一員。

“我守護着的敦煌,歡迎你們來守望。”“敦煌女兒”、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樊錦詩向最終入選的10名“敦煌文化守望者”發出這樣的寄語,“世界上隻有一個敦煌,我代表敦煌歡迎你們,也希望你們能夠在了解敦煌的基礎上,向外多多播撒種子,把敦煌文化帶到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地方”。

6周過去了,2018年6月10日,10位守望者結束了在敦煌研究院培訓、工作的日子,回到各自的生活中。但敦煌“住”進了他們心裡,也将以不同的方式影響他們未來的日子。

培養“窟感”

10位守望者的經曆與職業各不相同,他們是退休教師、學生、策展人、設計師、物聯網專家、商界人士等。對于敦煌,大多數守望者的了解都是直觀而零散的。

“知道歌舞劇《絲路花雨》,僅此而已。我甚至都沒有看過洞窟内部的照片,對敦煌的印象也隻停留在表現反彈琵琶表演的那種宣傳畫上。”守望者牛佳耕向《瞭望東方周刊》坦言。

牛佳耕曾任渣打集團常務首席信貸官,工作一向繁忙,但他對自己此行的定位是“不問工作,隻談情懷”。“雖然了解不多,但我對敦煌一直有一種強烈的向往和好奇心。”牛佳耕說。

為了讓守望者們全方位感受敦煌的曆史文化,培訓最初是以人文地理課的方式展開的。守望者們一路探訪了敦煌博物館、西千佛洞、莫高窟、陽關、玉門關、鎖陽城等地。

在較為輕松的人文地理課結束後,被守望者們戲稱為“魔鬼訓練營”般的艱難挑戰才正式開始。他們要在兩周時間内,系統掌握十幾個不同時期洞窟的講解内容,對每個洞窟的年代、曆史變遷、風格、工藝、造像、壁畫等都要做到了然于心。大量的知識點在等待他們的接收與消化。

“剛到敦煌時,以為學習、參觀是主線,沒料到後面還有‘魔鬼訓練’,讓我這個零起點的學員有些招架不住,焦慮情緒滿滿。”守望者孟慶芝笑着對《瞭望東方周刊》回憶道。

進入洞窟學習階段後,在講解員老師邊磊的帶領下,守望者們每天要參觀七到八個洞窟,晚上要參加分享會,還要準備第二天的預習内容,時間十分緊張。

“培訓要真看真聽真感受,讀書是一方面,聽老專家面授是一方面,最重要的還是長時間的洞窟實地學習與實踐。”“我在敦煌講壁畫”項目負責人李天霓向《瞭望東方周刊》說。

在守望者羅依爾看來,密集式的洞窟培訓,讓他獲得了對洞窟更為深入的感受。“音樂有樂感,洞窟也有自己的窟感。在洞窟裡學習,我得到了一種沉浸式戲劇般的體驗。”羅依爾說。

通過講解員考試後,守望者們都拿到了象征着講解員身份的洞窟鑰匙,這也讓他們擁有了獨自與洞窟“交流”的可能。守望者顧健清晰地記得自己踏入洞窟那一瞬間的感受。“曆史滄桑感撲面而來,你的上下左右都是文物,你的面前是塑像、左右是壁畫,你是被文物的氛圍給包圍着的。”守望者趙宇則在洞窟中發現了頗有童趣而又不易察覺的小細節。“79窟除了有千佛圖,在千佛圖與千佛圖交彙的空白處還畫有很多可愛的胖娃娃,我們為它們取了‘童子飛天’的名字。”趙宇向《瞭望東方周刊》說。在趙宇看來,“每打開一個洞窟,都能體會到與之對話的感覺,我們與每個洞窟都建立起了心靈的聯系。”

做“有溫度”的講解員

經過兩周培訓,守望者們被安排在5月18日“上崗”莫高窟,這一天也是國際博物館日。上崗當日,收錄了每位守望者在敦煌所感所聞的“守望歌單”,也在線上線下同步發行。

“2018年國際博物館日的主題是‘超級連接的博物館:新方法、新公衆’,這與守望者項目的初衷不謀而合:我們希望結合外部力量與個人的創造性,為敦煌文化的傳播開拓新思路。”李天霓說。

