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海龍開寶馬車，經營着無證無照的典當行；于海明騎自行車，在兩百米外的酒店做電工。如果不是寶馬車和自行車的剮蹭，正常情況下，兩人的生活不會有交集。
現實沒有如果，8月27日晚21點30分許，昆山市一個普通的十字路口，劉海龍從寶馬車中抽出長刀，揮刀劈砍于海明，刀脫手，于海明撿起，反殺。
監控無聲，網絡上熱傳的視頻無法解釋雙方到底經曆了什麼樣口角、出現了什麼樣的分歧，緣何引發成一場血案，但在司法機關通報調查結果之前，這并不妨礙社會各界由此案引發的對于“正當防衛”的激烈讨論。
“他很和善”
在“快手”短視頻平台，劉海龍有兩個賬号。展示肌肉、俯卧撐、快速出拳、昂着頭微笑的自拍……幾乎所有内容都圍繞着他本人。
在朋友圈中，劉海龍也經常拍圖片和短視頻展示自己的生活。他光着上身，文身圖案從前胸繞過後背，脖子上挂着項鍊，左手常夾着煙，有時向旁人展示拳腳功夫，有時則抖動肚皮跳起“肚皮舞”。
在砍人視頻曝出後，他的信息被不斷深挖：近三分之一的人生是在獄中度過，曾多次因搶劫盜竊敲詐等罪獲刑；五個月前因協助抓捕販毒嫌疑人被頒發見義勇為榮譽證書；參與經營一間典當行，但無證無照；三更窮，五更富，開的寶馬是今年6月份剛以女友名義買的二手車，首付12.7萬元，貸款32.7萬元……
8月27日下午，劉海龍發布的一個多圖朋友圈中，稱自己在公司“學習”。
之後，他的朋友圈，停止了發布。
“這麼小的事情，為什麼要動刀呢？”和劉海龍同住一個小區、60多歲的王明（化名）很不解，“年輕人啊，都太沖動。”
《财經天下》周刊報道中援引知情人士給出的解釋是，“龍哥不喝酒時人很随和，酒喝高了，容易犯渾”。
據新京報的探訪，事發當晚，丢刀被反砍之後，劉海龍一路跑向路邊并跌落在草地上，血迹蔓延約10米。而于海明則緊握着刀，直到警察來了才松手。
相比劉海龍，于海明的人生要平凡了許多，在外打工多年，下過煤礦，學過廚師，在工地上睡過鐵皮房子，一年多前搬來昆山；曾有過兩段婚姻；去年，他父親剛剛因病去世，跟着前妻的長子又被查出患上了淋巴癌，到目前為止還在治療。
一位曾經的工友評價于海明稱，“人非常好，很和善。”
人到中年、背井離鄉、兒子患癌、父親過世，于忍無可忍處反擊……于海明給了圍觀者太多的共情之處。
或許這也能解釋，讨論此案時，為什麼公衆會如此敏感地一邊倒？
據新京報評論做的一項近兩萬網友參與的調查顯示，82%的網友認為于海明是正當防衛。
激烈讨論的背後，是“惺惺相惜式”的對自身際遇的憂慮。在面對他人的無理挑釁和步步緊逼，甚至是緻命威脅之時，每一個普通人應該怎麼做？我們的反應行為在法律上是怎麼評價的？法律到底希望我們成為怎樣的一個人？
這種感同身受的共鳴反應，幾乎是每一個熱點案件的共性。但鑒于司法機關以往從嚴認定“正當防衛”的司法實踐，讨論之初，公衆對于于海明被認定為正當防衛的前景，其實并不那麼看好。
正當防衛：想被認定不容易
昆山8·27反殺案次日，多個司法機關的官方微博，都推出了一條微博：“筆者分析了中國裁判文書網上100份以正當防衛為由要求輕判的二審刑事判決書，僅有4份被法院認定，其他20份為防衛過當，76份為故意傷害。法治社會，以暴制暴不被允許，我拿刀戳向你的時候，你不能理直氣壯戳回去。那該怎麼辦？别動手，你最正确的姿勢就是跑。”
網友心中“快意恩仇”的樸素正義觀，與現代法律對正當防衛的認定，有着極大偏差。
我國《刑法》第二十條明确了“正當防衛”行為，即為了使國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産和其他權利免受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為，對不法侵害人造成損害的，屬于正當防衛，不負刑事責任。
該法條第二款、第三款進一步對防衛過當和特殊防衛進行了規定，“正當防衛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的，應當負刑事責任，但是應當減輕或者免除處罰”；“對正在進行行兇、殺人、搶劫、強奸、綁架以及其他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衛行為，造成不法侵害人傷亡的，不屬于防衛過當，不負刑事責任”。
