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時間，金融監管部門出台了一系列确保貨币信貸投放落地的政策。
8月11日，銀保監會發布《加強監管引領打通貨币政策傳導機制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水平》，提出引導銀行保險機構加大資金投放力度，保障實體經濟有效融資需求；推動機制創新，提高服務實體經濟能力；健全激勵機制，增強服務實體經濟的意願。
8月18日，銀保監會下發《關于進一步做好信貸工作提升服務實體經濟質效的通知》，再次提及要“疏通貨币信貸傳導機制”，并要求：對符合授信條件但遇到暫時經營困難的企業，要繼續予以資金支持，不應盲目抽貸、斷貸。按照市場化原則滿足融資平台公司的合理融資需求，對必要的在建項目要避免資金斷供、工程爛尾。
8月22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适當提高中長期貸款比例，要建立金融機構績效考核與小微信貸投放挂鈎的激勵機制，鼓勵金融機構增加小微企業貸款，加快落實小微企業貸款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稅政策，支持發行小微企業貸款資産支持證券。
這與數月前力度逼人的去杠杆呈現出大相徑庭之勢。筆者由此想到:如果金融業是一塊鋼闆，如此反複彎曲，那會變得愈發脆弱，有一天被折斷也并不值得大驚小怪。中國金融業要在這樣的模式下發展下去嗎？如果不克服這種脆弱性，金融業如何能持續提升對社會經濟服務的供給質量？如何才能做到“金融活、經濟活，金融穩、經濟穩”？
什麼是金融脆弱性？
金融脆弱性在上個世紀80年代就在國外引起關注，指金融行業、金融市場因内部或外部不确定性幹擾、侵襲，使自身功能受到抑制或服務效率下降的現象。
提出“明斯基時刻”的海曼·明斯基認為，有兩個主要原因可以解釋金融體系内在的脆弱性：
一個是代際遺忘解釋，指由于上一次金融危機已經過去很久，一些利好事件推動金融業繁榮，貸款人對眼下利益的貪欲戰勝了對過去危機的恐懼。人們認為當前資産價格的上漲趨勢将持續，推動了更多的購買。此外，銀行的道德風險将代際遺忘的時間大大縮短。
另一個是競争壓力解釋，指貸款人出于競争的壓力而做出許多不審慎的貸款決策。在經濟高漲期，借款需求巨大，如果銀行不能提供充足的貸款就會失去顧客。很少有銀行能承受這種損失，因此每家銀行都向其顧客提供大量貸款，而不顧忌最終的累積性影響。由于從借款開始高漲到最終的結賬日間隔可能很長，以至于發放貸款的銀行從來不會因為他們自己的行為後果而直接遭受損失。
中國金融業脆弱性的表現與成因有哪些？
中國金融業脆弱性的成因要更為複雜，對經濟活動的制約程度也會更大。
如貨币政策的脆弱性既表現在貨币投放的非經濟性成分過大，又表現在對經濟活動及市場流動性調節成本過高，同時對外部環境變化反應又過于被動和僵化。
2014年以來央行并沒有在外彙占款下降過程中同步減少法定存款準備金，而是在保持近20萬億元法定存款準備金的同時，不斷擴大其拆出資金規模，2017年末已經突破10萬億元。數年來央行對法定存款準備金确定的年利率為1.62%，但央行拆借出來的資金年化利率至少相當于這一水平兩倍以上，在拆借規模達到10萬億元以上的情況下，央行雖可獲得可觀的利差收入，但也加大了商業銀行的經營成本。商業銀行必然會盡可能對外轉移支出，進而擡高社會融資成本。
再如彙率的波動既影響到外貿活動的價格變化和價值創造空間，又影響到金融資産的價格變化以及金融市場功能的抑揚，特别是彙率貶值波幅過大時其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也是多方面的。人民币彙率波動超過預期，如2015年之前連續9年單邊升值及2015年的一次大幅度貶值，包括今年出現的快速貶值，都使中國資本市場的功能受到了抑制。
從間接融資領域看，信貸資源配置的二元結構一直未能有大改善：一方面是資源占用效率不高的國有企業可以以較低成本獲得資金，另一方面則是民營企業、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難以解決，銀行經營愈發明顯地表現出順周期配置資産的特點，無形中加深了銀行業的脆弱性。
從直接融資領域看，中國股票市場因始終未能解決信用約束和價值成長兩個基礎問題，表現出停滞不前、遇有風吹草動就一瀉千裡的狀态。不僅不能成為社會融資最有效率的平台，反而成為虛耗社會資本的“黑洞”。對比過去10年中國股市與其他國家股市就可看出差異。如美股牛市始于2009年3月9日，至今标普500指數已累計上漲320%；印度SENSEX指數2008年10月27日見曆史大底7698點，至今已累計上漲350%。
此外，金融機構自身負債資産期限結構不匹配、負債端不穩定、資本約束欠缺剛性、本身的風險過濾能力及消化能力不強，都使機構本身失去了資産騰挪空間。而監管政策、金融資源配置政策調整幅度過大等，都從不同方面加重了金融業的脆弱性，都不同程度地抑制了中國金融業供給能力的發揮和提升。如2016年中國的公司債利率為4.5%，2018年上升到7%。故在當下控制系統性金融風險衍生積聚的同時，亟須在克服金融脆弱性上有積極的系統部署，以此促進中國金融業供給質量的上升。
