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來也沒想過這段路叫什麼，最近在網上一查，原來叫興華路，北京醫院東邊正門對的那條路叫大華路，聽上去有點意思。興華路往南不遠就是東交民巷，“文革”的時候被改稱反帝路。正南面過去是法國洋行，左手現在是派出所，以前是老洋房，我們叫它“機要局”（正确的名稱是德華銀行）。派出所本來在巷子的東頭，後來跟北京醫院來了個置換。這麼一折騰，北京醫院和同仁醫院就東西隔着馬路，全國人民有了病心向往之，或問東又問西，想更好的往北二裡地問協和，雖然千裡迢迢來可能不容易，但到了地界找起來還算方便。這叫紮堆，說起來還是有傳統的，在大清朝東交民巷成為殖民者的“館界”後，也建有4所醫院。即光緒十二年（1886年），美國美以美教會在崇文門内大街西側建的同仁醫院；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法國教會、意大利教會在東交民巷建的法國醫院、意大利醫院；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德國教會在白家栅欄朱鳳标宅第舊址建的德國醫院（朱鳳标，道光年間進士，官至戶部尚書，谥“文瑞”，其宅第毀于八國聯軍入侵北京的時候）。興華路和東交民巷的西北角，是一個有故事的地方，《北京秘境》一書有記載：
東交民巷東段曾是德國人的地界。毗鄰當年德國人開的北京醫院，有一座不起眼的德國小樓。據東交民巷派出所工作人員指點，這便是新中國成立前在攝影領域赫赫有名的阿東照相館。
這座二層德國小樓延續了當年樓上居住、樓下開鋪的舊有格局。但一樓開的小賣部、鮮花店和美發店内，如今已是一水的外地小夥計，壓根兒不知道這裡曾做過什麼。隻有給位于最西頭、也最冷清的壽衣店看店的一位“老北京”，在喝完茶後冒出一句：“就算這裡以前是著名的阿東照相館，又有什麼用呢？現在連中國照相館都比不上那些影樓了。”
1933年，德國女青年海達·哈默從慕尼黑攝影學院畢業，為了能圓自己用鏡頭記錄曆史的夢想，她應聘來到萬裡之外的北平，成為阿東照相館的經理，并在這一住就是13年。其間她的身份由一個從事管理和商業攝影的照相館經理，演變成了一位遊走全中國、特别是關注老北京風土人情的自由攝影家，還成了中國近代史上最有名的外國人之一——莫理循博士的兒媳。
在海達女士的主持下，從孫中山的臨終留影，到北平淪陷至光複的影像記錄，許多在曆史上有影響的照片都出自阿東照相館。而最有名的當數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系列。1936年10月底，作為第一個采訪紅區的西方記者，斯諾帶着他在陝甘甯地區采訪的十幾本日記和筆記，30個膠卷，一大捆共産黨報紙、雜志和文件，悄然回到北平。從前門下火車後，便直奔東交民巷，把30個膠卷交給了海達，也就是毛澤東42歲那年頭戴八角帽的黑白标準像，在新中國成立後人教版的任何一本曆史課本上都能看到。
這裡說到黑白影像，現實感覺照片對我們的一生真的很重要，出生照、畢業照、結婚照、臨終照，困難也罷不困難也罷，幸福也好不幸福也好，百年的生命軌迹裡，它雖然默默無聲，卻有着最真實的寫照，甚至容不得修補，要的就是那份滄桑。不像文字，可以寫得遮遮掩掩、絮絮叨叨，是那麼回事，也可能真不是那麼回事。