去年，于歡案塵埃落定之時，最高人民法院原常務副院長、一級大法官沈德詠撰寫的《我們應當如何适用正當防衛制度》一文中曾指出，通常認為，一般正當防衛成立，應當同時符合起因條件、時間條件、主觀條件、對象條件、限度條件等五個條件。
根據司法界通行認知，這五個條件分别指：正當防衛的起因必須是客觀存在的不法侵害；不法侵害正在進行當中；防衛人要認識到不法侵害正在進行，且其防衛行為是為了制止侵害、保護合法權益；防衛行為是針對不法侵害人進行的；防衛行為不能明顯超過制止侵害的必要限度，否則構成防衛過當。
在司法實踐中，法官在處理具體的案情時，還要參照刑法理論，從法條中提取歸納出某種情形的條件，再将其與案情一一比對認定。在這樣的多重條件限定下，正當防衛的認定似乎顯得相當嚴格。
以規定最明确的“起因條件”為例。刑法學者張明楷指出，當前司法實踐中，往往隻有在防衛人面對謀殺、強奸、搶劫幾種特定侵害行為時，其自衛行為才能得到公訴方和法院的認可。如果是在故意傷害行為或侵害名譽權行為面前還手自衛，一般會被當作互毆處理，不認定為正當防衛。
“時間條件”也經常引起争議。2016年，一位得知妻子被強奸的丈夫在追趕強奸犯過程中将其打傷，因傷害行為發生在強奸行為中止後，故而未被認定成正當防衛，被判故意傷害罪。
最麻煩、對防衛者也最不利的，則是對防衛者“主觀條件”的認定。中國刑法界普遍認為，防衛人必須意識到自己的目的是為了制止侵害，而不能是故意侵害他人。
以2000年四川泸縣的一起案件為例：被告人楊某的公公王某多次糾纏楊某，欲與其發生性關系。某日糾纏中，楊某用狗槽砸傷王某頭部。
檢察院和法院認為，雖然缺乏證據證明被告人有非法剝奪他人生命的主觀故意，但該案的被告人長期受到受害人的性侵犯，在主觀上對受害人已經産生仇恨情緒，因而其對受害人的傷亡是間接故意甚或直接故意。因此，一審檢察院和法院均認定被告人不構成正當防衛，屬故意傷害罪。
防衛似乎成了一門精巧技藝
而能成功認定為正當防衛的案件，防衛者造成的傷害明顯較低。
2010年9月份，王某軍經人介紹與張某芹相識舉行了婚禮，并同居生活，但2014年，張某芹與賈某全正式登記結婚。2015年10月8日淩晨4時半，王某軍從圍牆的豁口進入張某芹家，用磚砸張某芹卧室門并藏入門後，待賈某全出來時，用粉狀物砸過去，緊接着用其攜帶的一米長砍刀砍向賈某全，賈某全用從房間帶出的木棍進行反擊，待張某芹出來後才制止了雙方的厮打。
陝西省大荔縣人民法院一審認為，賈某全的行為構成正當防衛，因此給王某軍造成的傷害，依法不承擔民事責任。
與之對應，一旦防衛行為造成侵害者死亡，就多是“防衛過當”甚或“故意殺人”的罪名。例如2008年的沈陽擦鞋匠邱福生，奪過行兇者手中菜刀将其反殺，最終被認定為“防衛行為明顯超過必要限度并造成重大傷害，系防衛過當，已構成故意殺人罪”。
沈德詠在文中也提到，“死者為大”“死了人就占理”，這是客觀存在的社會現象。不管死傷者的行為本身是否正當，其家屬、親屬往往以此為由向司法機關施加壓力。
廣東廣信君達律師事務所律師王亞飛認為，從已有判例看，法院更鼓勵當事人面對不法侵害時，積極尋求公權力救濟，而不要将激烈對抗升級為對砍、鬥毆等。即便是對抗，也應該是低限度的，最好采取低一級的防衛措施，才有利于認定為正當防衛。
1.8月29日，江蘇省昆山市震川路順帆路交叉路口，砍人案件兩日後，事發地已經與平時無異（IC圖）
2.昆山市公安機關認定，于海明所做出的搶刀反擊行為，是情急下的正常反應，屬于正當防衛，不負刑事責任（IC圖）源于人類本能的防衛行為，似乎要在嚴格的認定之下，成為一門精巧的技藝。面對這種判決，旁觀者都很難不對防衛人報以同情。
“要求防衛人在孤立無援、高度緊張的情形之下實施剛好制止不法侵害的行為，不僅明顯違背常理常情，而且違背基本法理。”沈德詠文中寫道，“有學者批評，《刑法》第二十條關于正當防衛制度的規定、特别是第三款關于無過當防衛的規定，一定程度上處于‘休眠’狀态，未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這種批評意見不無根據和道理，值得我們認真反思。”