中國金融業的脆弱性首先應在監管體制上找成因
欲克服中國金融業的脆弱性，要從根源上找出原因。
就一個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大經濟體而言，中國金融業的脆弱性首先應在金融管理體制上尋找成因，如貨币政策多年來一直是政府保經濟增長的慣用工具，不同資本背景的金融機構奉行不同的資源配置風險導向。
二是金融資源配置的市場化問題一直未能得到解決，不同資金占用主體的資金占用風險與價格、資金占用價格與效率間一直未能獲得最大程度的統一。
三是金融政策、監管政策常是左搖右擺、調整幅度過大，如過去“一刀切”去表外、使表外資産歸表，現在又連發文件，要求加大對中小企業貸款支持力度，加大對在建基建項目支持力度，落實小微企業無還本續貸、盡職免責等監管政策，提高小微企業貸款不良容忍度，但可能忽略了歸表資産與銀行資本的比例是有特定要求的，在銀行資産質量變化已對銀行資本形成越來越大壓力的情況下，銀行已無資本空間去滿足這部分新增資産的資本需要，更不要說再去開拓新的貸款服務領域；同時也可能忽視了擴大基建投資會惡化政府和貨币的信用，帶來彙率貶值壓力和通脹預期。
具體來看，現在社會上下又把維持經濟增長的希望寄托在銀行貸款投放上，然而銀行的貸款投放始終受到資本基礎制約。逼使影子銀行資産流回表内，這是去杠杆的一個既定重要方向。從影子銀行的規模來看，銀行間的影子銀行主要集中在未貼現承兌彙票、委托貸款和表外理财，2017年底，這三部分需要去除的規模大約為4.4萬億、14萬億和22.17萬億。非銀金融體系的影子銀行主要是銀信合作産生的不合意信托貸款6.17萬億、銀證合作産生的不合意券商資管計劃14.03萬億和銀基合作産生的基金專戶等産品的4.47萬億。因此，2017年底不合意的影子銀行規模為43.07萬億。這種影子銀行一般可為銀行帶來4%～5%的資本金節省，同時又達到了擴大貨币供給的目的。現在要求高達43萬億的銀行表外資産回表，按照巴塞爾協議Ⅲ的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5%要求，可以大緻推算出，未來一段時間，國内商業銀行的資本金缺口在1.7萬億~2萬億之間。而在過去一段時間去杠杆的過程中，相當數量的公司接連爆發債務危機，并會逐漸反映到銀行體系中，會使中國銀行業面臨新一輪大額不良資産暴露風險。這些都必然會對銀行資本産生新的要求。所以，在通過信貸投放服務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一個當務之急是要盡快充實銀行的資本基礎。否則，所謂的增加信貸投放隻能是空中樓閣、無本之木。
四是監管有時該管的未管、顧此失彼，錯失了抑制風險趨勢性發展的良機。比如影子銀行現象，不是一夜之間就發展成如今的規模。
金融脫媒及市場化進程加速也會增加金融機構脆弱性，出現貨币資産分流加快、負債成本增加、資産收益下降等現象，從而抑制有關金融機構專業功能的發揮。
不言而喻，金融機構本身的機械風險管理機制及風險自我消化方式、滿足于順周期配置資産的習慣等，都是導緻各類風險向金融業集聚程度達到了空前規模的根本原因，也是金融業長期無法擺脫脆弱性困擾的根源之一。
中國金融業該如何克服脆弱性？
金融業的脆弱性不僅會抑制金融專業功能的發揮，而且還會對經濟周期衍化帶來種種負效應。因此，必須對克服金融脆弱性予以充分重視，從體制和機制上對克服金融脆弱性系統做出強化和完善，以使金融業在提高經濟活動質量和效率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欲克服金融業的脆弱性，首先就要增強貨币投放及傳導機制的韌性，增強貨币應對内外經濟活動變化挑戰的價格彈性;進一步提升貨币政策的獨立性，盡力避免權力對金融資源配置的介入。在中國面臨日益複雜的外部挑戰的今天，有關部門需積極幹預各人民币離岸中心的人民币彙率變化預期，提升對離岸人民币彙率變化的預判能力及交易介入能力；在岸人民币則要設定避免彙率過大波動的觸發機制及穩定維護機制。
其次要增強各市場、各行業實現價值成長和效率協同的韌性。增強各專業領域抵禦和消化風險的韌性，增強監管體系約束控制風險、防範行業資源錯配的韌性。調劑及優化社會融資結構，扭轉間接融資過度向國企和地方政府傾斜現象，緻力化解信貸資金配置的二元結構難題，逐步滿足中小企業發展的融資需要，實現中國經濟的均衡發展。
在努力克服金融業脆弱性過程中，還需緻力解決各市場遊離、缺少協同及可供各金融機構向體系外轉移消化風險的市場建設問題。這是增強中國金融業韌性的長遠大計，也是不能任其自由發展的問題。
要引導金融機構向專、強方向發展，而不是一味追求大而全、小而全。對金融機構也要堅持及時出清，讓失敗者和害群之馬出局。要強化金融業和金融市場的信用基礎和價值基礎建設，從而增加金融業的發展韌性和效用彈性。
關浣非
某國有銀行香港分行副行長，曾在香港及内地創建多家産險、壽險公司并任董事長、總裁。
責編：陳惟杉
美編：孫珍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