據趙宇透露,敦煌正式講解員需要掌握八條講解路線,考慮到培訓時間較短,敦煌研究院為守望者們挑選了其中兩條講解路線:一條以九層樓入口為起點;另一條從小牌坊入口出發,兩條路線都要講解8個洞窟。

6月1日,守望者們第一次體驗獨立帶隊講解。牛佳耕首次挑戰帶團就講解了兩個小時,超過了規定的75分鐘時長:“當時我滿腔熱血地想把每一幅壁畫都講得完美,雖然提前準備了一瓶水,卻從頭到尾都來不及喝。”

牛佳耕的“首秀”獲得了遊客的熱烈反響,但他很快意識到,講解時間太長也是有問題的:“另一個講解員老師告訴我,其實并不需要面面俱到,每個洞窟都要有重點、有省略。”

此前,顧健曾在上海博物館做過八年志願講解員,在她看來,與博物館的志願講解相比,洞窟講解員要具備更為綜合的能力。

“在博物館裡,隻要專注講述就可以,而在莫高窟則要考慮更多東西:比如為遊客分發的講解器能不能用,遊客有沒有掉隊或者擅自拍照等,另外還要注意自己的手電筒電量是否充足、有沒有照在正在講解的地方,洞窟門能不能打開這樣的問題,可以說是千頭萬緒。”顧健說。

羅依爾則從觀衆體驗的角度分析了敦煌參觀的獨特之處:“博物館裡的文物基本已經脫離了使用場景,更多是知識性的呈現,而在莫高窟就不一樣了——千年前,僧人拿着搖曳的油燈站在這裡講解經文;千年後,講解員帶着鑰匙和手電筒在這裡為遊客講解壁畫——這種穿越感是敦煌最奇妙的地方。”

“邊磊老師經常講,你們要做‘有溫度’的講解員。遊客從很遠的地方來到敦煌,就是對這裡有期待。将心比心,我們要做的就是把敦煌的美傳遞到普通遊客身上。”守望者劉鑫對《瞭望東方周刊》說。

在張平看來,要想成為合格的洞窟講解員,除了必要的知識儲備,還需具備深植内心的文化自信,“要用巨大敬畏之後的平常心與大家分享,透過壁畫與塑像,讓每個來到這裡的人,都種下信仰這顆種子。”

“讓莫高窟保存得再長久一些”

“對壁畫危害最嚴重的病害有顔料層的龜裂、起甲、黴變,地仗層的酥堿、粉化,還有顔料本身的變色、褪色、蟲鳥鼠傷等自然因素,也有油漬煙熏、題字刻畫、膠粘揭取等人為損害。”這是顧健在壁畫修複課上記下的一組筆記。

敦煌研究院第一任辦公室主任馬競馳曾向守望者們回憶,“上世紀60年代我曾經看到過的畫面,到了現在趴在牆壁上都看不出來了,變得模模糊糊的。”洞窟如果每天都打開,人流不斷,就會加速老化。

顧健曾注意到,有洞窟因為二氧化碳含量超标而暫停開放。“印象很深的是,那個洞窟門口還豎着一面提示牌,我才知道洞窟原來是這麼脆弱。”

在培訓中,守望者們還了解到,敦煌并不隻是一處旅遊景點,每一座洞窟,都是曆經千年而形成的文物寶庫。在講解洞窟的過程中,守望者們不僅要讓遊客領略到敦煌的美,也要讓他們理解保護敦煌文物的必要性。

劉鑫将自己定位為“導賞員”,在他看來,講解員的工作并不是單純的“導遊”:“既然拿着鑰匙,我們就是洞窟的文物保護人。”

樊錦詩曾說:“沒有可以永久保存的東西,莫高窟的最終結局是不斷毀損,我們這些人畢生所做的一件事,就是與毀滅抗争,讓莫高窟保存得長久一些,再長久一些。”

為了将莫高窟更好地保存下來,從20世紀90年代起,敦煌研究院便開始了對敦煌壁畫的數字化研究,探索利用先進的數字化技術,實現對洞窟壁畫的高精度圖像信息采集與處理。

通過參觀259窟的數字化采集過程,守望者們得以知曉,為采集一塊14英寸筆記本電腦大小的壁畫,需要拍攝兩三百張照片并花費3~5天時間進行處理。

“曾經我以為數字化采集就是拍照片,那麼這裡有幾百個洞窟,豈不是花費一段時間全部拍完就可以了嗎?現在才知道,數字化采集是要随着相機像素分辨率的技術發展而不斷更新的,是一個很長遠的工程。”劉鑫說。