彼時，沈德詠即在文中呼籲，從司法适用的角度而言，裁判者在認定正當防衛，特别是判斷防衛的限度條件時，要根據案件具體情況予以充分考慮，要設身處地為防衛人着想，而不能對防衛人過于苛求。
“感謝國家，感謝政府，感謝警察”
絕大多數圍觀者沒有料到，對昆山8·27反殺案的處理，公檢機關的結論會來得如此之快。
根據《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定》第125條的規定，公安機關在刑事立案後對被拘留的犯罪嫌疑人，經過審查認為需要逮捕的，應當在拘留後的三日以内，提請人民檢察院審查批準。在特殊情況下，經縣級以上公安機關負責人批準，提請審查批準逮捕的時間可以延長一日至四日。
換句話說，公安機關最長可有七日之久的期限來審查，特别是對影響如此廣泛的案件。
而這一次，隻過了不到5天，9月1日下午，昆山市公安局和檢察院相繼發布通報，在“昆山市檢察院第一時間派員依法提前介入偵查活動”情況下，引用我國刑法第二十條第三款，認定于海明的行為屬于正當防衛，不負刑事責任，作撤銷案件處理。
中國并非判例法國家，換句話說，司法機關的通報如果僅隻就案論案，那麼此案對于中國的法治進程的意義，或将遠低于其引發的輿論熱度。但是，“檢察日報”微信公衆号随後推送的江蘇檢察機關對于此案的權威解讀，則把這一個案鮮明地打上了曆史的印記。
檢察機關分析意見認為：
首先，劉海龍挑起事端、過錯在先。從該案的起因看，劉海龍醉酒駕車，違規變道，主動滋事，挑起事端；從事态發展看，劉海龍先是推搡，繼而拳打腳踢，最後持刀擊打，不法侵害步步升級。
其次，本案系“正在進行的行兇”，劉海龍使用的雙刃尖角刀系國家禁止的管制刀具，屬于刑法規定中的兇器；其持兇器擊打他人頸部等要害部位，嚴重危及于海明人身安全；砍刀甩落在地後，其立即上前争奪，沒有放棄迹象。于海明的人身安全始終面臨着緊迫而現實的危險。
再次，于海明搶刀後，連續捅刺、砍擊劉海龍5刀，所有傷情均在7秒内形成。檢察機關認為，于海明面對揮舞的長刀，所做出的搶刀反擊行為，屬于情急下的正常反應，不能苛求他精準控制捅刺的力量和部位。
“劉海龍的不法侵害是一個持續的過程……于海明的人身安全一直處于在劉海龍的暴力威脅之中”。雖然造成劉海龍的死亡，但警方通報裡這句話，正是于海明符合特殊防衛要求，依法不需要承擔刑事責任的關鍵所在。
更難能可貴的是，在權威解讀裡，檢察機關還旗幟鮮明地寫道：“從正當防衛的制度價值看，應當優先保護防衛者。‘合法沒有必要向不法讓步’。正當防衛的實質在于‘以正對不正’，是正義行為對不法侵害的反擊，因此應明确防衛者在刑法中的優先保護地位。”
“人身安全是每個公民最基本的要求，面對來自不法行為的嚴重緊急危害，法律應當引導鼓勵公民勇于自我救濟，堅持同不法侵害作鬥争。”檢察機關表示，“司法應當負起倡導風尚、弘揚正氣的責任，檢察機關也将會依法保障人民群衆的正當防衛權利，切實維護人民群衆合法權益。”
據央視報道，9月1日，昆山市公安局已辦理相關手續，解除了對于海明刑事強制措施，立即釋放。
而得知這一結果後，于海明哽咽着連說三個“感謝”：“感謝國家！感謝人民政府！感謝人民警察！對我、對這件事做出了公正的裁判！”
“法律本身并沒有寫明什麼情況之下是正當防衛、什麼情況下不是，它都是一個原則性标準，具體都要司法人員掌握。”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教授阮齊林評論稱，“但從于歡案到這個案子，确實看出中國對正當防衛的适用上是一步一個腳印，走上正确的，或者說敢于适用的軌道上來了。”
曆史當記住這一過程——
2009年，鄧玉嬌案：被判定防衛過當，有罪，免罰。
2016年，于歡案：被判定防衛過當，有罪，有期徒刑5年。
2018年，于海明案：被判定正當防衛，無罪。
2017年6月23日，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公開宣判，判定于歡為防衛過當，以故意傷害罪改判有期徒刑五年（新華社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