記憶缺失有時挺無奈，很少有成年人能夠記得他們童年的事情，這種狀況被稱為“童年期失憶”，由弗洛伊德在1910年提出，用來描述成年人不能回憶起他們童年早期經曆的現象，說大概在7歲左右，人關于自己童年早期的記憶開始消失。但是弗洛伊德認為，人們并非真正忘掉了這些事情，他們隻是把早期記憶壓抑了，進入了大腦的另一個地方。而現代學者研究發現，由于兒童沒有精密的神經結構去構建并且保留複雜的記憶，所以實際上它們是消失了。美國埃默裡大學心理學家鮑爾博士做過一個試驗，她讓一組3歲的孩子在父母的引導下回憶3歲時發生的一些事情，比如去動物園，比如參加生日聚會。當他們5到9歲的時候再回來測試他們是否記得第一次試驗中回憶的事情。5到6歲的孩子能回憶起來的比例最高，年齡越大的孩子回憶起來的越少，但年齡越大的孩子記得的細節更多。對這個現象的解釋是，一段記憶若需要被長久記住，那麼就一定要有豐富的細節。年齡大點的孩子語言能力更強，他們能夠更準确地描述這段經曆。鮑爾博士将孩子的大腦比作一個漏勺，很多記憶碎片、神經編碼就像米粒一樣散落在上面。時間的流水沖過這個漏勺的時候，有些米粒會被沖走。小孩子缺乏強健的神經處理程序，他們的大腦就像間隙很大的漏勺，記憶更容易消失。當孩子成長起來後，他們的記憶将沒有那麼容易消失，也會越來越少受到别人的影響，那些牢固的、能夠被我們記住一生的記憶大多是15到30歲之間形成的，因為成年人的大腦已經是一張制作精良的網，記憶碎片将不再容易那麼被沖走。
說這一大段，其實是給自己這一個月的七上八下的心緒找個台階，因為父親走了，難免會想起父子因緣的點點滴滴。實話實說，10歲或9歲以前我和父親之間的事，确實是空白的。記憶裡與父親實質性的接觸，是他援非從坦桑尼亞歸來，回到北京友誼醫院工作，曾經帶我跟醫院的車去天津的三條石曆史博物館參觀。對于兒時的我算是走得非常遠的一次旅行，況且是跟父親，雖然現在想想他老人家是讓我接受工人階級憶苦思甜的教育來了，但父子幾十年的親近就是從這段記憶開始，善始善終，無愧于心。
三條石，指的是用三個條狀大青石鋪成的街道，它位于天津南北運河的“北碼頭渡”和“勝芳碼頭附近”，東鄰早期商業繁華的“大胡同”，西接城鄉接合部的要道北門外大街、河北大街，形成的三角地帶，占地面積約730畝。元代以後，随着北方漕運的發展，天津地區的經濟就以沿河貿易為特點，三岔河口一帶是經濟中心。三條石與之毗鄰，得水陸交通便利，到清代中期，南北運河所載的鐵器一般都在三條石地區交換。1860年前後就出現了為船家、客商服務的打鐵匠人，之後有了第一家手工作坊——秦記鐵鋪。1900年，天津開埠後，受外來資本主義勢力的影響，三條石地區鐵業出現了為租界建設服務的鐵工制造，截至1914年有了10多家。1915年至1930年，三條石地區鑄鐵、機器業發展到興盛時期，最初的加工配套生産逐漸分為兩個業态——鑄鐵業和機器業，到了1937年工廠達到300餘家，成為當時有名的“鐵廠街”。在1935年《大公報》關于這一地區的報道中，可以感受到這條街的景象：“在這條街長不過裡許，街寬亦僅及丈，道路坑坎，塵土飛揚”，“大小鐵廠、鐵鋪，一家密接一家”，雲集了天津近代民族實業鑄鐵、機器、五金的全部。
三條石曆史博物館，1959年9月27日開館，周恩來總理親自為其題寫館名。這是以三條石地區民族鑄鐵機器制造業發展史為基本陳列内容的地方專業性博物館，展覽以翔實的史料、豐富的實物、生動的照片，形象概括介紹了三條石鐵工業作坊興起及其特點；記述了三條石地區鑄鐵機器業興衰的過程；典型地反映了中國民族工業在三座大山壓迫下，艱難緩慢發展的曆程。1991年，天津文物主管部門撥款對三條石曆史博物館福聚興機器廠舊址進行修繕，恢複了原貌。補充的實物陳列，主要内容有前櫃房、後櫃房、鍛工棚、機加工車間等，占地面積630平方米，使當地唯一反映民族機器業發展變化曆史的遺址得以保留下來。
關于三條石還有曹禺先生一段往事。1964年4月30日，曹禺來到三條石博物館。據一位在場的工作人員回憶：大家來到大院裡，曹禺先生突然問我，以前在三條石不遠處，有個普樂戲院，現在還有嗎？我忙回答，普樂戲院早不存在了，解放後改成一個工廠的生産車間了。現在隻有一條普樂大街了。他聽了點點頭又問，離這兒不遠的地方，有個天桂戲院，現在還有嗎？我回答說，天桂戲院早沒啦！改稱紅橋區文化館劇場了，通過改建，舊貌變新顔。曹禺先生聽了若有所思地說，我在少年時代到普樂戲院和天桂戲院看過戲，具體什麼戲記不太清了，但這兩個戲院的名字我一直記得。
“文革”時被改名的反帝路（編輯·劉穎）