身為博世物聯設備及解決方案亞太區總監,在來到敦煌前,趙宇便在思考應如何利用自己在物聯網技術方面的專長,為洞窟的保護工作盡一點力。

通過與莫高窟監測中心相關工作人員的交流,趙宇很快确定了監測中心的需求點。“現在莫高窟的保護工作已經從傳統的搶救性保護轉變為預防性保護了,在洞窟溫濕度與二氧化碳含量監測方面都做得很好,但對顆粒物濃度進行實時監測、預警的方案還有待加強。”

趙宇目前已向敦煌研究院提交了《“莫高窟顆粒物濃度實時監測預警系統”項目建議書》。“希望能以公益形式實現這個項目。為莫高窟保護做點事,這就是我的心願。”趙宇說。

“守望是一輩子的事”

在守望者項目開始之前,每位守望者都向主辦方提交了一份“傳播計劃”,六周守望者經曆結束後,他們也分别以自己的方式,回饋着敦煌給予的美意。

張平、王宗慧、金希三位守望者受“經變畫”的啟發,設計出“阿難說敦煌”系列繪本,借佛陀的小弟子阿難之口,串聯起了洞窟中的人物與故事。

羅依爾将原創的藝術脫口秀《莫高情報局》帶進了敦煌九層樓廣場和敦煌學院,回到上海後,他繼續以短視頻的形式,将敦煌文化推廣到不同的人群中。

劉鑫制作了七期“敦煌守望”電台節目,用聲音記錄下守望敦煌的點點滴滴。

孟慶芝與謝煥針對遊客發起了一份線上線下的調研。

酥堿由于建築材料的質量問題和環境潮濕的原因,使建築材料中的堿和鹽類溶出,聚集在牆體的表層和表面,在化學和物理的雙重作用下,牆體逐層酥軟脫落的一種現象。

顧健完成了名為《敦煌36記》的守望日記(一個系列,共36篇),将在未來五年内計劃舉辦50場與敦煌有關的公益講座、寫出50個與敦煌有關的故事。

牛佳耕、顧健考取了英文講解的資格。

趙宇還在為顆粒物監測傳感方案而奔走。

“離開敦煌,既是40天守望的結束,也是未來新的守望的開始。”顧健在守望日記中這樣寫道。

回到上海,顧健偶然間發現徐彙藝術館正在免費向公衆開放以敦煌壁畫樂舞為專題的展覽,她便欣然去藝術館做起了志願講解員。“通過這個展覽,我與敦煌又産生了聯系。”

“我希望能與敦煌保持長久的緣分,而且,傳播敦煌文化也需要經曆漫長的教育過程。”顧健說。

“研究院會替我們保管工作牌與洞窟鑰匙,我們以後是肯定會回去的。因為守望不是40天就能做完的,而是一輩子的事。我們不一定要生活在敦煌,也不一定要每天都去莫高窟,隻要能把敦煌裝在心裡,時不時想起為它做一點事情就可以了。”劉鑫說。

提及對敦煌的不舍,身在美國的牛佳耕感觸更深:“在紐約,窗外的聲音總是很嘈雜的,與敦煌有着強烈的反差。敦煌之于我,更像是一片藝術與心靈的淨土,我想很多人都會與我有同樣的感受。”

牛佳耕的“傳播計劃”是要将敦煌文化傳遞給更多的海外華人與外國人士。“在國外,很多人對敦煌的了解非常淺顯,并不清楚敦煌真正的藝術價值與文化價值,我希望未來能夠搭建起一個平台,定期以雙語形式發布與敦煌有關的内容;如果莫高窟面向海外展覽,我也很願意去做英文講解員。”

樊錦詩曾說:“我是個過客,但希望莫高窟可以一直在。而當這一程過客的時候,我希望把它當好。”

在敦煌莫高窟數字展示中心,遊客欣賞球幕電影《夢幻佛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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